为什么私募干的无论多牛，都要公募化？

9 月 15 日，朱雀基金、同泰基金同一天获批，拿下公募牌照。老牌私募朱雀基金也成了第五家由私募转向公募的基金公司。

为什么私募干到最后，都喜欢干公募？总结下来，其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原因——投资者，监管与税收。

私转公疑惑之一：投研能力还是市场能力？

早在 2015 年，私募基金似乎便在考虑着公募化的问题。 2015 年 3 月，由蒋锦志掌舵的上海景林投资入股长安基金，成为了 首家通过参与现有基金公司股权的方式进军公募业的私募机构。随后，私募基金似乎就开启了进军公募的大潮。

随后的 2015 年 4 月，私募基金掌门人杨爱斌联手上海华石投资发起设立鹏扬基金公司，成为首家私募掌门人直接发起设立并控股的基金公司，并已于 2016 年 7 月份成功获批。

朱雀投资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申请公募牌照， 2018 年 9 月 15 日，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设立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批复》，朱雀基金获得了等待已久的公募牌照。

朱雀投资创始人年李华轮，原先任职于西部证券，后来在 2007 年，带着三位西部证券的同事来到上海创立了朱雀投资。 朱雀投资与别的私募基金有着显著区别，其以合伙人模式早期吸纳大量私募基金合伙加盟，专注于公司市场与品牌逐渐做大规模，名气渐长之后开始成为私募翘楚。

朱雀的基金序列，包括新三板基金、定增基金、海外基金、并购基金，在经历了市场上的牛市后， 2015 年 6 月资产管理规模一度到达了 250 亿元，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 200 亿元。

对于大规模的资产管理，与大多数私募基金收益差距较大不同； 朱雀旗下管理规模庞大，资产配置趋向于大盘股，收益与大盘趋同难以避免 。

朱雀旗下新动力、新机遇、阿尔法尊享、惠选、汇智以及主系列产品，其今年以来的收益区间普遍在 -16%~-18% 之间。相比之下，上证指数、沪深 300 今年累计跌幅均在 15.4% 左右，考虑到收益叠加固定管理费 1~1.5% 的效应，朱雀权益类基金表现几乎与指数趋同。

其中，在超过 85% 的亏损基金都是由 李华轮、梁跃军、何之渊与洪露四位基金经理管理的。 李华轮是朱雀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也是公司投研力量的核心人员；梁跃军是朱雀投资的高级合伙人，同时也是公司量化投资组组长；洪露是朱雀投资的高级合伙人，也是投资研究部总经理；何之渊目前负责 TMT 行业研究。

在基金指数化运作的背后，投研能力被放到了次席，市场与投资者来源则是首要考量，私转公的想法便油然而生。

此外，熊市赚管理费，牛市赚业绩提成，这个是公募与私募商业模式的区别。私募基金一般约定，在阶段性超过某收益水平的基础上会收取业绩提成，通常提取比例在 2 0 % 左右。

由于 A 股市场长期低迷，权益类私募基金不仅很难取得 2 0 % 左右的业绩提成，却要面对大约 7 0 % 的基金清盘警戒线，由此无法达到“旱涝保收”的地步。相对而言，公募基金门槛偏低，推介渠道丰富，其有利于基金公司做大规模，赖管理费为生。

私转公疑惑之二：当监管划定市场，私募只能改旗易帜？

通常来说，私募基金投资门槛在 100 万以上，公募基金在 1000 元以上；而在原本已经较为不公的状态下，近年私募在市场扩容潜力上的优待，与公募进一步拉远。

2014 年开始，陆金所等互联网金融平台首次引入 “信托收益权拆分”的概念。平台散标投资门槛低至 5 万。作为私募基金载体，信托计划允许被拆分，意味着私募可以效仿互金平台拆分信托收益，从而把投资门槛降低，以此吸引中低产阶级投资者。

2015 年大盘震荡之后，由于 “做空漩涡”，部分私募基金似被监管层列为“害群之马”，私募的好日子从那时开始，逐渐走到了头。

2016 年开始，监管集中整治信托收益权拆分， 银监会明令禁止私募收益权拆分，证监会禁止违规开展私募产品拆分转让业务。叫停了 P2P “私募拆分”。

而在当时，金融圈的互联网 + 如火如荼，监管层却浇下一碰冷水。 2016 年 4 月，《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出台。 包括将微信朋友圈等互联网媒介列为推介 “禁地”在内，将私募公开推荐渠道围得水泄不通，其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私募新规。

与私募构成鲜明反差的是对公募类产品的扶持。 2018 年的 “独角兽基金”成为金融圈的一桩轶事，六大基金公司发行产品不仅享受到大型互联网企业战略配置的先机，其投资门槛竟低到 1 元，监管层似乎对这一门槛也有默许。

除此之外， 2016 年逐渐明晰的 “资管新规”，限制大型机构投资非标准化资产。私募的大型机构客户骤然减少。 2016 年，国字号基金市场化改革，借助公募发行平准基金稳定大盘；养老金，社保基金认购公募基金范围拓宽。去年年底，监管层下发《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 ( 试行 ) 》征求意见稿，启动万亿养老金市场，私募却依然分不到羹。

一切好处，全被公募基金占了。亲疏之别，一个待遇在天上，一个在灭亡线上挣扎。 大型私募转公，也许是一种读懂监管脉络的 “不得已而为之”。

私转公疑惑之三：税收有别？

除此之外，税收原因也是一种一个重点。

近日有传言，按照新规定，合伙型私募基金营业收入所得超过 10 万元，就要按 35% 的税率征收个税，

而经部分媒体解读，创投型私募基金在部分地方 20% 优惠税率下档，最终造成税率的实质性提高。

而在此之前，资管增值税提上档期，已经让私募基金苦不堪言。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资管产品缴纳增值税新规正式实施，除去纳税义务，备案义务之外；私募基金在今年开始出现大量合规运营人员缺口，私募合规要求竟已不亚于公募。

平安道远投资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投资执行官 张存相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资管增值税将带来以下影响：第一，增加了私募基金的运营成本 ——无论是投资方面还是收益的损耗；第二，各家私募基金公司所投资的基础资产不同，即收益来源方式不同，影响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如果私募买信用债，在债券市场的收益将付出更多税收。这也意味着，私募机构需要继续提升投资能力。

私募路在何方？

而上至私募基金从业考试要求，下至私募基金强制备案与规则趋严，私募基金的生存环境正在急剧被压缩。

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7 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18 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 44 家，内资公司 74 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共 13 家，保险资管公司 2 家。 上述基金管理公司合计管理资产约 13.83 万亿元，合计管理基金份额为 13.42 万亿份，共管理基金产品 5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