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朝隋唐史论集
》
黄永年
著
从书：溯源
·学术经典
定价：
249
.00元（上下册）
书号：
978-7-203-
13726-9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的史学论文集，集中收录了作者在北朝隋唐史领域的主要学术成果。书中收录论文五十余篇，内容涉及北齐、北周、隋、唐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重要人物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府兵制、关陇集团、玄武门之变、李武政权、两税法等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考辨，对一些唐代传世及出土文献作了辨析与释证，对家具、饮食等唐代社会生活的侧面也作了探究，在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中都有所推进。本书考证细密，立论严谨，史料扎实，功力深厚，是一部极具分量的学术论文集。
黄永年（
1925—2007），江苏江阴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著作有《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树新义室笔谈》《文史探微》《学苑零拾》《古籍版本学》《文史存稿》《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古文献学四讲》及《唐史十二讲》等。
黄永年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其思想、学术相辅相成而自成体系，影响当代中古史界甚深。《北朝隋唐史论集》收入黄先生历年撰刊的相关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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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覆盖北朝后期政治史及隋唐史各领域，或填补空白，或纠正前修，或考订史事，或展示方法，篇帙或短而精义纷呈，深入浅出而蕴深含博，实事求是而态度恳切，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崇高的史家职志，足资文史学者参考借鉴，亦便广大爱好者研习，且可为中古史研究留下一份可贵的学术史资料。
——楼劲（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上 册
论北齐的政治斗争
论北齐的文化
《北史
·恩幸传》记齐宦者仓头胡人乐工事杂说
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
对宇文周和关陇集团的再认识
邺城和三台
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
尉迟迥相州举兵事发微
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
说隋末的骁果
——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
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
唐太宗生年考实
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
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士族庶族问题
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
李
勣
与山东
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
武则天真相
说李武政权
说狄仁杰的奏毁淫祠
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
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
——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
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
《通典》论安史之乱的
“二统”说证释
下 册
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
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
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
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
“泾师之变”发微
所谓
“永贞革新”
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
唐代的宦官
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
“狐”与“胡”之关系
补论
“狐”与“胡”之关系
“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
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唐代籍帐中
“常田”“部田”诸词试释
唐天宝宣城郡丁课银铤考释
唐两税法杂考
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
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
《长恨歌》新解
汉皇与明皇
——读陈寅恪先生《长恨歌笺证》札记稿
《秦妇吟》通释
《纂异记》和卢仝的生卒年
释敦煌写本《杂抄》中的
“面衣”
释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
——兼论有关王梵志的考证
读唐刘濬墓志
《全唐文
·杨妃碑记》伪证
考唐长安城内两个缺失的坊名
唐人楷书述论
论唐代明器中的木明器
唐代家具探索
说饼
——唐代长安饮食探索
黄永年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黄永年先生（
1925—2007）出生于江苏常州，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终身以教书为业，先后任教于上海（西安）交通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多种学术职务。黄永年先生是我国老一辈古代史及古文献学著名研究专家。
黄先生幼时西方式教育已经普及，不像时代略早的一些前辈学者，他从小并未上过私塾，而是和今天的幼童一样入幼稚园，升入小学、中学。他从小喜爱读书，《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太平广记》等典籍，多在中学即已通读，由此对史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早年师从吕思勉、童书业及顾颉刚等诸位大师，受业名家，渊源有自，根柢深厚。
黄先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史学、古典文学及目录版本、碑刻、书法等诸多领域，但如其本人所言，其中较成体系的主要还是在中古史方面。
20世纪40年代，黄永年先生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对唐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之后60年，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排除了种种政治干扰以后，他潜心于唐史研究，成果丰硕。90年代以来，研究兴趣又上溯至北朝，同样取得了为学界瞩目的成就。多年来，黄先生在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多有反响，其关于唐史研究的系列文章，曾由美国汪荣祖教授代编为《唐代史事考释》（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后黄先生复手订论文结集为《文史探微》（200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所著《唐史史料学》因内容扎实，方便使用，久已蜚声士林，是当今唐史研究者的入门必备之书。《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200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更是他在个人多年研究的系列论文基础上加以充实连贯而成的厚积薄发之作。黄永年先生于中古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政治事件、民族关系、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及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深入的见解，其谨严的学风和深厚的文献功底，向来为学界所称道。
长久以来，人们多已习惯政治史以王朝为断限的研究方法，黄先生却打破了人们习见的这一传统格局，独辟蹊径，选取北朝至唐代后期作为中国政治史上相对完整的一个时期予以考察。这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别出心裁，而是对长时段的中国历史精心钻研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认为，发生在北周、北齐和隋的若干重大史事及其创建之制度，如
“关中本位政策”及关陇集团的存在，北魏迁都以后汉化政策的影响，齐、周间的文化差异及特点，文武合一和文武分途以及与门阀士族之关系等等，皆对入唐以后的政治发展影响甚深。依照他的看法，唐朝后期尤其是黄巢攻入长安，伴随安史乱后唐廷长期赖以维持的主要军事力量神策军的解体，标志着历史开始转入地方藩镇相争的阶段，而这一阶段实应与五代十国至宋初的动乱割据视为一体。这些见解，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不惟令人耳目一新，更是颇具灼见的论断。
在隋唐史领域，史学大师陈寅恪无疑具有开拓创建之功。他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的诸多精辟认识，至今仍予后学者以启迪。黄先生早年曾与陈先生有过文字之交，后者可以说是他进入唐史研究领域的启蒙者和领路人。他服膺陈先生的学术成就，从其历年刊布的论文和著作中，能够时时感受到这一点。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此拘于陈先生建立的庞大体系之中，而放弃了自主见解。事实上，在黄先生的各种论著中，随处可以见到他对陈先生某些具体看法的不同意见。黄先生这种不囿成说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在早年就已展露端倪。他在大学时代的毕业论文《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即根据唐人记载安史之乱的第一手文献《安禄山事迹》所说安史叛军的构成状况
“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来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为安史主力的说法。
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主义，进而演进成为隋及唐前期政治上把持大权的关陇集团，这是陈先生于隋唐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获之一，也是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所在。此说自提出以后，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几成定说。然黄永年先生关注这一问题有年，经长期思考及深入探究之后，对之提出了重大补充与修正。对于陈寅恪先生未曾深入论述的关陇集团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这一问题，黄先生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从文化方面将关陇集团所在的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加以对比，认为这一集团属性落后，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中，黄先生提出他自己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系统认识。他就关陇集团
“文武合一”这一本质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早在西周春秋时代，上层统治者具有文武合一的特质，由于当时是封建领主社会，文武合于领主一身正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战国时期，封建领主制社会转型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文武合一的领主消失。但是社会发展往往是曲折前行的，封建领主制至东汉末又出现反复，形成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成为封建领主制彻底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关陇集团的文武合一，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关陇集团的延续历史，涉及这一势力在政治上究竟发挥了多长时间的主导作用，这无疑也是关于关陇集团历史评价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陈寅恪先生在提出关陇集团这一重大概念的同时，已经做出论断，认为这一集团历时
150年，延至武周遭到武曌的彻底破坏。这一问题是黄先生关于关陇集团的又一个思考重点。北周灭北齐、杨坚平定相州总管尉迟迥的举兵、隋兵南下灭陈实现寰宇一统，关陇集团进入全盛时代。但是其后发展是否真如陈先生所言，直到武周才遭全面解体？面对这几乎已不是问题的成说，黄先生再次展现出学术探求的勇气。他通过对《隋书》的仔细研读，以陈先生提出的“文武合一”界定标准，对当朝权贵逐一进行分析，指出在文帝时，关陇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大体尚可维系，但是到炀帝时，朝贵中大多数已成为文职，因而不再具有关陇集团的这一典型特征，关陇集团实际上仅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即已开始解体。对于个中原因，黄先生同样做了历史的考察。他认为在“关中本位政策”指导下形成的关陇集团之所以局限于关陇，是因为宇文泰当年只控制了关陇地区，其实力远较东魏北齐及南朝萧梁为弱，这些地区的人才不能为其所用之故。自隋唐统一寰宇，所用人才当然不可能继续局限于关陇而必然同时从山东、江左选拔。此系列论断见于他的《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及《论北齐的政治斗争》等论文。
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之前，凡是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宰制全国。此内外轻重之势使政治革命中只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政治革命则无论如何名正言顺，均以失败告终。然而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原因何在？陈寅恪先生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