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这首诗是排在《诗经》开头的，因此很重要。但是在解释上，《关雎》也是误解最严重的篇章之一。总结一下古来的说法，起码有以下三种误解：
第一种误解，就是把这首诗理解为一首讽刺诗，具体说是刺周康王之作。
说到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西周王室。西周第一代王是周武王。第二代就是周成王。成王之后的王，就是据说与《关雎》有关的周康王。前面的一讲提到过，古代下级对上级提意见，有一种方式叫“谲谏”。这个“谲”字的意思是，做臣子的给皇帝提意见不要太直接，要拐弯抹角，既不伤对方体面，也可以保护自己。举例而言，比如说我们上课，有些人迟到了，我不直接说你迟到了，直接批评你会不高兴，我只念《学生守则》：“学生上课不许迟到，不许早退。”念守则，没有直接说你，你听了自我检讨，自己觉悟。这种提意见的方式，古代就叫“谲谏”。
明白了谲谏的意思，就可以消除一个疑问：看《关雎》的诗篇，根本就看不出一点“谏”的意思啊？这是因为，谲谏根本就不是直接提出批评。据说，周康王有一天与夫人一起休息，第二天起床晚了。夫妻在一起，康王受了点累，所以晚起了。在当时，是有专门负责监护周王行为的官员的，他们不好直接批评周王，就对着“晏起”的周王念《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诗里边怎么讲，夫妻关系要和谐，和谐就当然也要有节制啊，雎鸠不是“挚而有别”吗？康王听了自己就明白了，这样也就达到了“刺康王”的目的。《关雎》这首诗本身不是刺，可大臣念这首诗针对周王的晚起，就自然有了讽谏的意思了。本来是一条枪，换个手法使用，就成棍子了。
这一说法流行于什么时候呢？西汉。西汉人治经学，把“三百篇”都当“谏书”来看待、使用。这还有一个故事呢。汉武帝英雄了一辈子，死了，留下个小皇子刘弗陵，没办法就由大将军霍光秉政。刘弗陵英年早逝，霍光不得已立了昌邑王刘贺做皇帝。可这位昌邑王成了皇帝以后，按正史的说法是专做坏事，于是霍光又废掉了他。昌邑王被废掉以后，朝廷追究帝王师们的责任：你们是怎么教育小皇帝的啊？让他什么坏事儿都干？结果追究到一位叫做王式的经生这里，因为昌邑王胡作非为的时候，王式没有上任何谏奏。不想王式全然不接受指责，他说：我给皇帝讲《诗经》，三百篇，篇篇都是谏书，我干嘛还要另上什么谏书？那不是多此一举吗？他这样一辩驳，朝廷质问他的人，反被弄得哑口无言。于是“篇篇是谏书”的话就流传下来了，它实际显示了西汉儒家经学研究的重要特点：用经典的阐释干预政治以及皇帝行为。
时代在不断变化，从东汉起一直到清代，甚至包括现在一些学者，又换了一种说法，认为《关雎》表的是“文王之德”。这就是这里要说的第二种误解。
这第二个观点人们也难免要奇怪，按阐释学道理，《关雎》的文本中，“文王”俩字连影子也没有啊，怎能说是赞美周文王呢？可是，这个观点大致从东汉《毛诗序》提出后，就连在解释经典上很有怀疑精神的欧阳修，也没有反对；到了朱熹《诗集传》，更是明确地说这首诗与周文王及文王夫人大姒有关；此后的许多经学家也一直坚持此说。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诗篇中的男女情感那样深挚，还有和乐的礼乐活动，若不是周文王，谁能有这样的德行啊？在古代，这就是经学思维的一个制高点，谁也不敢轻易否认。可是，古人这样强调文王之德有什么目的呢？他们要以文王之德为标准，为小民确立生活的榜样。说到这，明眼人就能看出，东汉以后的《诗经》阐释，已经与西汉不同了，《诗经》已不再“篇篇是谏书”了，它已经变成一本教化民众的教材。
尤其讲到“后妃之德”，在古代社会是有其很现实的针对性的，用处很大。原来文王夫人的“后妃之德”中有这样两点：能生、不嫉妒。据说她自己生了“文王十子”，而且她不单自己能生，还不嫉妒，也让别的妃嫔生。这在封建社会是被大力提倡的。今天讲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家庭和谐不存在这方面问题。在古代，有权势的家庭一夫多妻，姬妾多，想要维持家庭相安无事，就难了去了！正妻除了有生养的本事，还得有容人的气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解释《诗经》强调女子向文王夫人学习，就有相应的现实意义了。什么叫“经学”啊？就是要阐发经典大义以规范普通人的人生。
说到《诗经》作品，今天是当作文学来看待的。可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解释者们因应着各自时代生活的需要，附加了不少文本外的意义。明清时候也有人收集过一本山歌集子，可从没人用它去指导自己的生活。正是因为经学对《诗经》做了一番政治、伦理的阐释，对后来文化的发展才产生了很大作用。这就是一部经典的作用。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发展历程，就必须重视这些经典在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这已不再是文学史的话题，而是进入了思想史、精神史、文化史的领域。《诗经》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化著作，在几千年间就是这样参与了民族精神的建构的，其作用的好坏，各人可以有不同评判，但就其实际起了作用这一点而言，是需要郑重其事地对待的。
第三种误解是属于现代人的。现代学者解释《关雎》，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大家可以去翻一翻中学、大学的一些教材和一些出版社的《诗经》选本，上来不说《关雎》是爱情诗的极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这个说法与诗的内容不搭调。现代文学很喜欢表现男欢女爱，以为这是人性的自然，所以《诗经》中一说到男女，解释者很自然就往爱情主题上想。这符合《关雎》原意吗？个人觉得其弊端与古人的误解并无两样。
那么，人们自然要问了：你说这不是爱情诗，有什么理由？还有，不是爱情诗，又是什么诗？我以为以下几个理由，可证《关雎》不是爱情诗：
第一，人称形式不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式。爱情诗有这样用人称形式的吗？设想一下，一个男同学看上同班的女同学，就写“有个女同学啊，是这男生的好配偶”，这像话吗？古代文学里也有爱情诗啊，汉乐府有《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再如李商隐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以第一人称“我”（“我”在诗歌里是可以省略的）的口吻向对方倾诉。这就是《关雎》非爱情诗的第一点：人称形式有问题。其实，诗的第三人称形式正好表明，这是一首赞美男女般配的诗篇。
第二，诗中写到的器物也不对。说男方取悦女方，“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这还有可行性。男的家里有琴、有瑟，到女孩子家门口来弹奏，只要老丈人、大小舅子不出来收拾你就行。但后面的“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就有问题。这像求爱吗？古代青铜钟，最简单也三件一套，需要架子悬挂，同时还有鼓，摆出来好大的排场。想追求姑娘，先组织个乐队，大家一起组团去追求，追上了又算谁的呢？所以，诗篇里的乐器，也表明诗篇不能做爱情诗来解。
第三，诗篇中“钟鼓”与“琴瑟”同时出现，恰好暗示了诗篇歌唱的场合，即一场婚姻缔结的典礼现场。换言之，诗篇是结婚典礼上的乐章，祝愿新婚夫妇恩爱和谐。何以这样说呢？证据就在《仪礼》和《国语》《左传》对典礼活动的记载。《关雎》出现“琴瑟友之”，而“琴瑟”，看《仪礼》对“乡饮酒礼”“燕礼”的记载，是典礼“升歌”节目的乐器。而所谓“升歌”，就是乐工登堂而歌，乐工（一般为盲瞽）四人，两人弹奏琴瑟，两人在堂上歌唱。同时，在堂下，高级典礼则有钟鼓演奏，称“金奏”（参王国维《释乐次》）。所以，诗篇“琴瑟友之”与“钟鼓乐之”同时出现，正表明是表现典礼。
第四，诗篇言参差荇菜，前面说过，古代宗庙祭祀，可以用采集的各种水菜藻类上贡，采集这些野菜，主要是妇女之事。诗篇言“参差荇菜”，暗示了诗篇中的“淑女”将承担家庭主妇之事。所以，从这一点说，诗篇也应该与婚姻的缔结有关。
不过，这样说人们可能还是要反问：你说《关雎》非爱情诗，可是，篇章“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样的句子，写男子想念淑女，翻过来掉过去，彻夜失眠，难道这不是爱情吗？是的，这样的句子确实是在表达对淑女的恋慕，但是，仅凭这几句就把诗篇定性为爱情诗，还是难免偏颇。婚姻自古就是大事，关乎自己一生的幸福，也关乎家庭乃至家族的兴旺。诗人写这样的句子，固然有表现对淑女的思慕的意思，但更是强调好婚姻的难得。诗篇这样写，也是在反衬眼前“君子”和“淑女”的结合，是多么不易，多么难得。
那么，诗篇表达的不是爱情，又表达的是什么呢？回答是：诗篇非爱情，但也离爱情不远，它是“恩情诗”。爱情是生命意义上的现象，而恩情是伦理意义上的事情。歌德都七十岁了，突然疯狂爱上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他就有了爱情了。这段突然而来、无果而终的爱情，连歌德自己也知道两者年龄差距太大，心爱的女孩都可以做他孙女了。但感情来了，想控制也得行啊？歌德，伟大的诗人，人到老年，还有这样的情感爆发，是他生命力非同一般的表现，一般人七十岁走路都不稳当了，哪还有心思整什么爱情！所以我们说，爱情是个生命现象。那什么又是恩情？恩情与爱情的不同是，它日益深厚地发生在合法夫妻、两口子之间，而且是有伦理现实这样一个先决条件的。“一日夫妻百日恩”的“百日恩”，也是需要有个“一日”的“夫妻”之实为底子的。
这就涉及《关雎》诗篇在当初的具体使用了。古人作这样一首诗，为的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祝贺新婚夫妻。祝愿他们婚后和谐，恩深似海，家和事兴。《关雎》是婚姻典礼的乐歌，这就与诗篇的第三人称形式搭调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发出的赞美。诗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赞美难得的好姻缘的缔结。其实，这样的说法，早在清末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就提出了。可是，很少有人敢相信，就连现代学者对《关雎》题旨也绕开方玉润的说法另作探求。这是为什么？畏惧一种经典文献的说法。哪部经典的说法呢？就是《礼记》。《礼记》中就有“婚姻不贺”及类似的说法。但是，《礼记》这部书成书于什么时候？普遍认为，它是战国儒家著作。《关雎》则不晚于西周中期，两者在时间上起码相差了好几百年。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地点上看，《关雎》出自《周南》，按照周朝的王畿之地推测，大致在陕西、河南这一带。《礼记》则属于儒家文献，产自山东一带，因而在地域上，也差了上千里。假如婚姻真的“不贺”，不演奏诗篇的话，那么《国风》中许多关乎婚姻典礼的歌唱，又从何而来？尽信书不如无书，直到现代还有些学者畏于《礼记》，而不相信《关雎》自身所表达，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