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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黄大拿
一个县里的百姓假若都习惯于就着咸菜啃窝窝头，消费需求被抑制到仅仅不饿肚子的程度，这个地方的经济还有多少活力？如果这种现象更扩展到一国，岂不是更可怕？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了《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关注度颇高。枯燥的数据这里不必引用，但数据传递的两个信息却非常明了：一是中国人的消费越来越给力，消费升级的趋势很明显；二是消费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但已经很高，而且还在提升。
看上去高大上的“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明朝不可能有，但关于居民消费的记载却比比皆是。
《履园丛话》记晚明一次寻常宴会曰：“上下千百人，一时云集，真可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时值酷暑，海味山珍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食。”
“酒池肉林”，“饮食如流”，好一副奢华的消费图景。夏天的山珍海味容易变质，猪狗都不屑搭理，这一幕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中国人一向是崇尚节俭的，这是晚明人们真实的生活吗？
一
西门庆的早餐、张居正的脂粉
读描写明晚社会的《金瓶梅》，常常让人食指大动。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纯属扯淡，《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宋朝，其实《金瓶梅》是明朝人写明朝事，借用宋朝为背景，只是写书人为避嫌疑而使用的障眼法而已。详见黄大拿明史拍案《
西门庆不吃工作餐，明朝官员待遇这么差？
》（4月5日）
黄米面枣糕，玉米面果馅蒸饼，鹅油蒸饼，荷花饼，松花饼，梅桂菊花饼，乳饼，顶皮酥果馅饼儿，肉兜子，板搭馓子，玫瑰搽穰卷儿，裹馅凉糕，……这是西门大官人日常享用的点心。
第22回，还是在西门庆家，“一日，腊月初八日，西门庆早起，约下应伯爵，……说着，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混钝鸡儿，银厢瓯儿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这是早餐。
对大多数当代人来说，《金瓶梅》中出现的点心多半闻所未闻，而自己的早餐，则不过意味着几十年没变过花样的包子馒头面条，而今乍见西门庆的这一顿早餐，焉能不羡慕？
但是刚有艳羡之意，“道德”问题可能会不期而至：一顿早餐都这么多花样，是不是太奢糜了一点？
戴着道德眼镜看西门庆的物质享受，“奢糜”、“腐朽”等帽子几乎是必备的。但回到历史就会发现，西门庆的这种生活其实并非特别“过火”。
晚明奢侈之习，倡导于士大夫。首辅大人张居正穿衣必鲜美耀目，还嗜好膏泽脂香，家仆于晨暮递进。张居正请礼部尚书陆树声至内阁吃饭，吃饭中间，侍者拿着鬃刷不时替居正梳鬓。陆氏亲见，一顿饭的工夫，居正换衣几次。这是见于正史的记载。
明人笔记《四友斋丛说》则说，嘉靖年间，松江（今属上海地区）风俗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奢华。名士何良俊年幼时，“见人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至嘉靖时，已是“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必陈，或觅远方珍品，互相争胜”，刚刚听说一士大夫请某名士，杀鹅三十余头，朝廷奏疏也引以为异，马上就有人摆出了百余菜式的豪宴，“鸽子斑鸠之类皆有”。
随着奢侈品的丰富，奢靡之风也蔓延到了中下层，成为江南社会之常态。
看来，晚明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一种势不可挡的时尚。
二
为消费唱赞歌，还讲不讲道德？
在传统中国，几乎任何事情都与道德有关。把消费与道德扯到一起，也的确是中国的传统之一。
著名学者杨联升在《国史探微》中对此总结说，中国人“鼓励储蓄，是为了防备饥荒、疾病以及婚姻丧葬之类的额外花费，而鼓励节俭则纯粹只是为了道德本身的缘故。”所以，类似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警句从来不绝如缕，尽管从逻辑上说，这种归纳存在很大纰漏，因为成与勤、败与奢之间存在的只是或然性关系。
一个著名的例证是，清朝的道光皇帝以节俭出名，据说一件龙袍都有好几个补丁，但他如何能算一个成功的帝王，道光朝又怎么能算是一个治世？
从人性的角度，乐于追求感官上的愉悦是一种必然，但由于与道德紧紧相联，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敢为消费大唱赞歌，一个追求身后名的人，则尤其需要谨慎。历史上出过很多所谓圣君、贤相、名臣，史书上论证其人或圣或贤的时候，节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论据。
宋代的名相寇准本来极有作为，但由于其在个人物质享受方面不肯降低标准，便引来了不少史家的一声叹惜：白璧微瑕，可惜了。
但是到了晚明时代，这种强势的主流价值观遇到了巨大挑战。不仅人们以物质享受为荣，而且还出现了为奢华消费大唱赞歌的理论家。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