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24年以6月为界。6月以前，是忙了一年工作积攒的疲惫、春节回老家见朋友充电后的放松、进入新一年在工作量考核压力下找选题的焦虑、进入工作状态后连续两三个月近乎无休工作的沉浸。然后急转直下。
起初是这样：2023年秋季体检时，身上不同部位长的若干结节中有一个较为可疑的乳腺结节，医生建议要密切随访。于是乎，2024年春节假期，我去了老家肿瘤医院。结合彩超，医生认为还可观望，三个月后复诊。
6月初，我回老家进行常规复诊。我心态乐观，医生开了单子，做个B超测个血氧我都嫌麻烦，到门诊排队等叫号，还在想这多耽误工作。没想到医生看到B超结果，扔下一句话：得赶紧手术。即便已经连续几年看到报道，讲如今罹患乳腺癌的女性呈年轻化趋势，我一时还是难以接受。我拿着打满一张纸的术前检查单子（包括CT、钼靶、磁共振等等），交了几千块住院押金，每天来医院一至两趟。那时我全心全意希望影像学检查结果可以“逆风翻盘”，让我免去手术之苦。如此跑了一周，端午假期结束后，我紧张兮兮给医生办公室打电话，得到回复：你这个看着是恶性了，当然要手术啦。
术前谈话。医生告知有可能最坏的结果，比方说，术中他们取下肿瘤，如果冰冻结果显示周边有癌细胞，就要扩切；如果边缘还有癌细胞，就要全切。那就意味着要化疗。在办住院后，我在住院楼的墙上宣传栏看到化疗的诸种副作用：恶心、脱发，等等。
每天我都有这两种情绪：希望病不要太坏，希望病不要太影响工作。我忍不住打听，放疗要多久？化疗要多久？（放疗要连续5周左右。化疗的周期是21天一次，每次要输液2-3天。）手术前一天我下载了北京不同医院的App，评估边工作边放化疗的可能性。
▲做手术前朋友挑选相见的咖啡馆，叫“真高兴”，朋友说，意头很好
这是个情绪病，大家都说。家人、朋友劝我，先别想工作了，身体最重要。接受这点并不容易。今年是我做记者的第七年，我从大学开始就在这个行业实习，眼见着一篇篇好稿诞生，自然也想写出有价值的报道，但是这几年媒介环境剧变，读者在长文章上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我想一边保证文本质量一边冲击新媒体速度，日日焦虑。再加上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不写稿就赚不到什么钱，北京的生活成本摆在眼前，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命当然重要，但谋生也很重要。
手术前一晚，不能进食，不能喝水。在病床上坐等手术通知的一整个白天，我刷手机，看了半本《世界小史》，又捡起《亮剑》重读。窗外的蓝天白云由明转暗，我同一病房的其他三位病友已去了手术台，我终于被“叫号”，排到了当天倒数第二台手术。
▲病房的窗景算是很好
手术后，麻药导致的强烈副作用让我第二天吃什么吐什么，在一层楼同时有至少一百人说话的菜市场般的住院部，我躺在床上回消息，打几个字得闭上眼（每一个字都让人眼前发晕），全身不同地方同时传导痛感——强烈的感觉涌上来，我现在想工作也没法工作啦。我在心里终于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身体的不适中等待结果。我和隔壁的病友（以及我们的家人）每天闲聊，我们等医生每天早上来查房，讲两句能给我们正能量的话；护士来输液，晚上查房。医生说，我术中冰冻切片的结果是好的——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在我隔壁病床的姐姐，只有一个小结节，做了逐项检查后，医生按良性做手术，术后几天，病理结果显示肿瘤为恶性，半个月内，她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同一病房的另一位病人已经是第三次做手术开结节。
又过了三天，医生查房时匆忙告知，可以先回家了（因为医院床位紧缺，要让位给下周同一时间做手术的病人）。“病理是好的。”那就说明顺利通关了吗？医生说，还有免疫组化结果，要再等几天。回家查，免疫组化结果用于判定肿瘤良性或恶性、确认癌症分期，等等。
术后八天，我拔了引流管，告别每时挎在身上、记录积液的引流瓶（这段时间，我的活动范围仅限家里的客厅—饭厅—卫生间—卧室，每到一地，引流瓶就往地上一放，睡觉时，引流瓶挂在床边，身体一夜不动）。免疫组化结果已出，万幸我的这一个肿瘤处在癌前病变阶段。不仅不用化疗，还不用放疗，算是大喜。至于其他结节，仍需密切随访。
在换药室外排队时，一位面色红润的女士抱怨，她5月做的手术，现在还不能放疗，因为患肢还不能抬过头顶、摸到另一侧耳朵。聊着聊着才知她已做过六次化疗。“该受的罪一样也少不了。”第二次化疗后，她说，睡觉醒来，枕头都是黑的，是掉的头发。
术后10天，我到医院查看伤口，下午，雨过之后，我到家附近的小公园里熟悉的咖啡馆，上二层，点了一杯热饮。忽晴忽阴。我刷了会儿豆瓣，抬眼看，一只肥松鼠在瞅我。
我能去电影院看电影，能出门吃饭。我和朋友去看了《走走停停》。把患侧的胳膊抬起来，这个动作对我来说还是很难。我走路变得慢慢悠悠，符合云南人的平均节奏（因为步伐加快伤口的痛感会加剧）。养病的大部分时间，我用于重读《鹿鼎记》，看韦小宝如何全不会武功，却成了最终的赢家。
▲拔完引流管去家附近的小公园，遇到的肥松鼠
▲老小区里充满西南地区常见的三角梅，在《走走停停》里也看到
7月初，我可以自如行走了，便订了回北京的机票。收行李那两天，我看到公众号“后浪研究所”的一篇报道《“带癌上班”的年轻人，和他们不能失去的工作》，反复阅读，心有戚戚。有位跟我年龄相近的同行，27岁时被第一次诊断出乳腺癌，请了一年病假，做化疗、保乳手术、三十多次放疗后，重返工作岗位。五年后她乳腺癌复发，晚期，伴随骨转移，这位同行每个月的月中要坐四小时动车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一位患上非特殊性浸润性乳腺癌的35岁女性，在十几个人同住的日间病房里，还带着笔记本电脑准备干活。“带癌上班不一定会死，但不上班肯定饿死。”她说。
该怎么调整自己呢？
理性告诉我，要保持好心情，要想开，工作怎么都没有身心健康重要。可是感性也告诉我，搵食难，一旦脱离轨道，想要重回轨道更难。
一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可以让我得到缓冲的新爱好是徒步。去年下半年，我和同事孟依依结伴在京郊徒步数次，我们在夏末去了白瀑寺，一个雨后的雾天爬上了海坨山，中秋假期爬了大觉寺小环线，深秋走了香山后山，看到了一点点红叶。
我体能一般，手脚灵活度一般，怕高，是个绝对的徒步庸人。但徒步是我能找到的成本较低、出行便宜、又能较长时间将自己完全隔绝于工作的爱好了。每次进山后，大半时间手机没有信号，我们没法回复任何工作消息。在登山杖一下下戳着石块、泥土或落叶尘埃的笃笃声中，在喘不匀气、额头两颊冒汗、两腿酸软发颤的劳累中，我的头脑终于被迫放松，不想采访怎么约、选题该找谁、录音素材如何选取、稿件结构如何设计；不想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人这辈子该如何活着——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不想这些，也是好的。
写下这篇小文时我开始了春节假期。回老家第二天，我忙不迭和两位好友相约徒步。我们去了离市区车程接近两小时的寺庙，徒步10公里有余。在二十来度的午后，我们坐在基站附近的草地上分食三明治。太阳很好，头顶几米处有电流流过的令人不安的滋滋声。我脑海里又冒出那句话：这些事，都比工作更重要。
▲徒步遇到的好像在微笑的羊
▲雨后的海坨山徒步，树好像来自《雾中风景》
▲2024年11月初，在香山看到了一点红叶
▲2025年春节前，与高中朋友去嵩明县法界寺徒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