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把河北称作“燕赵之乡”，把河北儿女称之为“燕赵儿女”。这种称谓，泛而论之，尚能说得通，但如果从历史文化角度细究起来，它的含义是不准确的。
完整的提法应当是：“中山燕赵之乡”或“中山燕赵儿女”
才对。
一是，从时间上看，
中山国的出现比燕、赵两国都要早。燕国是在周武王分封时出现的，赵国则是在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后才正式立名；而据最新研究资料表明，中山国早在殷商时期甚至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当然，由于此时的人口数量较少，民族间流动迁徙较频繁，中山的居住地难以详考。从有明确记载的时间看，中山是在春秋中期出现在今河北大地上的，即使从这一时期算起，也比赵国要早一百多年。
二是，从地域上说，
燕国的辖域跨今两省两市一区，即河北省的北部、辽宁省的西南部、北京和天津的全部、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赵国的辖域则横跨当今晋、冀、豫三省，即河北的南部、河南的北部、山西的东部；而现今河北的主体部分，即石家庄地区的全部，保定地区的大部，邢台、衡水、沧州、张家口地区的一部，却是中山国的辖域。这种格局，基本维持到了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赵灭中山止。而七十年后，赵就被秦统一了。也就是说，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的二百多年间里，河北一直是中山人生息繁衍的地方。
三是，从文明程度看。
由目前考古发掘的文物分析，无论是农业、畜牧业，还是商业、手工业，包括青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的制
造工艺、制造水平等，中山国都丝毫不亚于燕、赵两国，有些方面甚至还高于燕、赵两国。因此说
，
河北应称作“中山燕赵之
乡”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
上篇：中山国的历史概貌
造成中山在后人心目中地位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秦汉时期的史官、史家在修史立传时疏漏所致。
从《汉书》以前的重要典籍看，除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单列有“中山策”九章约3900 字外，其余诸如《左传》《吕氏春秋》《竹书纪年》《世本》《韩非子》《韩诗外传》《新序》《说苑》等，或稍见语及，或一带而过，即使与《史记》中涉及中山国史实的3000多字相加，充其量也不过13000 余字，且其中还包括诸多记载重复、辗转相引的内容。
直到 1974年冬，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为配合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平山县三汲乡一带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中山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古灵寿城，在城内外发掘墓葬三十余座，出土各种文物达两万余件，部分文物于1979年在北京故宫正式展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历史、古文字学界的极大重视，各方面的研究才得以展开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使笼罩在古中山国头上的面纱被揭开，历史上久已湮没的中山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在中山人进入河北之前，当时石家庄地区一带活动着三个方国——鲜虞国、鼓国、肥国。
鲜虞国的都城在鲜虞亭(今河北正定县新城铺)，鼓国都城设在鼓城(今河北藁城)，肥国的都城原在昔阳(今山西昔阳东)，公元前530年，晋国攻占肥都后，肥国的一部又聚于肥垒城，亦称“鼓聚”“昔阳亭”(今河北藁城西)。三国之中，鲜虞最大，肥、鼓次之。由于周边大国的不断扩张，特别是晋国的虎视耽耽，三国结成了军事同盟，相互声援。但在晋昭公二年(公元前530年)、晋顷公六年(公元前520年)荀吴率大军分别灭掉了肥、鼓两国后，河北中部只剩下鲜虞一国还在苦苦支撑着局面。
后人之所以把鲜虞与中山两国混为一谈
，认为中山即鲜虞在战国时期的延续，鲜虞即中山在春秋时期的发端，
不外乎有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因为中山人进入河北之后，占据了部分鲜虞国的旧地，并于公元前432年后与晋国的赵氏联合灭掉了鲜虞，后人失察，误将其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不少史家受西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的影响，以讹传讹所致
。
《左传》定公四年有这样一段话：“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症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这是中山作为国名首次见著于《左传》，西晋杜预在“中山不服”一句下注道：“中山，鲜虞。”
杜预为什么认定中山即是鲜虞？未做说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鲜虞与晋国之间的长期对立，连年争战，不能不使人将“中山不服”一句与两国的敌对关系相联系。然而，事实却是：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亦即晋定公六年，周天子的代表刘文公之所以合诸侯于召陵(今河南偃城东)，是缘于蔡国昭侯之请。蔡昭侯原为楚盟成员，三年前制作了两件玉佩和裘衣，在朝见楚昭王时献上了一套，为自己留了一套。楚国的令尹子常得知后，索要另一套，遭拒绝，子常便将昭侯扣留三年，直到献上玉佩为止。蔡侯东返至汉水，投玉以水，请水做证，誓不朝楚，并将其子和大夫之子做人质，请求晋国帮助雪耻。但是，令蔡侯失望的是，晋国的大臣荀寅与楚令尹子常是一路货色，在盟会中也公开向蔡侯索贿，被蔡侯所拒绝。荀寅恼羞成怒，以伐楚有诸多不便为由，向中军元帅范献子谗言。范献子与荀寅为儿女亲家，本也无意于伐楚，于是，便回绝了蔡侯之请，使会盟无果而终。
第一，
“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正在危急中，诸侯们也三心二意，打算在这种情况下袭击敌人(楚国)，不是很困难吗？这里说的“国家方危”，是指前一年(公元前507)秋天，鲜虞人在平中(今河北唐县西南)之役大败晋军并俘虏主将观虎一事。此役，对晋国上下震动很大。
第二，
“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意思是说：大雨正下着，疟疾正流行，中山(水土)不服；抛弃盟约而招来怨恨，对楚国没有损害，反而失去中山。所谓“中山不服”，是指“中山水土不服”。因为，在春三月，南方已进入梅雨季节，淫雨连绵，疟疾流行，此时让长久生活在北方的中山人参与兴兵伐楚，会因水土气候不适应染上疾病，这样不但对楚国无损，反会使中山不战而败，从而失去中山的支持。所以说，“中山不服”与现代意义上的“不服气”“不顺服”毫不相干。
另外，《左传》中还有一句话，也是后世史家误以为鲜虞与中山本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依据。
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后，国内发生了六卿之乱，范氏、中行氏联合攻打赵氏，并叛晋发难，知、韩、魏三家为自保计，又联合赵氏反攻范、中行氏。内战持续了八年，最后以荀寅、范吉射逃亡齐国，范、中行被灭族而告终。面对晋国的动乱，邻国鲜虞、鲁、齐、卫、郑等，乘机联手，公开支持范氏、中行氏。对此，《左传》哀公元年、四年、五年有三处提到五国插手此事：“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齐陈乞、弦施、卫宁跪救范氏……荀寅奔鲜虞……国夏伐晋……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反映出鲜虞与齐、卫关系之密切。
这期间，《左传》还提到：“(鲁哀公)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由于在此前后屡屡闪现鲜虞与齐、卫插手晋乱的影子，故而此处的“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不少学者理所当然的理解成“齐、卫两国包围了戚地，求援于中山，以解救范氏、中行氏之危”。其实，这完全是个误会。
齐、卫之师所以包围戚地(今河南濮阳北)，是因为铁之战的缘故。流亡在戚地的卫大子蒯聩在上一年(公元前493年)与赵简子在铁之战中，联合袭击了押送齐国军粮的郑军，“获齐粟千车”，赵简子也因此受了伤。为了报复此事，齐、卫两国乘戚地兵力空虚之际，率大军将戚围困，意欲擒拿卫大子蒯聩。在孤立无援的情势下，蒯聩只好向邻近的中山人求援。所谓“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求援的不是齐、卫，而是被围的卫大子，其原意应当是：齐国、卫国包围了戚地，戚地向中山求援。因为，齐、卫既有能力将戚地包围，何用再求援于中山相助呢？而既然戚地向中山求援，又恰恰证明中山与鲜虞在晋国六卿之乱中的立场是不同的，它们是两国而非一国。
根据《左传》《吕氏春秋》的记述，
中山人在进入河北之前，春秋早期生活在秦晋两国的北部，今陕西榆林、延安、绥德一带。由于处在秦晋两个大国的夹缝中，加之中山此时已是晋的子孙封国，故这一时期的中山作为晋国的附庸一直依附于晋。
公元前662年—前659年，中山人为配合晋献公的扩张，出兵攻破了邢、卫两国的都城，迫使邢国迁都于夷仪(今河北邢台浆水)、卫国迁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不久，又接纳了因骊姬之乱而避难于此的晋公子重耳。
重耳在中山流亡十二年，娶妻生子，之后重返晋国，是为晋文公。在晋文公执政的十年中，中山人狐偃、狐毛与诸大臣合衷共济，协力同心，为晋国的复兴称霸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前628年，中山国内发生动乱，与之结为世仇的卫国乘机引兵西向，中山被迫与之订立城下之盟，元气大伤。
之后，随着秦国的不断扩张，中山与晋的关系也因狐偃之子狐射姑与赵衰之子赵盾在晋国政坛角逐的失利而由热变冷，国势日衰。
公元前614 年后，中山离开陕北，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迁徙历程，从出土文物及现存文献研究看，其迁徙路线是先北后东，由今陕西、山西至内蒙，而后越过太行山，进入今河北地区。
中山人何时进入河北地区，目前受史料的限制，一时尚难定论，不过从《左传》的记述可以推断出，
进入河北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前506年。这一时期的中山国，其地理位置大致处在燕国的南部，齐、晋、卫三国的北部，代国的东部，鲜虞国的东西两侧。
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91年)后，中山国从《左传》中消失，只有《竹书纪年》在三十五年后的周贞定王十二年(公元前457年)记有“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一语。
中山本为晋国的附庸，进入河北后仍是晋盟的主要成员，作为晋中军元帅的荀瑶即知瑶兴兵攻伐其盟国，似乎与理不通。然而，根据《说苑·辨物篇》“赵简子问于翟封荼……对曰：(中山)其国数散，其君幼弱，其诸卿货，其大夫比党，以求爵禄，其百官肆断而无告，其政令不竞而数化，其士巧贪而有怨”与《战国策·中山策》“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两书的记载相对照：楚王即楚昭王，在位年代为公元前515—前489年；司马子期即公子结，楚昭王兄，由此得知，在
公元前491年后，中山已亡于楚国
。
三十五年后，
晋国
知瑶所攻伐的中山，是楚中山而非晋盟成员的中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中，看到
有不少器物是以犀、水牛、神兽等北方稀见的动物为造型；
它的
铜器铭文刻铸并施，以刻为主，字体笔划细而长，以艺术美化为特点，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器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在攻伐中山的前一年，知瑶首先灭掉了位于穷鱼之丘(今河北涞源)西南面的中山的属国——仇由，这原本是知氏向东北发展的系列步骤之一。但是，随着仇由、中山的相继为知氏攻占，自然就引起了国内政敌赵氏的警觉与不安。
中山的穷鱼之丘西面是代国。代国位于今河北、山西、内蒙的交界处，其政治中心在今河北蔚县一带，由于境内有飞狐、句注之险，并且盛产名马，因此，它成为赵氏实施北进的重要战略目标。赵简子及后继者赵襄子所以把政治重心放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而不是邯郸，完全是因为晋阳可以与代、中山等地连成一片。赵氏利用它，不仅可以南下中原时防止北方诸国扼其项背，又可以北上略地时作为战备资源的后方依托。而这一切，又必须是以与中山的亲善关系为前提的。故仇由、中山的丧失，已经构成对赵氏的威胁，一旦代地亦被知氏得手，势必形成对晋阳的半月形包围，到时不止晋阳，甚至连赵氏苦心经营的晋国北半部也将落入知氏掌中。在此严重形势下，赵襄子不顾其父死后须除丧三年的禁忌，不惜让其姊蒙受丧夫的悲哀，在知瑶占领中山后不久，毅然兴兵杀掉姊夫——代王及其从官，将代地据为己有，使知氏的战略计划落空。
在向北发展的企图受挫后，知瑶利用将晋国中军的权力，随即向赵襄子提出了索取蔡(一作蔺，今山西离石西)、皋狼(今山西离石西北)两地的要求，而两地一西一东是捍卫晋阳的屏障，赵襄子当然不肯相让，于是决定两家命运的晋阳之战因之而爆发。经过近三年的较量，晋哀公四年(前453)，赵襄子与韩、魏共灭知氏，并瓜分了知氏的全部领地，为稍后三家分晋、并列诸侯奠定了基础。
知氏灭亡后，赵氏不仅占有了代、句注之北的大片土地，而且
赵襄子还凭借其三晋之长的特权，乘机又将代地之南知氏占据的仇由、中山也据为己有，实现了其祖先梦寐以求的晋阳、代、中山三位一体的战略构想
。
这种贪婪的行为，自然引起了韩、魏两家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山之地战略位置的重要，赵氏占据中山也构成了对齐、燕的潜在威胁，故在晋哀公六年(前451)，魏桓子、韩康子与齐、燕联合以谋赵。此举虽被赵襄子的谋士常庄谈施以离间计而破坏，但随着后来魏文侯改革成功，国力的增强，夺取中山、建立北进桥头堡的计划，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赵襄子末年(公元前432年前后)，魏文侯正式向赵氏提出“残中山”的要求。
《战国策·中山策》对此作了描述：“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自立也。”东汉高诱注：“公子倾，魏君之女，封之中山以为邑，是则中山不残也，故云‘中山复立’，犹存也。”由于顾及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的利害，同时也迫于魏氏的压力，
赵襄子最终接受了常庄谈的建议：一方面扶立起原中山人的后裔掌权，作为赵氏的附庸，以遮人耳目；另一方面，又将魏文侯之女公子倾遥封为中山君的正妻，作为封邑，以不使魏文侯失望
。
此举一出，果然奏效，魏文侯此时也不愿诉诸武力加深魏、赵两家出现的裂痕，中山毕竟距离魏的政治中心安邑(今山西夏县)太远，即使从邺城(今河北临漳)兴师，也必须向赵借道才行，况且赵襄子已答应“封(公子倾)之中山以为邑”，其女飨中山之俸的同时，也意味着赵氏默认从此与魏氏共管中山，一旦中山有事，魏就可以师出有名了。
常庄谈建议
赵襄子“是中山复立”，那么，这个“复立”的中山君又是谁呢？
根据河北平山中山王
墓出土的方壶铭文所记“惟皇祖文、武、桓祖、成考”的世系看，这个中山君
就是后来追封的中山文公
。
中山文公的复立，虽然按赵氏的意愿，当时不过是打着中山旗号的傀儡而已，但从中山在战国的历史发展看，他却成为中山国基业的再造者。其后，“中山武公初立”，就是在继承了文公事业基础上逐渐摆脱傀儡地位而创建起的独立政权。
中山国自公元前491年前后亡于楚，公元前 457年再亡于晋，到公元前432年后赵氏扶植中山文公复立，春秋中山与战国中山的历史隔断了约六十年。
正是这六十年的中断，中山的世系才不能接续，故中山武公立国后，只追谥到文公；又由于文公时的中山还是赵氏的傀儡政权，故司马迁在著《史记》时不立其名，后来中山武公立国，也只是附列于《赵世家》中备览。
公元前 452年，赵襄子死，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哥哥的孙子，引起家族内讧。《史记·赵世家》记述为：“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按照《世本》的记述，赵桓子不是赵襄子的弟弟，而是儿子。这一系列争权夺利的相互残杀，不仅动摇了赵氏统治集团的基础，也加剧了附庸国中山的离心倾向。
中山本在文公时期已生易帜之心，尤其在与赵襄子联合灭掉鲜虞后，更是加紧扩充地盘，发展势力。由于此时的中山毕竟还是赵的附庸，赵、魏对它表现出的强烈扩张欲望，除了心存戒备外，更多的还是支持和怂恿，充当其保护人。这在客观上使中山复国成为可能。
中山文公死后，武公接替
，趁着赵氏内乱无暇外顾之机，加快了复国的步伐，
终于在赵
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实现了重建独立政权的夙愿，将都城定于顾(今河北藁城东)。《史记》称之为“中山武公初立”
。
中山武公立国之后，使周边列国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昔日的靠山，此时变成了对手，中山与赵、魏的同盟关系从此瓦解。由于中山的北、南、西、东四面处于燕、赵、齐三国的包围之中，这就迫使
中山武公的对外政策必须做出重大调整，由原来的亲赵、魏转而向齐国靠拢，以尽快摆脱四战之地的窘境。
而作为春秋末年一直与晋国为敌的齐国，此时也乐意接纳中山削弱赵、魏，减轻齐国西面的压力，故在中山武公复国后的第二年，“(齐)伐晋，毁黄城，围阳狐”，以牵制赵、魏对中山用兵。
中山武公崛起之时，魏对秦国河西之地的争夺正处在紧要关头。中山复国，不仅从经济上断绝了公子倾所飨的食邑之俸，而且在军事上频频与赵、燕争锋，“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战国策·齐策五》)，也破坏了魏的全方位战略构想。如果坐视中山的强大，不仅魏文侯北进意图化为泡影，一旦中山与齐国联手，东进的基地邺城也将岌岌可危，因此，中山国的存在，使魏文侯如鲠在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