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文摘（ID:jjwz111)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讲话。时隔多年，我们不禁要问，小平同志的讲话为何不选择在北京？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巡
1989年以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采取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小平同志决定再一次南巡，但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先遣组花7天时间安排和检查预定路线
1992年元旦那天，时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正在南海检查工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陈开枝急忙赶回省委机要室，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中共广东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讨论工作安排时，大家认为老人家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陈开枝不这么认为。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陈开枝认为老人家此番前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于是他对大家说，要休息的话，老人家会去上海。而且，老人家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联系当时的情势以及1991年上海春节谈话后的情况，陈开枝觉得，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告诉广东省委的还是：“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 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不能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巡视就可以了。因过去工作的关系，陈开枝与这三位同志都很熟。于是向他们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他们问：“那些路怎么能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 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去看一看。现在的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桥也修通了，很好走。看完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到中山、顺德等地看一看，然后回到广州火车东站。我们省的领导班子，还有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都在那里等着，他们希望跟老人家见一见面，合照张相，然后再登程去上海，好不好？
最后，先遣组将陈开枝提出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他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为什么坚持要1月17日出发
等路线确定之后，陈开枝开始准备接待方案，广东省委审定以后又报到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亲自确定了出行的时间：1992年1月17日。为什么会选择1月17日出发呢？陈开枝后来才知道，邓小平这次出行没有任何外人随行，中央办公厅也没派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家人，他办公室的人。他要等到萌萌、羊羊这些孙子辈放寒假了才能出发，所以他必须1月17号夜晚出发。
后来，陆续从邓小平办公室反馈的情况来看，陈开枝先头的预想没有错，邓小平这次出行并不是简单的“休息”。因为从几个事情可以看出，其中一个是专列到武昌停20分钟加水，湖北的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闻讯特意赶过来，但因为按照规定，地方主要领导是不传不到的，所以他们只好躲在贵宾室不敢出来。最后，中央警卫副局长孙勇一边陪小平同志散步一边给他报告：湖北的书记和省长都在贵宾室，想见一面行不行？小平同志说：“好，见见吧。”出来握完手，什么话都没说，邓小平劈头就问：“你们的经济搞得怎么样？”然后接着说，“现在就是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嘛”。
立下“六不”规矩
1月19日上午9时，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考虑到老人家千里迢迢旅途劳累，当天上午安排休息。因此，省市负责人见过面后，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都走了，只剩下陈开枝搞秘书长工作的，不能离开。没想到小平同志进屋换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对陈开枝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这句话一下子就让他感受到了老人家牵挂特区命运的迫切心情，也印证了他一开始的判断——小平同志不是来“休息”的。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啊！”于是陈开枝马上叫来省委书记谢非同志，陪小平同志在院子里散步。88岁的老人为什么坐不住？就是因为他听到关于特区的各种流言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快点出去看个究竟。
19日下午浏览市容，深圳变化很大，小平同志越看越高兴。回到迎宾馆，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陈开枝知道，这是在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这句话让陈开枝感到震撼，回去他就跟工作人员说，明天出去要带上录音机，如果要处分就处分我！因为邓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让陈开枝难忘的是，陪同小平同志看皇岗口岸时，风很大，陈开枝劝了小平同志三次，他都不愿意上车，就看着对面的香港，看着元朗那一带。最后，陈开枝只好喊了小平同志的警卫，才把老人家拉上车。
就这样，陈开枝陪伴邓小平南巡11天，在广东的见闻不仅催生了日后有名的南巡讲话，也让陈开枝等这些特区人过上了改革开放后最舒心、最安逸的一个春节。
讲话内容太多用纸巾做记录
1992年1月19日，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显得兴致很高，充满激情。以往，他在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也不发表任何言论，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不停地问，不停地阐发全新思想，还充分肯定这块改革试验田的大胆探索和实验。
在参观国贸大厦时，邓小平突然滔滔不绝地发表大量讲话，以至于邓小平长女邓林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准备录音机、纸张等记录的物品，一时情急，邓林在几块叠起来的方形纸巾上做起了讲话记录。
在南巡前，小平同志还特地要求家人给他买一件夹克衫，说是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氛围相匹配。衣服买回来之后，邓小平一试，结果发现有些长了。家人提出要重新买一件合身的，他连连摆手说不用，只把衣服改一下就穿了。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改过的夹克衫，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
邓林说，她父亲不是晚年才不爱说话的，他从来就不爱说话。1992年来深圳时，邓小平在深圳也没有说什么，可是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他说了一个钟头，家人劝他歇会，没歇两分钟他又说。大家能感觉到他的确很兴奋，他有一个强烈愿望，把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想法总结出来，确实在决定改革开放前有很多斗争，但改革开放的思想最终还是实现了。
“讲话”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正面报道，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也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可才过了两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唯一知情的记者了，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了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10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陈锡添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道”。但《深圳特区报》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有人私下跑到市委领导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经过市委领导的同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14天里发表8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中央高层对“讲话”反应不一
由于不清楚邓小平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当时党内没有人想过早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2月28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8天、邓小平南巡的第40天，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将小平同志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并要求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他成为中央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一个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小平同志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一直在大力支持邓小平。一个是总书记江泽民，因为他要求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总书记专门开会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抓住这个时机，按照深圳市委宣传部门的指示，《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写通讯。3月26日，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发表。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或转载了这篇文章。邓小平南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20年过去了，陈锡添曾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