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Ⅰ部“研究及史料”各章，大体按时间顺序，即以断代的形式，论述各个时代的“研究视角”“研究进展”和“史料解说”，第Ⅱ部“中国史研究法”，大体按史料类型展开论述。故本序说尽可能不重复第Ⅰ部和第Ⅱ部中的内容，对分时代各章中未涉及的通史性概论书和工具书作一介绍。
首先梳理一下日本对东洋史、亚洲史和中国史的认识。宫崎市定（1901—1995）在近80岁时完成了专著《中国史》（上、下）（岩波全书，1977—1978年），在该书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中国史》时，他在“自跋”的开篇写道：“东洋史是我一生的研究领域，所以东洋史的课程已不知反复讲过多少遍，可是中国史的情况完全不同，无论如何努力思考，我对在学校中讲授中国通史仍然没有自信。终于要认真思考中国史的体系了，这正是我在这本《中国史》动笔前的心理状态。”全集各卷末尾的“自跋”，在宫崎市定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时，已附上笔者的解说，汇编为宫崎市定《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出版。这是了解宫崎市定的历史观、了解当时日本中国史学界情况的必读书。
不仅是25卷本《宫崎市定全集》，其他学者生前即付梓的全集或著作集中附录的各卷“跋语”，也常常不只是对该卷所收各论著的解说，还记述了当时学界的情况和氛围。例如，贝塚茂树（1904—1987）10卷本《贝塚茂树著作集》（中央公论社，1976—1978年）、3卷本《小仓芳彦著作选》（论创社，2003年）中附录的作者自跋，笔者读来均深有兴味。
宋末元初曾先之编写的《十八史略》，被日本人视为中国史入门书，在江户至明治时期广为传阅。所谓十八史略，是指从《史记》到《新五代史》的正史十七史，加上《宋史》，共十八史的简写本。该书只是一本史料价值不高的编年史通俗读物，但因含有较多故事和轶闻，且提纲挈领，广受欢迎。作为紧随《十八史略》的编年体史书，石村贞一撰写的《元明清史略》于1880年前后问世。
同时，清代考据学家的正史考据成果——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被附上赖山阳的推荐文章和书画家贯名海屋的训点，以和刻本形式于江户末期的1861年付梓刊行。以撰写《日本开化小史》而闻名的经济学家田口卯吉（1855—1905），根据和刻本赵翼《廿二史札记》，用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方式，撰写了下迄明末的中国文明简史，即5卷本《支那[ 编者按：“支那”一词出现初期并无贬义，但随着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支那”成为近代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蔑称。本书中出现的“支那”多为历史时期的书名、学科名等，为保存历史原貌，尤其是反映日本中国史学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将“支那”一词逐渐淘汰的变化情况，故本书保留“支那”一词的使用，特此说明。]开化小史》（经济杂志社，1883—1885年）。
紧随《支那开化小史》而出版的是那珂通世（1851—1908）的4卷5册《支那通史》（1888—1890年），这是世界首部中国通史概论。但该书与《十八史略》相同，记事仅至南宋。《支那通史》使用附有训点的汉语写就，还曾出版过线装本。冠有罗振玉序文的重刻本在清朝颇受欢迎，流布甚广。用汉语写成的《支那通史》，经和田清翻译，分上、中、下三册收入岩波文库（1938—1941年），时至今日，依然不断重刊。该书不仅论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史，也涉及学术史和制度史等方面的内容。书中还设有“外国事略”部分，专述周边其他民族的兴衰及其与中国的交流。该书还以“倭汉交通”为题，使用不少篇幅对日中交流史做了相当详细的论述。
日本文部省规定中学新设东洋史科目，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在文部省召开的历史学大会上，时任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那珂通世，提出应将外国历史分为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部分，这一提议获得了全体与会人员的赞成。那珂通世校阅、编撰的教科书《中等东洋史》（上、下）（大日本图书，1898年），作为正式确定东洋史之名的名著而广为人知。当时，桑原骘藏虚龄29，还是文科大学的研究生。这一年，罗振玉在上海成立东文学社，藤田丰八（1869—1928）开始担任中国学生的教员。藤田丰八是比桑原骘藏高一级的学长，也是桑原一生的竞争对手，他很快就制定了汉译《中等东洋史》的计划。翌年，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末，该书由樊炳清翻译，以《东洋史要》为题在中国出版。中译本由罗振玉题签，青年王国维（1877—1927）撰写序文。
皇皇巨著《支那史》的作者市村瓒次郎，将《支那史》改订为《支那史要》（上、下）（吉川书店，1893—1894年），又于1897年撰著《东洋史要》。那珂通世亦于1903年出版《那珂东洋小史》。《支那史》《支那开化小史》和《支那通史》等书名中的“支那史”，至1900年前后，逐渐被《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和《那珂东洋小史》等书名中的“东洋史”所取代。
“东洋史”于1894年在中学课程中确立，而大学高等教育中“东洋史”专业的诞生，则迟至13年后的明治四十年（1907），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前身——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成立之时。此后不久，东京大学等各大学中，支那史专业也纷纷改称东洋史专业。不过，在京都一地，尽管史学领域已正式使用“东洋史”或“东洋史学”，但少有用“东洋学”作为囊括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的人文学科总称，反而用“东方学”来加以称呼，不过，这一现象意外地少有人知。
昭和四年（1929），东方文化学院成立，在东京和京都分设研究所。昭和十三年（1938），两研究所各自独立之时，东京方面改称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者则易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随后，东京方面放弃了东方这个名头，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杂志《东方学报》停刊，创办新的《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另又创刊《东洋文化》。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则续办《东方学报》，并在昭和二十三年（1948）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吸收合并后，仍以“东方部”的名义维持半独立的建制，且依然保持着《东方学报》的名称和装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出现了用“亚洲史”代称“东洋史”的趋向。宫崎市定从概论书《亚洲史概说》（后改名[ 译者按：改名系前后日文题名不同，原为《アジヤ史概説》，后为《アジア史概説》，系Asia日文音译的差别。]）开始，个人论文集亦以5卷本《亚洲史研究》、3卷本《亚洲史论考》这样的方式命名。他将自己定位为亚洲史专家，晚年时还撰写了《亚洲史研究入门》的序文。另外，田村实造（1904—1999）于昭和三十年（1955）与羽田明共同主编了6卷本《亚洲史讲座》，晚年又出版了《亚洲史考》。不过，这一潮流也并非涵盖全部，宫崎市定还主持出版有概论书《京大东洋史》，田村实造也主持编写了（京大）《东洋史辞典》，当时的教研室、专业和讲座名称也没有改为“亚洲史”。
借着讨论“东洋史”和“亚洲史”各自含义的机会，在此介绍一下加藤祐三对“东洋”和“亚洲”这两个称呼的研究结论。加藤祐三在《东洋的近代》（朝日选书，1977年）中指出，汉语中指代日本的“东洋”，在现代日语中是指与“西洋”相对应的广袤空间，大体等同于地域上“亚洲”所指的范围。他在大学课堂中调查发现，“东洋”给人的感觉多为“美丽”“沉着”“和平”“具有魅力的”，而“亚洲”给人的印象多为“丑陋”“无秩序”“战斗的”，“东洋”和“亚洲”这两个名称带给人的印象正好完全相反。而且，在东京都的电话本中也能看到，企业名称以“东洋”开头的，相比以“亚洲”或“亚细亚”[ 译者按：日文原文为“アジア”或“亜細亜”。]开头的具有压倒性多数，人气更高。不过，“东洋”多带褒义、“亚洲”多带贬义，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文化的、传统的魅力，而后者带来的是“站起来的亚洲”这样具有政治意味、新兴的感觉。加藤祐三的所见，从其发表至今，又过去了近三十年。若再调查一下“东洋”和“亚洲”这两个词带给人的印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还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必定很有意思。
那么，在本书之前，有哪些同类的入门书，是什么时候、由哪些人主编和撰写的呢？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出版有两本此类书籍。第一本是东方学术协会编《中国史学入门》（平安文库，1951年）。大战甫停的昭和二十一年（1946）10月至12月间，总部位于京都北白川东方文化研究所内的东方学术协会主办了题为“作为教养的东洋史”系列讲座，《中国史学入门》即该系列讲座连续13场的书面记录。翌年9月上旬，高桐书院又以《中国史学入门》上卷为题出版了平装本，虽纸质不佳，却颇受好评。无奈协会诸事猥集，下卷的出版只能推迟，计划在4年后，上、下两卷出齐，以函套精装本的形式问世。协会系列讲座时题为“东洋史”，但出版时题为“中国史”。《中国史学入门》下卷的出版，终成泡影。
《中国史学入门》上卷的序文由羽田亨撰写，总论由宫崎市定执笔。书中正文先依时代为序，由学者分担执笔，先秦为贝塚茂树、秦汉为大岛利一、魏晋南北朝为宫川尚志、隋唐为塚本善隆、五代和宋为外山军治、辽金为藤枝晃、元为爱宕松男、明为田村实造、清为安部健夫；再按专题，分由学者撰写，考古学为水野清一、历史地理为森鹿三、东西交通为羽田明。因为该书为讲演录，所以文献解题等内容无法深入。全书章节组成与本书近似，但需注意的是，近现代史部分付之阙如。东京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尽管两者的成立都是以东方文化学院为母体，但前者以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为多，后者几乎全为中国古典学者，缺少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
第二本是下中弥三郎编《世界历史事典》第23卷“史料篇·东洋”（平凡社，1955年）。翌年，该书又以下中弥三郎编《东洋史料集成》（平凡社，1956年）的名义重新装帧，再版为单行本。这是一部动员了全国相关研究人员，编写细致、内容周详的大作。特别是书首松本善海执笔的第1篇“通论”，短小精悍，对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做了精彩的论述。第4篇“中国”收入了各时期历史文献的详细解题，内容周到。该书出版迄今已有半个世纪，但仍不失为重要的入门书。
差不多三十年后的昭和五十八年（1983）秋，又有两种入门书相继问世。先是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川出版社，1983年），该书由撰写总论的山根幸夫领衔，主要由东京大学一脉的研究者执笔。岛田虔次等学者合编《亚洲史研究入门》（1—3）（中国第Ⅰ—Ⅲ卷，第Ⅱ卷的一部分为朝鲜史）（同朋舍出版，1983年），为全6册《亚洲史研究入门》中的前3册，主要由京都大学一脉的研究者撰写。两书各有特色，可相互补充。
此次，又历春秋二十余载，关东与关西的研究者相互合作，吸收最新学术进展，促成了这本《中国历史研究入门》的问世，亟盼能为广大学人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