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炮轰财政政策的时候（
央行徐忠全面反思中国财税体制之弊的檄文
），
财政部和发改委的官员就在现场。
他是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8）》发布会上做的一番讲话。
他的同僚财政部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就在现场，对于徐忠“财政政策不积极，形成了事实上紧缩”的批评，刘尚希也有一番话，部分可以理解成对徐忠的某种回应——
财政政策既要关注短期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更要转向长期整体的战略层面化解风险，这就需要公共风险管理，这样财政政策既能短期有效也能长期有效，不至于造成风险的后移或者累积。
财政政策的创新并非易事，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事情，因为
财政的事情不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涉及到老百姓，涉及到企业，涉及到整个市场，也涉及到国际社会
把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解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失偏颇，因为现在主要面临的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多增强预见性、前瞻性，注入确定性，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注入确定性，从而得到确定性。”
【财新报道】
“所谓‘积极’
，就是要积极主动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和预防性，而不是被动应付、见招拆招
。所谓‘有效’，就是要抓住关键环节、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对症下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档期，财政政策更要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持续不断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深化中注入“确定性”，稳住大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首先要保证财政政策信号清晰，各项政策措施越明确、落实越有力，社会预期就越好。其次要精准施策，政策措施一旦出台就不能“翻烧饼”，也不宜频频出招，防止政策多变、频出而扰乱预期。最后要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有预案、有底线，给经济社会主体吃下“定心丸”。
所以财政政策既要关注短期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更要转向长期整体的战略层面化解风险，这就需要公共风险管理，这样财政政策既能短期有效也能长期有效，不至于造成风险的后移或者累积。
财政政策的创新并非易事，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事情，因为
财政的事情不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涉及到老百姓，涉及到企业，涉及到整个市场，也涉及到国际社会。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积极财政政策
文/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 刘尚希
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各种不确定性，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如何看待我们的改革、政策与各种经济社会现象，这恐怕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从确定性的认知转变到不确定性的认知，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恐怕无法适应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做出科学的决策与判断。
从不确定性的视角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应对不确定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什么？就是供给与需求不能很好地匹配，或说是否有一个有效的供求响应机制，例如金融服务供给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抑或人力资本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这些不匹配会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后果，如果任由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的放大，就会变成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各类危机，而且这些危机之间会叠加放大，所以我们不能让这种不确定性继续放大，必须有效控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面对这种经济、社会的各类不确定性，财政政策该如何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要求，蕴含着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深意。所谓“积极”，就是要积极主动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和预防性，而不是被动应付、见招拆招。所谓“有效”，就是要抓住关键环节、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对症下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档期，财政政策更要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持续不断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深化中注入“确定性”，稳住大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要创新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从总量为主的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今天面临的问题很显然不再是总量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所以财政政策，就应该从总量的政策转向结构的政策，那么结构的政策就是要去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分配结构，这种调整，那么财政政策要在这些方面发力。
我们说的结构是整体的，不是单一的，不是某一个侧面的，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是制度的。从当前来看，我们既要推动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优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结构怎么去调整。很显然，这是改革的命题，也是创新的课题。
二是财政政策从过去单一的关注或者重点关注经济到综合。财政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
除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外，还要体现在民生领域，例如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财政要怎么发挥作用，民生方面怎么样兜底，怎么促进社会公平，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财政政策正在从关注物到更加关注人。
三是从过去宏观调控转向面向公共风险的管理。
为什么提出公共风险的管理呢？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事件越来越多，会带来各种眼前的、短期的风险，以及长期的、整体的风险。宏观调控本质是短期的相机抉择，注重的是对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怎么关注长期风险对中国的发展来讲是至关重要，
所以财政政策既要关注短期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更要转向长期整体的战略层面化解风险，这就需要公共风险管理，这样财政政策既能短期有效也能长期有效，不至于造成风险的后移或者累积。
财政政策的创新并非易事，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事情，因为
财政的事情不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涉及到老百姓，涉及到企业，涉及到整个市场，也涉及到国际社会。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注入确定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市场运行注入确定性，减少实体经济内部、虚拟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稳定国民经济；为社会运行注入确定性，降低消费、就业和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保障民生，稳定民心；为改革注入确定性，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定位，大力推动改革。同时要体现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财政政策可以助推高质量发展。
二是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
良好社会预期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石。对市场和社会环境有良好预期，人们就会有动力、有耐心去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而悲观的预期则会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于投机炒作赚快钱。要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
首先要保证财政政策信号清晰，各项政策措施越明确、落实越有力，社会预期就越好。其次要精准施策，政策措施一旦出台就不能“翻烧饼”，也不宜频频出招，防止政策多变、频出而扰乱预期。最后要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有预案、有底线，给经济社会主体吃下“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