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工业广大离休干部亲历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们在核工业的创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奠基者、核工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核工业精神的书写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目前，核工业健在的离休干部平均年龄达94岁。
在即将迎来核工业创建70周年之际，按照集团公司“整体•协同”年工作部署，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联合党群工作部、二二一局、宣传文化中心，组织开展离休干部口述核史活动，采访了参加过核地质勘查、铀矿采冶、纯化转化、同位素分离、元件制造、核电设计建造运营、后处理、高放处置、核技术应用等核工业全产业链领域的离休干部典型代表，探寻老一辈核工业人不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和光辉历史，抢救保护核工业重大事件史料，传承核工业精神，赓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949年3月，我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军事工业专门学校，1952年分到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1954年11月调入兵器部弹药局。1955年4月调入沈阳724厂弹药车间。1960年2月调入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北京九所”）二室二组炸药成型工艺组。在十七号工地，我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结缘。
1959年春夏交接的时候，当时的判断是青海221基地（即二二一厂）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于是二机部决定在河北省怀来县境内、长城脚下与官厅水库之间，由北京九所会同苏联专家设计了代号为“十七号工地”的爆轰试验场。可工地还没开始建设，苏联专家就撤走了，剩下我们自己干。
我们的正式工作间是在1960年交工使用的，工作区域分为炸药加工和爆轰试验两个部分，以及供热气附属区域。在十七号工地开展试验工作的主要是北京九所直接承担研究原子弹的六个研究室中的第二室（爆轰试验室），下分为火工品研制、炸药理论、炸药加工、爆轰部件、状态方程、光学测试、电学测试、 X 光测试、非标设计等九个组。
1960年的时候，中央对原子弹有着上马还是下马的讨论。北京九所内部已传开，但我们科技人员未动揺，仍坚守岗位认真进行工作。
工地一开始建设，就提出了要向当年五一劳动节献礼，打响第一炮。我当时是二组组长，刚成立二组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工人葛德轩，一个干部谭树荣。谭树荣刚从军队转业，他和葛德轩都没有接触过炸药浇注，就我一个人干过，要给他们做示范，带着他们干。
1960年4月28日，经过仅仅十几天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后，由工程师谭树荣等几位，从123厂带来药柱先试炮，打响了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大家都高兴坏了。最终中央的决策也确定了：原子弹必须有，立即发扬“全国一盘棋精神”，开始“大会战”，土洋结合造出“争气弹”。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紧锣密鼓。
但我们的生产条件始终很艰苦。十七号工地的炸药浇注工房、爆轰试验碉堡都还没有完工，我们只好借用工程兵试验场的帐篷、溶药桶，到市内采购一些辅助工具，开展炸药浇注探索工作，以满足四组、五组需要。刚开始，我们就是在帐篷里完成利用铝锅熔化加工炸药、调试电子学仪器等工作的。
炸药制作的实际操作是很细致的活儿，要凭经验，就好像医生动手术，又好像厨师炒菜似的。炸药搅拌时，必须全神贯注，“冒口”什么时间打掉，什么时间补充药，这些全靠经验。因为每个型号跟每个型号浇注时间都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就靠一口锅，几个夹层铝溶药桶，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加工炸药，解决问题全靠自己琢磨的“土办法”。比如制作炸药没有模具，我就亲手用画报纸、牛皮纸糊了十几个圆筒筒，用这个浇注炸药。“你们这算什么模具？”当时，大伙都笑话我们，但无论如何，管用就行啊。
用茶水炉代锅炉、帐篷代土木工作间、纸质模具代铝合金模具……我们用自己琢磨出来的“土办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在十七号工地，我们使用的用具中有一个铜平台，这是我提出的方案，周治家设计的。这个铜平台既是测量用的，还是加热用的，防止工人操作失误掉下来的炸药产生火花，可以避免引发爆炸。
我还发明了真空浇筑的方法。当时，我们已经用尽了办法，可是常规炸药爆炸的温度实在是无法达到引爆原子弹的要求。怎样提高温度？我是日思夜想，每天晚上连遛弯时都揣着这个问题，想了很久，突然想到，要不抽成真空试试吧。这一试还真成了。
加工炸药部件，我们要把炸药和金属部件粘合在一起，为此需要加热。炸药和金属片之间有一个黏结剂。这个黏结剂是我花了半年时间探索出来的。这种黏结剂由国内生产，购买方便，对人体危害不大，而且黏结强度、储存时间都不受影响。当时最关键的是摸索黏结厚度，这个靠理论可不行，全靠经验。炸药爆炸要经过冷、热实验。当时十七号工地连冷冻设备都没有，怎么做冷冻实验呢？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型号合适的冷藏箱解决了问题。
当时的“土办法”实在是太多了，现在你们无法想象，引爆原子弹的炸药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铲子、一口锅，一点一点熬出来的，全过程都是手工操作。
我们在十七号工地的时间不长，也就三年时间，之后就搬去了青海二二一厂。但是这三年，我们进行了上千次炮轰，基本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炸药部分的很多原理都是在这些试验中解决的。我所在的二组完成了原子弹炸药成份配比、密度精度确定，炸药成品内部质量标准，炸药成品工艺流程以及有关管理制度。
我的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好，1954年我父亲一个人养活全家11口人。后来，我也有了3个儿子，一家的生活都非常困难。当年，十七号工地的保健还算不错。保健标准分一、二、三等，一等保健是干炸药浇注的工人，二等保健是搞金相无损探伤的工人，三等保健就是我们技术干部。但因为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保健食品只能不期发放，我们都很理解。
当时情况也特殊，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事实上我们虽说是技术干部，但事事上手，干得比工人还多。尤其我是做组长的，所有的事情真的是不过手就不放心。工人定量34斤粮食，干部定量28斤粮。，可我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又干体力劳动，真的吃不饱啊！饿了只能吃树叶拌酱油。因为营养跟不上，最后身上都浮肿了。
临时通知回市区汇报工作时，我们时常需要往返于市区和工地之间。从北京市区到十七号工地，我们有时候是坐大卡车过去，常常遇到坐在卡车车斗里的情况，冻得简直没有办法，浑身针扎一样的疼。也有时坐火车去，从东花园站到十七号工地，将近20里地。
十七号工地地处风口，冬春季节，塞外南下的强势气流直灌下来，卷起漫天风沙。冬天的试验场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张床。木板架成一个通铺，铺上草垫子，几十个人就一个个睡在上面。房内没装暖气，自己烧煤炉子取暖。
夏天的日子也不好过。记得有一年夏天大雨，我们的全套生产装配全都被洪水冲走了。那么多的艰苦好像后来都渐渐淡忘了，但冲走了实验装备的这次却始终印象深刻，当时真是急坏了。
生活的艰苦还好，工作条件的艰苦才是让我直到现在还常常感怀的。炸药对身体有害，炸药工房小，人又多，在那里待上半天嘴里都是苦的。工人师傅们真是非常辛苦。
搅拌炸药时必须得保持一定的温度，否则会影响炸药元件的浇注质量。在我们工号里面，炸药需要的最低温度应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进入我们工号必须得穿胶鞋，再不然就是打赤脚。看着我们各个打着赤脚，九局副局长郭英会笑称我们是“赤脚大仙”。工房的地上时常要有水，为了防静电、沙尘和飞絮。其他的工号都是沥青地面，只有我们浇注工号铺胶皮板。炸药掉下来不能产生火花，不能接触硬地，这是很重要的。
当时工地用水很难。由于当地没有水，炸药浇注、加工、工房清洗、安全防火及生活用水都需要到十多公里外的杏花沟去拉。每天都要用一个水车去拉水，水拉来以后，把水放进我们的锅炉里面，用锅炉里面的蒸汽来溶化炸药。这么点水，我们怎么舍得多用？搞炸药浇注的工人应该常洗澡，但却常常只是洗洗手、擦擦身子就应付了。
十七号工地一年四季都在打炮，最多一天打过30多炮。而我们浇注炸药一般小的药柱一天可以成型，最大的则需要三天成型。一声炮响，几微秒就完事了。所以，我们加工炸药部件的就必须得加班加点地干。
就是这样的工作条件，大家一点怨言都没有。当时，都是憋着一口气，一心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我们的口号是“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夺取胜利”，这个口号不仅是喊在嘴边的，都是我们非常真实的想法。
我们搞炸药的真的就是大家说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时时刻刻都是提心吊胆的。但能参与到原子弹研制工作中，我从不后悔，太光荣了。这是我一生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