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2年读完137本“天书”，看完平和学长的书单，我终于明白了牛娃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过去我们采访过很多拿到哈佛斯坦福录取的学生，或许他们的学校、活动、专业方向各不相同，但往往有着一项共性—— 阅读量爆棚 。

我们身边就有一位阅读大神，他是 从平和到哥大 的牛娃，更是一个深度文学爱好者，大一的时候，我就曾因刷到他“凌晨2点在哥大图书馆读《奥德赛》”，大二开学更是在宿舍里装了一个书柜。在即将开学之际，Oliver学长给我们整理了他的2024阅读总结——阅读了76本文学作品——并从中挑出5本的文段为大家解读。

*为方便阅读，下图以第一人称展开（文章篇幅较长，大家可以收藏并耐心读完，一定会有所启发）

去年此时，我在“爸爸真棒”公众号上发表了我的 2023年阅读总结 ：以“Meta-fiction”（元叙事）为主题，我整理了那一年中我接触到的，所有呈现出“元叙事”的文学作品。

这一年，我刚刚从平和进入哥大读大一，对于美国大学充满了许多“踏入崭新世界的兴奋感”。

这一年，我看完了65本文学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西方文学史上的作家们通过他们的文字，对文学本身的意义、本质与边界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无论是荷马史诗《奥德赛》还是狄金森的诗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还是麦克尤恩的《赎罪》，这些作品都通过种种不同的“元叙事”技法，用文学反思文学，从而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引发了精彩的碰撞。

延续去年开启的传统，今年我也将用一篇文章的形式总结2024年的阅读。但相比2023年，在过去的一整年中——无论是在哥大课内还是课外——我所阅读的内容种类都更多、更杂，难以囊括进一个关键词或主题。

因此，没有了关键词的“束缚”，我更加自由地选择了五个过去一年中我所接触到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文段。我将会从这些段落入手，谈谈为什么这些文字格外触动到我，以及它们所出自的作品为何能够成为西方文学经典。

在选择这些文段的过程中， 除了考虑我个人的喜爱程度之外，我还确保了所选作品的多元性：

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为了分享一些可能只有文学专业学生才从能接触到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较为陌生的冷门经典——比如，许多在我看来十分精彩、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中世纪文学作品，往往被埋没在了普通读者对于“黑暗中世纪”的（错误）刻板印象之下；而一些在学术界广为人知，对于专业的文学批评来说，有着很大阐释空间的文本（例如这篇文章中推荐的第四本书，拉森的《冒充》），可能一般不会出现在普通读者的书单上。

因此，这篇文章既是一份私人的读书记录，也是一份面向大众的阅读推荐，送给任何对英美文学感兴趣的读者。哪怕只有一两位读者，在看完这篇文章后，决定翻开其中提到的任何一部作品，那么这篇文章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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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Oliver2022-2025的阅读书单 合集

《贝奥武夫》

（公元8世纪）

英雄主义的悲剧

《贝奥武夫》（Beowulf）在英语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多言：作为古英语文学（Old English Literature/Anglo-Saxon Literature）中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没有之一，这部3000余行的史诗讲述了中世纪时期北欧的日耳曼Geats民族的英雄 Beowulf，如何帮助当时的丹麦国王 Hrothgar，战胜了不断入侵丹麦领土、屠杀无辜的两个半人半兽的怪物：Grendel，以及Grendel被Beowulf杀死后为他复仇的母亲。

如果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整个西方文学中古典（希腊罗马）传统的起点， 那么《贝奥武夫》无疑是英语文学传统的起点，而Beowulf这个英雄人物也可以被看作是属于日耳曼文化的Achilles或Odysseus——他同前者一样英勇善战，同后者一样足智多谋。

而他在诗中的三段历险——分别对应Grendel、Grendel的母亲、巨龙三个敌人——所呈现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兼具武力与智慧，且充满着自我牺牲精神的男性英雄主义。

而Beowulf诗人（作者身份并未流传下来）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或许是为了让他的基督教观众更好地接受这个故事，刻意采用了充满基督教色彩的滤镜，从而将这样一个原本异教的、象征着荒蛮的日耳曼传说彻底地“基督教化”了（诗歌的创作时间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之间，但这个故事内容本身发生于5世纪到6世纪）。

因此，Beowulf的英雄主义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异教（Paganism）和基督教（Christianity）、野蛮和文明之间的融合。

■《贝奥武夫》中世纪原稿

然而，在真正阅读了《贝奥武夫》的原文后，你会发现： 这首诗所包含的远远不止Beowulf三段冒险的主线情节。

几十段看似和主线情节没有直接关联的段落穿插在整首诗中：这些段落部分发生在Beowulf的故事之前，部分发生在其之后。换言之，如同一部电影中的闪回（flashback）与预叙（flash forward），《贝奥武夫》充满了这些带领读者离开故事的当下世界，走进更为远古——或是将来——的陌生世界的文段。

因此，《贝奥武夫》的叙事顺序和这些情节实际发生的顺序是极为不同的；而对读者而言，这使阅读《贝奥武夫》变成了一种更加复杂的、庞大的、充满时间错乱感的审美体验。

而我接下来引用的这个文段（也是在《贝奥武夫》中我最爱的段落之一），就是一段脱离主线情节的闪回：在讲述Beowulf大战巨龙之前，诗歌的叙事者介绍了这条巨龙所守护的宝窟（The Dragon’s hoard）的背景——这个洞穴中的所有金银财宝本属于某个不知名的远古民族；可因为一场战争，这个民族彻底灭绝了，除了他们其中一个（同样不知名）的战士。

正是他将所有的财宝埋葬在了这个宝窟所在之地，并说出了下面这段无比辛酸、催人泪下的话：

在这段叙事者想象出的独白里，这位远古民族的战士罗列了曾经他在宫廷中与战友们共同享用，可如今却丧失意义的物品：再也无人举起的剑、无人打磨的酒杯、无人穿戴的面具，以及那些和曾经的主人一同碎裂、腐朽的盔甲 。

和主线情节中令人 血脉偾张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同，这些闪回的段落都更为深沉、凝重，叙述着不同民族在战争 的群体命运，而非聚焦在像Beowulf一样的个别人物身上。

■《贝奥武夫》中的怪物Grendel

这些段落往往会运用 “ubi sunt”的修辞手法 （拉丁文，字面意思即“where are they?”，“曾经的东西都去哪里了？”），进行今昔之间的对比，凸显出世间万物——在这个原始的、被战争席卷的世界里——的不确定性与短暂性，仿佛一切物 与人都会在下一刻衰败、灭亡。

因此，这些段落所呈现给读者的是Beowulf耀眼的个人英雄主义所处的、更为黑暗的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事物瞬息万变，nothing lasts forever. 就连这些承载历史的宝藏，也无法抵抗时间的腐蚀——那件同主人的尸体一起“molder”的“warrior's coat”是一个近乎令人窒息的衰败画面。那在这样的环境中，Beowulf式的英雄主义真的还有意义吗？如果做出这一切英雄壮举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被后人记住（就像荷马史诗中Odysseus所希望的那样），那《贝奥武夫》整首诗最终所呈现给读者的，似乎是这种愿望不切实际的真相。

而正是这样一种对英雄主义更为悲观的理解，将《贝奥武夫》与整个史诗（Epic Poetry）传统 中的其他作品区分了开来，并为其增添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性美感。

《巴斯妇的故事》

（1387-1400）

女性主义与狮子寓言

时间从11世纪快进到中世纪晚期，语言也从古英文（Old English）演变到了与现代英文相近许多的中古英文（Middle English）。 14世纪的英语文学有着一位大师，一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许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

乔叟的长篇叙事诗《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是文学史上毋庸置疑的杰作，讲述了一群从伦敦出发的朝圣者们（pilgrims），在前往坎特伯雷朝圣的旅途上，为了打发时间，开展的一场“讲故事比赛”。

■电影 《坎特伯雷故事集》剧照

和其他中世纪留存下来的、大多聚焦于单个主题的“故事集”不同，《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朝圣者们——包括骑士（The Knight）、神父（The Friar）、磨坊主（The Miller）、商人（The Merchant）等等来自中世纪伦敦不同社会阶级的人物——叙述的故事涵盖了众多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题材与流派：比如，《故事集》开篇第一个故事——

正是在这样一部叙述内容与形式都高度多样化的作品里，乔叟创造出了一位极其鲜活、立体、远超其时代的女性人物：The Wife of Bath，巴斯妇。

这位曾结婚过五次的中年妇人，放荡不羁、性格豪迈、思想前卫 ： 不仅能够察觉到她所处的、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女性施加的束缚——以及这种束缚背后站不住脚的厌恶女性（misogynistic）、反对婚姻（anti-marital）的思想——而且能够用自身极高的语言天赋，对这些思想进行驳斥，从而拆穿位于男权社会根基的种种虚伪。

而我从《巴斯妇前言》（The Wife of Bath’s Prologue）中选取的这个段落， 非常好地展现了她是如何反驳她的每一任丈夫都所持有的厌女、厌妻思想。

为什么在所有被社会认定为“权威”的观念里，在所有男性作家、学者以及神职人员的眼中，女性都是邪恶的、妻子都是不忠的？Wife of Bath 引用《伊索寓言》中的典故，用一个仅仅反问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厌女社会的根本病症：“Who painted the lion, tell me who?”

在中世纪版本的《伊索寓言》中，有着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和一头狮子在相互争论，二者谁更强大。为了证明自己更强，男人给狮子展示了一幅画，画中一个人类正在杀死一头狮子。但狮子却反问男人：“这幅画是谁画的？”话音未落，狮子就一口吃掉了男人。

自比这个典故中的狮子（Wife of Bath在这个Prologue的其他段落中，也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像母狮子一样顽固的”的女人），Wife of Bath 展示了女性在中世纪社会中遭到歧视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男性掌控了书写的权力、描绘他人的权力，这种权力给了他们肆意描绘女性，扭曲真相的可能性，而女性在这方面却是完全失语的。

如果女性也能成为那些注解《圣经》的学者和作家，那么她们就能像典故中绘画的男人一样，为男人们增添他们永远都无法“set right”的“wickedness”。

■电影 《坎特伯雷故事集》剧照

但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乔叟的《巴斯妇》解读成一个女性主义作品呢？答案似乎没有那么明确。

虽然 Wife of Bath 展现出了惊人般前卫的原型女性主义（proto-feminist）思想，但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取材于中世纪其他作品中的一些典型厌女形象——比如13世纪的法语长篇叙事诗《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中的老妇人。 而乔叟所化用的这些素材，都一致地传递了贬低女性、曲解女性的思想。

更讽刺的是，似乎 Wife of Bath 本人，在阐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在引用她自己所明确拒绝的男性书写与男性权威：为了证明婚姻无罪，女性并不一定都要追求贞洁的观点，她大量引用《圣经》中关于亚伯拉罕（ Abraham ）、雅各（ Jacob ）的典故，也提到了包括托勒密（ Ptolemy ）在内的希腊罗马学者与思想家。

Wife of Bath 明确地拒绝了这些男性权威（整个 Wife of Bath’s Prologue 的第一句话，就是她对于 “ Auctoritee ”，即现代英文中的“ authority ”的否认），但似乎又时常依赖于这些男性权威。

因此，乔叟的《巴斯妇》到底是一个揭露男权社会虚伪的女性主义作品？还是一个沿袭了以《玫瑰传奇》为代表的中世纪厌女传统，对 Wife of Bath 这样的“厌男”人物进行进一步批判的讽刺作品？《巴斯妇》中充斥着多重让文本含义变得极其不确定的反讽，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其变得格外有魅力。

和许多当代好莱坞电影续作一样，莎士比亚创作于1596年到1599年间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下部》（Henry IV Part 2）一直活在其前作《亨利四世上部》的阴影之中，并遭受着那些续作常常会面临的、耳熟能详的批评：概念缺乏新意、故事情节公式化、人物塑造扁平单一，等等。

这些看似十分“现代”的批评，其实在过去400多年以来观众、读者与学者的眼中，都适用于莎翁的《亨利四世下部》：

■ 电影《亨利四世》剧照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亨利四世上部》的忠实粉丝——一直到去年才决定翻开这部一向被忽视、被批评的续作。但在阅读完全剧之后，我却惊奇地发现：若不把《亨利四世下部》看作是其前作的某种“延续”或“补充”，而是一个独立的剧作，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莎士比亚在“历史剧”这个体裁中所尝试过的最大胆的一次戏剧实验。

《亨利四世下部》碎片化的、松散的叙事结构、与《上部》相比更加黑暗沉闷的情绪基调，以及聚焦于人民生活的“野史”故事线所占据的更大的比重， 不仅质疑了传统意义上“值得被书写的历史”，而且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社会 （莎士比亚笔下的日常生活更多取材于他自身的时代，而非他的历史故事所发生的年代） 的全景图 ，并让整部剧拥有了它自身独特的、蕴藏在生活琐碎之中的悲剧色彩。

■ 电影《亨利四世》剧照，图为 成为亨利五世之后的哈尔王子， Tom Hiddleston 饰演

这种贯穿全剧的悲剧感——在人际关系的不稳定中、在疾病与死亡之中、在Boar’s Head Tavern的酒精与喧闹之中、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争吵之中——最终在故事的结尾得到了完美的爆发，凝聚在了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最感人、最震撼的对白之一，也就是我在下面引用的这个段落： 刚刚继承王位，成为了亨利五世（Henry V）的哈尔王子拒绝了福斯塔夫（Falstaff）的恳求，并宣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老头子：“I know thee not, old man.”

为什么这一幕格外重要、格外感人？

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之间是什么关系？

其实《亨利四世》上下部的核心——如果我们把亨利四世的儿子哈尔王子看作是故事的“英雄”——可以被概括成一个《圣经》式的“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的故事。

和 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讲述的“浪子”寓言情节大致相同：哈尔作为王位的继承人，本应该支持父亲，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亨利的统治极其不稳定，受到各方叛军威胁的时刻。可哈尔不但没有履行作为王子的职责，反倒过着放荡腐败的生活，每天混迹在伦敦 Eastcheap 的酒吧，和一群社会底层的酒肉朋友沉迷于享乐与美色之中。因此一直有两条路——分别通向两个不同的世界——摆在哈尔的面前，迫使着他做出选择。

而在这两个世界里，分别有着两个截然相反“父亲形象”：

因此，哈尔“浪子回头”的故事，也同样是他离开福斯塔夫这个“父亲”，回到亲身父亲亨利四世身边的故事。其实早在《上部》的开头，通过哈尔的一段内心独白，莎翁早就告诉了观众——哈尔的放荡只是暂时的，他与福斯塔夫的关系一定会走向终点。在这段独白中，哈尔说道：

哈尔宣称自己只是一时放荡，这样等到他改过自新时，就会在世人眼中显得格外耀眼，就像是从丑恶的迷雾中升起的太阳一样。

■ 电影《亨利四世 》剧照

因此，莎翁从一开始就在剧中埋下了哈尔拒绝福斯塔夫的种子，可当这不可避免的情节在《下部》的第五幕，第五场真正到来时，莎翁的写法让人在不禁为一段从未真正成为父子、却又似乎远超父子的关系落泪。

这段对白起初让人觉得哈尔有些残忍，但这种残忍却又是必要的：他在全英国人民面前，作为刚刚登基的亨利五世，必须公开拒绝福斯塔夫，这个他过去生活的象征。可当他说完自己不认识这个福斯塔夫，这个“so surfeit-swelled, so old, and so profane”的糟老头子，他突然来了加上了一句玩笑话，一个完全不符合国王身份的笑话：

“Know the grave doth gape / For thee thrice wider than for other men.”——你太胖了，要知道，就连坟墓为你开口时，都得比迎接别人时张大三倍。

这一句，让亨利五世的庄严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熟悉的哈尔式的顽皮与幽默——而这种幽默正是从福斯塔夫身上学来的。

因此，虽然哈尔在表面拒绝了福斯塔夫，这段台词中却处处有着福斯塔夫的影子，彰显了哈尔内心的摇摆不定。在开完这个玩笑后，哈尔仿佛想起了自己的新身份，马上打断了自己，对福斯塔夫说道：“Reply not to me with a fool-born jest”——不要用你那种玩笑话来回答我。这句台词表面上是对福斯塔夫的警告，实则是哈尔在警告自己内心依然依赖于福斯塔夫的那一面，仿佛在对自己说道：“不要再开玩笑了，不要回到过去的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一段面向英国人民的台词中，在这样一个最不能袒露内心真实情感，必须展现出国王风范的场合，莎翁无需任何内心独白，也能极其巧妙地在字里行间透露哈尔内心的挣扎——面对这个他依然爱着的，却不得不离开的“父亲”。

美国20世纪初女作家内勒·拉森（Nella Larsen）1929年作品《冒充》（Passing，也被译为《冒充白人》）是 去年最令我惊喜的“宝藏”小说之一。

作为我去年春季文学批评理论课中的阅读书目之一，拉森的《冒充》不仅拓宽了我对20世纪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Harlem Renaissance）文学的一些固有认知，而且通过我一向十分喜欢的、现代主义小说中典型的种种技法， 深刻剖析了种族、性、阶级这三个在美国黑人语境中难以分割的议题。

《冒充》以1920年代的纽约哈莱姆社区为背景，聚焦于Irene Redfield和Clare Kendry这两位童年好友，在一次偶然重聚之后展开的故事。而小说标题中的“Passing”，即所谓的“冒充白人”，则是在美国20世纪初越发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在Jim Crow时期种族隔离的大背景之下，部分黑人群体，因为肤色较淡，选择以掩盖自身黑人血统的方式，去冒充白人，从而混进以白人为主的主流社会，从而实现阶级上的跃升。

故事的这两位女主角都属于肤色较浅的黑人（这一类在族裔上黑白混血的人群，在当时具有歧视性色彩的语言中，被称为“Mulatto”），但却做出了看似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

因此，在了解了故事的基本背景后，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会将Clare——这样一个选择“背叛”自己的族裔，加入白人社会，但在小说中又却因为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渴望重新回到黑人社区的复杂人物形象——看作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毕竟小说名是“冒充白人”，而Clare是故事中唯一一个真正选择这么做了的人物。

但在读完整部小说之后，你会发现，拉森的这部作品天才之处就在于，它会最终让你感觉似乎Irene才是小说真正想要讽刺的对象： 这样一个表面上对自己的“族裔”完全忠诚，表面没有假扮自己是白人，但却已经在内心身处深刻内化了白人中产阶级的理念的黑人女性。

在拉森的笔下，Irene对于生活的稳定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追求，不但丧失了拉森认为黑人文化中蕴含的生命活力，而且甚至是将白人社会中阶级歧视的理念“复制”到了黑人社群中，使得Irene无时无刻不在潜意识中对社会底层人群施加偏见。

而反倒是Clare——在表面上“背叛种族”的Clare——在小说中呈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并愿意为自己的生活现状和自己精神上的自由做出改变。

■ 电影 《冒充》剧照

但比拉森对Irene这个人物的潜在讽刺本身更有意思的，在我看来，是拉森如何通过种种文本形式与技法层面上的设计，完成了这样精湛的讽刺。

贯穿《冒充》整个文本的是一个 现代主义小说中常见的、也是只有小说体裁中独有的文学手法：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 有时也被文学批评家们称为自由间接风格（Free indirect style）。而正是拉森对于自由间接引语的娴熟运用，构成了对Irene的反讽。那什么是自由间接引语呢？

相比于诗歌和戏剧，小说作为这三者之中最“年轻”的文学体裁，与这另外两个体裁最不同的一点，就是它对于人物的“内在性”（interiority）可以进行最直接的刻画。诗歌很难表现除了第一人称诗歌抒情者（speaker）以外的他人的情绪，而我们对于抒情者内心的认知也同样透过了抒情者本人声音的过滤，产生了这样一层无法彻底抹去的隔阂。

在戏剧中，虽然有内心独白（soliloquy）这样的技法，但哈姆雷特内心最纯粹的、最未经过滤的所思所想，绝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样格律工整、修辞华丽的语句。没有人在脑海中是用素体诗（blank verse）思考的。

但小说就不同了： 透过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全知视角”， 读者可以客观地了解到人物内心的所思所想，从而避免了诗歌语言和戏剧语言中必然存在的不可靠性。但同样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虽然“上帝视角”的小说叙事者可以给予读者有关人物内心的、客观准确的信息，但这样一个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存在仿佛又成了一道新的隔阂——读者准确认识了人物，但却似乎没有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依然存在着一种距离感。

有没有可能，让读者完全沉浸在人物的主观视角中，但却依然保留着第三人称叙事者带来的客观性呢？

■ 电影 《冒充》剧照

正是自由间接引语实现了这种可能。普通的间接引语过于强调叙事者转述的声音，但一般的直接引语却少了叙述者对文本的掌控，而且在一个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中，会显得格外不自然。

唯有自由间接引语实现了叙事者声音和人物声音的完美混合：既能让读者亲密接触到人物的主观世界，又能让读者从一个高于人物的视角，看到他们所不能意识到的东西。

而正是通过苏浙读者的这样一种“双重意识”，拉森让读者能够完全窥视到Irene的内心，却同时又能意识到她自己所意识不到的自相矛盾、自欺欺人之处。

接下来我要引用的这个文段，选自小说第一部分的开头：此时Irene在芝加哥Drayton Hotel顶楼的酒吧，没有意识到正在朝她迎面走来的女子，正是童年好友Clare。通过自由间接引语，拉森细腻地书写了Irene此时此刻的内心声音：她在思索眼前的这个“陌生”女人会不会透过她的浅肤色，认出来自己其实是黑人。不会的，她觉得，因为那些“愚蠢的白人们”总是会把她当作是墨西哥人或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