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
好民主，坏民主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王文菲
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
——卢梭，《社会契约论》
民主，作为空洞的能指
纵观全球，民主从未像今天这样炙手可热；但它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在内涵上空洞无力。也许，民主在当下的流行正是由于它的开放性，甚至由于它空虚的意义及其实效：比如奥巴马——一个空洞的能指，任何人都可以将他们的梦想和希望寄托在这一形象上。或许，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民主更强大、狡猾的异卵双胞胎，已最终将民主贬抑为一个“商标”——商品拜物教（
le fétichisme de la marchandise
）的现代新花样，并将那可贩卖的产品形象与其实质内容完全割裂开来。也许，在21世纪，启蒙进步主义（
progressisme
des Lumières
）的玩笑正见证着这一幕——连上帝本人也卷入了本该被现代性终结的恶战：民主以新兴的世界性宗教的面目加冕，它并非一种政治权力或文化的特殊形式，而是一个神坛——西方世界及其仰慕者们在这个神坛前献祭，是一个神圣的意图——西方帝国的圣战由此酝酿，并名正言顺地昭告天下。
如今，民主不仅在世界各地享有殊荣，也在政治舞台上备受赞誉。在后冷战政体中，随着前苏联国家开始沐浴经济发展、企业繁荣的至福，欧美各国的左派们也被商标蛊惑了。我们赞美民主，试图纠正马克思在偏离黑格尔式的主题之后抛弃政治的错误（或者，我们可以说，激进的民主完全意味着共产主义）；我们为了那些从未被实践过的目标与精神（
ethoi
）而去追求民主，我们大书特书“会到来的民主”“无限的民主”“民主主权”“民主工作坊”“民主多元化”……贝鲁斯柯尼和布什，德里达（
Derrida
）和巴里巴尔（
Balibar
），意大利共产党员与哈马斯（
Hamas
）——如今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了。但是，民主制度还剩下些什么呢？
人民的权力
这是个说不尽的话题：自由民主主义这个欧美现代政治的主导形式只是参与政治权力的一种形态，政治权力这一概念囊括在一个古老的有关民主的希腊术语中。人民（
Demos
）加统治（
cracie
）等于人民的权力，它与贵族制、寡头制、僭主制相对立，同样也与被殖民或被占领的状况相对立。但是，无论是从历史学角度还是词源学角度，我们都无法有力地论证民主本质上来说意味着代议制、宪法、协商、参与、自由市场、权利、普遍性，甚至平等。民主这个术语包含着单纯的政治主张：人民统治自己；全体人民，而非一部分人或大写的他者是政治上的主权者。如此，民主是未完成的原则，它没有具体指出，我们应该分享何种权力，人民的权力应当如何被组织，以及通过什么制度建立和确保这种权力。自始至终，西方民主政治的特征就颇具争议。换句话说，从亚里士多德、卢梭、托克维尔，直到马克思、罗尔斯、沃林的这些理论家中，许多都（以不同的方式）论证过：具体的条件、强有力的支持、微妙的平衡，这些对于民主不可或缺；但民主这个术语本身并不规定这些要求。也许，这就是在当代的“民主狂热”之中，我们轻易地忽视了这个问题——民主的客体在何种意义上已掏空了它的实质的原因。
去民主化
即便我们无法确知民主大受欢迎的原因，但揭示自由民主主义本身（议会、资产阶级或宪政民主）如何沦为一个空壳的过程，则似乎轻而易举。长久笼罩于民主旗帜下的西方世界，人民怎样失去了统治自身的权力？在姗姗来迟的现代化社会中，是什么样的力量和进程掏空了现代化的实质，将它变成这样一种民主的有限形式？
首先，如果说财富集团的商业力量已经长期损害人民政治统治的希望和实践，那么如今这一进程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是商业集团收买了政客并公开干预内外政策，也不仅是被大集团操控的媒体嘲弄见多识广的公众，动摇了公共权力。在当今的主要民主国家中，商业权力和国家权力不仅相互交汇，更有融合之势：从学校、监狱到军队，无所不包的国家职能全面渗透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外包给财富集团；银行投资人和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总理和内阁大臣，国家坐拥大量财富，成为不参与决策的所有者，并采取放任自由的策略。更重要的是，通过税收、环境、能源、劳动、社会、财政、金融政策，以及各经济部门源源不断的直接支持与援助，国家力量无疑操作着资本的积累。人民基本无法了解政策运作的情况，遑论反对它们或提出其他建议了。我们无法拒绝资本的需求，资本则基本上对我们的窘境无动于衷。
其次，甚至连“自由”选举这个民主最重要的象征也沦为了市场营销与管理的闹剧，比如资金赞助和“目标”选民动员的表演。由于市民们被老练的、市场营销式的选举策略所降服——这种策略将选举与消费的选择等同起来，政治生活的全部要素就逐渐被贬损为广告与市场营销的成功了。与民主原则相比，公关专家更熟悉品牌策略，更擅长操纵财团御用的媒体，正是他们包装了候选人；而且政治事务也像消费品而非公共财产那样被贩卖。那么，政府越来越多地聘用经理人，大学的政治学系越来越多地从商学院、经济学院招募教员，就没什么稀奇的了。
再次，作为一种“政治合理性”的新自由主义直接侵害了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它将后者的合宪性、法律平等、政治和公民自由、政治自主、普世价值这些原则，置换为市场准则、投入/产出比、效率与盈利。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合理性轻而易举地规避或抛弃了权利、信息共享、政府的透明度与责任，以及对程序的尊重等问题。国家不再是人民主权的体现，而沦为商业运作机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合理性将所有人与所有制度（包括宪政国家）都按照企业的模式塑造，即将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原则替换为企业原则。在致使民主政治的实质变得微不足道之后，新自由主义利用“民主”这个术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而导致了“市场的民主”，于是对于资本放任状态的讽刺，就沦为一种一般性的描述——一种与人民政治权力毫不相关的政治形式。
但是，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摧毁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原则与实践的唯一力量。在此，我要阐明第四点因素：在国内与国际范围里，行政权力与司法权的扩张。从那些源于国内社会运动的议题，到以维护人权为目标的国际运动，各种政治斗争与政治问题正越来越多地诉诸法庭；在此，法律专家们以某种复杂而含混的、除了专业人士之外谁都不能理解的语汇包装他们的政治决议。与此同时，法庭从决定“什么是禁止的”转向了“必须去做什么”，简言之，从有限的司法功能转向了立法的功能，篡夺了民主政治的传统任务。即便依法行事确实是民主制的重要支柱，但这种“法庭统治”却败坏了民主；它颠倒了司法权对于立法权至关重要的附属关系——而这恰恰是维护人民主权的关键；它公开地将政治权力授予非代议制的制度。
第五，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的腐蚀是西方世界去民主化现象的关键所在。对于绝对完整主权、固定管辖权、暴力垄断以及国运永祚的渴望，虚构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这种虚构是强有力的——自从1648年的维斯特伐利亚条约颁布以来，它塑造了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对于上述渴望的垄断，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与超越国界的资本、人口、思想、资源、商品、暴力与政治-宗教信仰的流动相妥协。这些流动不仅摧毁了它跨越的边界，也粉碎了民族国家的内部力量：于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向它们的边界与内部妥协了。
如果当国家的主权被腐蚀，国家本身仍然保持异常的活力；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关于主权的唯一的、包含两个层面的定义——人民与其附属领土——被拆开，那么就会导致两种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民主失去了它重要的政治形式与载体；另一方面，国家完全放弃了一切代表人民主权、承载人民意志的企图——如我们所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合理性已经开始着手这一进程。
关于第一点，民主制或人民的统治只能在某种有限的、确切的维度内实行并具有意义，即将主权体现在“人民主权”与“民主制度”的等式中。缺乏确切法律限定（无论是虚构的还是成文的）的民主制在政治上毫无意义：为了让人民能够实现自我统治，具有某种身份的、集体化的实体是必不可少的；权力的分配可以在这个实体之中组织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施行。当然，由于国家非常庞大，权力分配的方式（它赋予民主以意义）也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当法律的界限本身被后国家的（
postnationaux
）、跨国的（
transnationaux
）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取代，民主制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至于第二点，若国家与人民主权分离，那么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它都会像一个流氓国家那样行事。国家权力的施行不再以“代表人民”和“保护人民”为依据——这是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权力的法则。尤其对于那些现代国家，他们的行事准则与“国家利益”（
raison d’ Etat
）相去甚远，并且以经济全球化的要素、促进者与稳定者的三重身份代替了权力的威望。这样的背景下，在对内像企业一样运作、对外如软弱的全球资本经理人一般的国家中，人民被贬抑为被动的小股份持有者。这种新型的权力的、行动的、法律的国家形态，在2008年秋季的经济危机中暴露无遗。
最后，“政治安保化”（
politique sécuritaire
）构成了西方“去民主化”国家的重要因素。一系列以防止或抑制以色列、英国、印度和美国境内的恐怖主义为目标的国家行动，时常被错误地描述为国家主权的重现；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国家主权力量丧失的征兆。随着新自由主义代替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自由、平等、法治），国家安全消极地对国家主权的衰弱和国家主权受到的挑战做出反应——限制迁徙自由和资讯自由，给种族贴标签，国家机密范围日益扩大，悬置宪法以及进行长期暗战。总之，为了人民能当家做主，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民族，并能运用那些民主的权力。然而全球化腐蚀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新自由主义的、难以抑制的资本力量分别摧毁了这两个条件。但是，如果“现存的民主”处于可悲的境地，那么，我们必须思考，在这个时代中，民主理念与原则还剩下些什么，以便做出改变、走出泥潭。
民主的悖论
众所周知，古雅典的民主选举制将其大部分人口排斥在外，比如妇女、奴隶、外邦人以及其他不符合公民血统条件的人。在民主的萌芽阶段，它的排斥性是极端的，却并非特例。民主制作为一种概念与实践，总是被一种非民主的外围所界定；民主制始终具有一种内在的无法兼容的基质，这一基质为它提供物质支持，同时也对它进行背离于物质支持的定义。历史上，所有的民主制都界定了被排除在外的族群，比如奴隶、土著人、妇女、穷人、某一特定种族、宗教信徒或（如今天的）非法移民。定义民主的外部世界永远存在：野蛮人 （
barbares
）这个名词源自古代人，而之后又以多种方式呈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国家的殖民地。在我们的时代，甚至是（特别是？）在西方去民主化的背景下，“伊斯兰教”的形象满足了民主主义者对未开化者的想象。于是，在民主的核心价值中，永远存在某种反普世主义（
anti-universalisme
）——如果帝国主义的民主普世化梦想得以实现，那么这绝不可能是在民主制的形式下实现的。
如果说，前现代的共和式民主建立在实施公共权力的理念（人民自己施行自己的权力）之上，以平等原则为核心，那么，现代民主则一贯许诺自由。现代民主从未赞扬平等，除了最形式化的代表（一人一票）模式或者法律上的平等（这并不包含在民主的含义中，也几乎不能被实践）。实际上，这正是卢梭冒险的赌注——为了政治集体的权力，我们无条件地放弃了个人自由，为的却是实现我们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民主至高的关键词。的确，尽管人民统治的许诺时常被遗忘，个人自由仍是民主制最有力的代名词。只有民主制能让我们自由，因为唯有身处民主制之中，我们才是统治我们的权力的授予者。
在现代，自由被认为是一种“自我立法”的人类的普遍欲望，康德、卢梭与穆勒等思想家认为自由至少是人之为人的精粹。实际上，诞生于现代性的、道德自由的主体，将民主设立成了西方世界唯一正当的政治形式。该主体的形象继续赋予民主以无可争议的正当性。但与此同时，这一主体的白种人的、男性的、殖民主义的另一面目则导致并维持了等级制、排斥与暴力——它们是现代民主制的全部特征。于是，民主制的核心甚至也有了一种非自由的倾向。这似乎暗示着，如果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梦想得以实现，那么这绝不可能是在民主制的形式下实现的。
不可能的自由
现代民主制预设了通过分享统治权力而实现的自我立法原则；主体的主权与政治统治的主权密不可分，可谓唇齿相依。但是为什么而立法？是统治什么的权力？在后来的现代性中，一系列对权力规范性的（不是政治形式）理论反思和对康德式主体的严厉批判，使得自由的概念变得错综复杂且难以捉摸。我们应该掌握何种权力？我们应该为了什么而共同立法？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意愿驾驭什么力量，以便能够谨慎地声称，我们为自己立法？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历来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民主主义者。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将选举代议立法制度奉为关键，并明确限制了侵犯个人活动与目标的行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们坚决主张，人类自由的首要条件是生存资料归集体所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强调对政治的直接参与，自由论者则要求抑制政治权力与政治机构。
如果我们抛弃先验道德主体的概念，并评估这一社会力量与话语，我们几乎无法体会到自由主义那套话般的热情。人民对于法律与立法者的赞同，无法兑现“自我立法”的民主许诺。相反，我们必须理解、控制将我们建构为主体、制定原则的多重力量，我们通过这些原则去考察现实，分辨善恶；当我们投票甚至立法时，这些原则为我们提供不同的选择参照。如果我们理解到，权力是一种建构世界的方式而不仅是支配世界的方式，或者说，将其看作建构主体的支配性力量，而不是简单的压制性权力——这就迫使民主主义者们深入错综复杂的权力秩序，即自由的基础。社会和我们一直被超出自身掌控范围、不受控制的权力建构着，这种简单的观念摧毁了“自我立法”的自由主义（由投票与普遍赞同为依据）概念。然而，对建构我们的所有权力来进行民主式的掌控这种观点是荒谬的：这无异于空中楼阁，或者说是企图凭借心灵（构成我们对世界的概念）之外的能力去认知世界。民主必须继续深入研究权力的内部构成，确切地说，民主必须放弃作为战利品的自由，才能变得有意义。就此而言，民主永远无法被实现：民主是一个（不可达成的）目标，一种永远在演变的政治蓝图。民主化要求它的参与者们为能共享那些建构并统治他们权力而斗争；但这是个无止境的过程。
福柯与德里达鼓励人们去关心权力的形态，而不是法律或秩序——这冲击了自由主义观念。他们认为，资本的力量建构并组织了民主主体。如果经济不受制于政治和社会而反过来主宰它们，“民主的权力”意味着什么呢？那么，还有什么比使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塑造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臣服于政治民主的原则，或者说服从别的政治原则这种企图更不切实际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