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要对付的是一个答案不简单的简单问题：我们多大年纪？此处的“我们”指所有属于“返老还童时代”（age of juvenescence）的人，该时代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然后沿着古人所谓的“帝国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相反方向，渐次向东移动。
不先探索人类年纪（human age）现象多方面让人困惑的复杂性，上述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因为人类除有着一个生物学年纪、一个演化学年纪和一个地质学年纪，还有着一个文化年纪（culture age），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出生于历史之中，这历史先于个人存在，也会持续到个人消失之后。就像其他生物体一样，人总会老去，但我们诞生于其中的历史时期却会大大左右老化过程的展开方式，其影响力甚至及于生物学的层次。不管是好是坏，人类物种一直以来都把演化转化为文化，又把文化转化为演化。所以，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多大年纪？）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不熟悉的地域——在那里，我们发现我们与地球所有其他生命形式大相径庭，且不拥有确定坐标。
文化的强大演化力量目前已进入超速状态，从很多最根本方面改变着我们物种。就基因来说，人类过去几万年来都没有改变（至少专家是这样说的），但今日一个在圣地亚哥打网球的三十岁女人更像巴尔扎克笔下三十岁女人的女儿而非妹妹。在家父的大学毕业纪念册里，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完全成熟的大人脸，但我在自己教的大学部学生中从未见过这种脸。在较早的时代，才十二岁的小孩便看似小大人，脸上业已显露岁月痕迹。反观今日的第一世界居民哪怕照样会随年纪而萎缩，却始终有一张嫩脸蛋，不会出现见于其他文化或历史时代的强烈老态。造成个中差异的原因不只是我们有较好营养、较佳医疗保健和较少受到风吹日晒，还因为一个整体的生物文化转化（b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业已把一大部分人类变成了一个“年轻”物种——外观上年轻、行为上年轻、心智上年轻、生活方式上年轻，以及（这是最重要的）欲望上年轻。
这种返老还童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它是受到我们物种的生物性基底支撑的吗？为什么虽然我们（包括个人与社会）会继续老去，却变得更年轻？我们的返老还童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些问题都环绕着和横穿过先前提过的核心问题：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是多大年纪？我选择用一个多面向的方法来探索这些问题：它把相关的生物学和演化因素列入考虑，又把主要焦点放在西方文化史的大轮廓中。确实，我发现我除了有必要为读者提供一套年龄哲学以外，还有必要提供一套历史哲学，因为在人类领域，年纪和历史乃是不可拆解地交织在一起的。
对于席卷西方文化和许多其他文化的返老还童现象（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本书的态度充其量是喜忧参半。最起码，我会设法评估它对我们未来隐含的风险（这是假定人类还有未来的话）。随着它以愈来愈凶猛的势头打乱历史连续性，我们的时代已经让那些不是诞生于其新发明的新奇之中的人感到疏离。奥登（W. H. Auden）在《年长公民写的打油诗》（
Doggerel by a Senior Citizen
）的开始如是说：“在一九六九年的今日，我不会把地球称为我的星球。”自一九六九年以后，感受到自己的世界被占夺的公民愈来愈多，感觉也愈来愈炽烈。在二○一四年的今天，一个较老的人不会了解小孩、少年或青年的想法，所以也几乎不可能提供年轻人指引，为他们指出通向成熟或公共事务领域之路（年轻人最后总得扛起公共事务的担子，要不就得为未能做到付出惨痛代价）。跨世代连续性（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毁坏至如此程度的社会是否可以长存，犹待时间来揭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