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每个生存其中的个体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努力改善自身处境，却似乎离好的生活越来越远？为什么我们追求平等，贫富差距现象会日益严重？今天的文章，复旦大学哲学学者谢晶将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重新解析不平等。如果想要对抗不平等，不要让自己成为那1%的人的同谋。来源 | 看理想节目《不平等：权力、身份与社会分配》当一个人称一个理念本身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平权”是不可取的？要恢复平权理念出现之前的那个阶序社会？不仅是公共舆论中，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普遍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做法：如果质疑平权，就是站队特权；如果质疑现代性，就是向往古典生活；如果质疑某些女性主义的理论，比如男女平权所采用的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只不过是将不平等转移到女性的内部，那么就是在说两性平等是不可取的，让我们回到父权制——更确切地说我们现在还是恪守父权制，因为我们从来不曾真正走出过父权制。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实际上与任何的实证研究或者说哲学反思的工作都没有关系，它的实质是用立场打立场，用信仰去打信仰，将“质疑”这件事情直接等同于“一竿子打死”。很明显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像刚才这样用立场去打立场，并且以偏概全地去笼统地理解一种立场，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在“究竟哪种立场是可取的和可行的”这样的问题上面取得一丝一毫的进展。哲学反思意义上的“质疑”不是站队，而是展开能够在刚才提到的那种问题上面取得进展的工作。这种工作可以被称作“意识形态批判”。当然，像很多的学术术语一样，这里的“意识形态”和“批判”都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语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文语境的，一方面指虚假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强调观念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总是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一个社会当中占主导的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方法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相对于日常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和“批判”，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萨莉·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在Resisting Reality这本书里面，对于作为方法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做出了很明确的定义——意识形态批判聚焦于这样一些概念与叙事框架，我们用它们来理解世界，尤其是社会世界，并用它们在这个世界中指引自己……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关键任务是揭示意识形态的原貌。在一些情况下，这意味着让大家注意到我们有意识地在使用的那些话语框架的某些方面，它们的历史，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那些实践与制度。这样的意识形态批判也被称作是谱系学。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意识形态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见的，也就是说它具有统治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把它表述出来并令它成为批判性反思工作的对象，变得很有必要。对于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提出恰当或公正与否的问题的。然而，一旦意识形态被明确地表述出来，它就在原则上可以被讨论和改造。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澄清那些支撑起我们社会互动的概念与叙事框架，并由此令它们成为批判性分析的对象。在一个生活在一起、有着分工和分配的群体当中，一定存在着一些大家都持有的、最基本的观念体系。否则，最基本的分工合作不可能展开，大家也不可能对分配方式展开有效的讨论，更不要说像联姻、祭祀这样的活动了。实际上，没有最基本的观念体系，一个群体也不可能把自己视作一个群体，它不能对于自己共同从事的事情有比较统一的和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面意识形态是人类学研究当中的重要环节。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是贬义的，因为它指的是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个根本的事实。对于它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工作，不是去批判它们，而是把它们作为对象来分析和理解，也就是哈斯兰格上面的那段引文里面所说的“揭示其原貌”。哈斯兰格的这段文字有两种“批判”，第一种意思是揭示原貌，而第二种叫作“批判性反思”和“批判性分析”，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只有清楚地将观念体系把它表述出来，才可以进一步去分析它，看看它是不是存在问题。这两个步骤所构成的“批判”的工作，从德国哲学家康德开始，变成了哲学上一个常用的术语。当康德说要对理性展开批判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理性不好，而是说要分析我们的理性活动，比如说判断这个活动是建立在哪些前提条件之上？做出判断意味着什么？而各种类型的判断又各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批判，不是谴责意识形态，不是下任何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而恰恰是要把我们的价值判断悬置起来，进行事实层面的观察和逻辑层面的分析。意识形态常常就像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一样，它从最深层决定我们的言行，但是不被意识到。比如说，当看到一个孩子受了伤或者遇到挫折，我们所做出的反应常常会因为孩子的性别而不一样，大家倾向于去激励男孩子自己爬起来，而安慰女孩子，平抚她的情绪。态度和行为上的不同，与我们用来“认知”不同性别本质的一整套观念体系息息相关，并不需要我们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它们，就可以作为意识形态来奏效。社会学家布迪厄把意识形态称之为惯习（habitus）。惯习指的是我们用来认识世界，作出是非好坏的判断，并且选择行动方式的图示，可以理解为我们刚才所讲的观念体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三观”。但是，拉丁语当中habitus的本意是习惯（habitude）。布迪厄用这个词是为了强调，意识形态的生效往往是在我们不意识到的情况下，呈现为自发的和自然而然的态度、情感和举止。布迪厄把惯习类比为身体技术。我们绝大多数的大多数活动都是需要身体技术的，比如说骑车、游泳，甚至是站立、入睡。布迪厄最喜欢做的一个类比是网球运动员的例子。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总是能在球落下的一瞬间站到能够接住它的地方，这是ta不断训练的、常年的艰苦训练的结果，但是ta在接球的那一瞬间就好像是完全出于本能一样。惯习也一样。我们的很多行动明明是被惯习决定，但是看上去是自发的。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越是意识不到意识形态，它越是属于惯习，就越能很好地奏效。但是接下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必要把不被意识到的意识形态清楚地表述出来？当行动，尤其是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它建立在什么样的观念体系之上，这种反思的过程并不是必要的。只有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能把无意识的东西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工作，才会是必要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动上的问题，有可能源于背后不可见、没有被意识到，但起到决定作用的那些观念的问题，有可能是观念出了问题。不可见的意识形态会使我们的行动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是海市蜃楼的效应：我们越是以为在为一个目标努力，就越是达不到这个目标。因为当我们对意识形态认识不足的时候，有可能自认为我们在做A，实际上面我们在做的是非A或者说负A。回到平等的议题上，很多人会毫无犹豫地称自己是平等主义者，但又可能并不觉得那些不平等的现状都是成问题的，甚至于有可能认为，一个财富、资源、暴力手段、教育机会、受关注程度等等方方面面都持平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平等主义者，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实际行为并不产生消除财富、资源、暴力手段、教育机会、受关注程度上的不平等的效果，甚至于会产生助长它们、和它们正好相反的效果。那么，我们在追求平等的时候，真的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吗？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平等观念当中，包含了对于不平等的认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分成单一的和复杂的，“平等”的理念或者说立场，属于一个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而且，像所有的观念体系一样，平等也是慢慢地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并且像社会和思想一样，在缓慢地发生变化。既然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产物，那么它就有可能是自带矛盾的，甚至于有可能自带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只有把“平等”观的实质揭示出来，把“当我们在说平等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这个问题回答清楚，我们才能知道受这种观念驱使的行动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平权。或许有人会说，不平等在今天愈演愈烈，不应该归咎于追求平等的人，应该归咎那些最贪婪的人，是ta们将所有的财富和特权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在全球资本主义当中捞尽好处，而不考虑任何公正伦理的问题。甚至于这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财富和特权建立在对平等原则的践踏之上。很多当代正义理论确实是将矛头指向这些人，并且这是非常有道理和有必要的。但是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也需要指出导致不平等在当代加剧的另外一个原因：它来自于99%，因为1%的人要搞垄断，需要99%的人。按照卢梭的说法，一小撮野心勃勃的人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人，不可能做到ta们现在做到的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在无形之中，相信平等的多数人很有可能在帮助那些1%的人建造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并不仅仅是“受害者”，也是行动者，也是“同谋”。当卢梭在《论不平等》这篇文章当中设想不平等社会的起源，他所强调的，恰恰是1%的人在意识形态上对99%的人的依赖。他说，当最初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必然有这样一个时刻，富人的财富受到食不果腹的那些穷人的质疑，而富人在纷争之中认识到自己因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所以必须要诉诸于暴力之外的其它东西来巩固自己的财富。为了让那些饥肠辘辘的人不再企图“抢夺”自己的财产，这些富人发明了一个东西，叫作“社会契约”：迫于形势，富人终于构想出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设想到的最深思熟虑的规划：利用那些来攻击他的人的力量来为他自己服务；把敌人转变成他自己的卫士，向他们灌输一些新的道德准则，并为他们制定一些新的制度……他说：“让我们团结起来，保障弱者不受压迫，遏制野心勃勃的人，保证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为此，让我们制定保证公正与和平的规章，让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它们，它们不偏袒任何人，它们让强者和弱者都平等地互相承担义务，以便在某种意义上补偿无常的命运造成的损失。总而言之，与其把我们的力量用来危害我们自己，让我们将它们集合成一个最高的权威，它按照贤明的法律治理我们，保护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抗击共同的敌人，使我们永远和谐共存。”但是，卢梭接下来马上把它称作是为了让“那些头脑简单的容易上当的人落入圈套”，这些人现在“争相扑向枷锁，却还以为在保证自己的自由”，而这个社会契约，又被卢梭说成是使得“社会和法律……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劳苦，限于奴役和不幸”。卢梭告诉我们：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之所以能够产生的最关键的前提，是“头脑简单的人”。“头脑简单的人”在卢梭的社会理论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意象。在《论不平等》的第二部分一开始，卢梭这样告诉我们私有财产是怎么产生的：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 “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公民社会的真正缔造者。也就是说，每一次卢梭构想这个社会法律和私有制的奠定，“头脑简单的人”都是关键。卢梭敲响的警钟，正是意识形态批判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要做“头脑简单的人”，不要急着去“扑向枷锁却以为在为自由奋斗”，不要去做“纵容不平等却以为自己在为平等奋斗”这一类的事。“头脑简单”指的是不加批判地去接受一套对于共同生活的构想的做法，这套构想看上去是为了所有人的福祉，但实际上面只是为了所有的人都努力地巩固1%的特权。但是，99%的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对于那些每天都在担忧是不是能让一家人吃上饭的人来说，思考和批判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所以，当我们“有条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知道在“思考”、“思想”这件事情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99%的人并不是在同等的程度和意义上都是“同谋”，因为有的人——每天都想着怎么样喂饱自己、喂饱一家人的这些人——ta们不是因为“头脑简单”，ta们单纯地是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选项，才会为1%添砖加瓦。当我们还有条件思考但却任由自己成为头脑简单的人，有另一种后果，就是给99%中的其它人造成不幸。比如说，今天99%成全1%的最主要的方式，是消费。当我们因为不假思索地把消费变成自由和进步的实现方式的时候，是在帮助那个1%把资本养得更肥；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可能对自己造成不利和伤害，也会对生产者造成不幸。例如，今天日常消费的主要结果之一，是过度地摄入各种各样的食物而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而另一面，咖啡种植园、蔗糖种植园当中的劳工，一直到今天还处于像奴隶一般的境遇。在思考不平等问题的时候，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我们在思考的是一个关系。我们始终应该尽可能准确地知道，我们在这些关系里面到底处于哪个位置。而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恰恰在于这个位置现在变得难以衡量。因为我们看不到千里之外在种植园当中种蔗糖和咖啡的人，在千里之外在血汗工厂当中生产牛仔裤的人，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不幸之中，这使得今天的平等主义者，“尚有条件”从事平等主义的人，常常只强调自己是受害者，而忘了自己不仅仅是受害者，同时很有可能很不幸地，也是施害者。*本文编辑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不平等：权力、身体与社会分配》第2期，主讲人谢晶。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App或小程序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