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与世界各地数百名成员密切合作。在其每月的「认识调查记者」（Meet the Investigators）系列文章中，ICIJ 与我们介绍了这些努力不懈的调查记者们。
Sh泽康臣在2016年举办于尼泊尔的“亚洲调查报道大会”（Uncovering Asia Conference）上发言。照片来源：GIJN
本文主角是日本的调查记者泽康臣（Yasuomi Sawa），他是日本最大新闻媒体《共同通讯社》（Kyodo News）调查部门的资深记者，并且在东京的研究所教授调查报道。他也积极倡议开放资料及信息自由，最近正协助 ICIJ 将其文件搜寻平台 Datashare 翻译为日文版。
你为何会进入新闻业，尤其还做调查报道？
我相信沟通、说故事及分享信息的力量能把世界变得更好。若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需要知道。
三十年前，我的大学朋友绝食抗议《国家保密法》草案。我帮他们发传单给学校同学，但他们根本没什么兴趣，不理会那些运动者，也不想拿传单。当时是1980年代末期，日本正处于欢乐的泡沫经济中。
但日本大报《朝日新闻》（也是 ICIJ 的成员）报道这场绝食抗议的那天，学生们却开始索取传单，显示出对抗议行动的兴趣了。我很震惊，不敢相信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能造成这么大的改变，对于新闻业的影响力我是又害怕又钦佩。
然而，我也意识到新闻业的另一个面向：我常因为新闻媒体没有善尽职责而沮丧，他们太着重于让当权者发声，而不去倾听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的意见。
我认为，新闻应该服务人民，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时我年轻，也很有企图心，决定自己成为一名记者，致力让新闻业重回正轨。
现在，30年过去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得很好——也许还不够吧，但我还是尽我全力做着。
最近你和同事在你主导的另一项调查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追踪了法院文件被任意销毁的情形，这项调查揭露了日本法院处理法庭记录的糟糕程度。一般情况下，法院在民事案件结案五年后会将其记录销毁。我们发现，在137个具代表性意义的案件中──包括与言论自由、平等相关的案件，以及其他被著名宪法案例书籍引用的案例──有118份记录已经不可考了。虽然概述法院结论的最终判决书还在，但我们却无法再仔细检视整个过程。
泽康臣（中上）与ICIJ的亚洲合作伙伴开会讨论 “医疗植入物档案”（Implant Files ，2018年对于医疗器材的调查项目）。照片来源：ICIJ
我们的报道引起许多人关注，包括一名日本国会议员，也使法院遭受严厉批评。在新的文件归档流程建立以前，目前法院已经暂停销毁法院文件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改变或强化了你处理调查报道的方式？
”我的一位调查记者朋友日下部聪（Satoshi Kusakabe）曾说，当我们能用开放信息进行报道，我们就不需要依赖某人，也不需要刻意与消息来源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番话使我大开眼界。使用开放信息不涉及与任何人互动，你可以清清白白地，不必礼貌地要求任何人为你开门，因为门已经对大众开放了。由数据驱动的调查报道可说是解放了记者。
我在2015年开始搜集日本主要城市的移民儿童的入学率及居住情形的数据，借由分析这些信息，我发现在学校注册的学童人数与实际居住在当地的人数间有著惊人的差距。
我也发现绝大多数的移民儿童──超过1万人──都被当地学校忽视了，学校并没有像对本国儿童那样，追踪移民儿童的就学注册情形。即使户口登记数据可能因不少移民家庭在离开日本时并未告知当地政府而有偏差，但本国儿童与移民儿童间如此大的差距显示，地方教育单位忽视了这些移民人口。
而除了使用数据来支持我的报道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材料是“人的元素”。
“报道一定要与人有关”，一位英国记者曾这么对我说。他在一家小报担任犯罪新闻相关的编辑，但他的话影响了我。从那之后，我便一直努力使我的故事更加人性化。
你在日本最知名的其中一所大学教授调查报道，什么是你希望他们能在毕业后带到新闻职场的？
我教他们实际进行调查报道，希望他们对独立挖掘议题和运用自己的新闻感变得更有自信。在他们进入新闻业后，他们会被分配到一个负责的区域，可能是一个警察辖区或是某市政府。
在新闻的 5W 要素（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为何）中，关键问题是“为何”？为什么这个意外受伤的移民工人来到日本？为何这场离奇的车祸会发生？为什么这个老人会因为偷一小块食物被捕？这类故事背后可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今有企图心的记者比较想用电子邮件或其他数位方式与人联系，而不是面对面交谈。我在想这现象是否只存在于日本极度害羞的年轻一辈……这很容易没错，但我不认为这是了解人们的好方法。你看不到你的消息来源皱眉或微笑，听不到他或她的语气。你也可能失去建立彼此信任、与潜在吹哨人培养关系的宝贵机会。
日本的深度调查新闻业面临什么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