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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部队的正常复员工作突然终止,随后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不久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全军停止所有老兵复员工作,我们这些在北方的军队,继续战备状态。
战前,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不错,起码我在部队没有得到一点点消息。
南边打得热火朝天,我们这边一天也不敢吊以轻心,从1969年以后,中苏始终处于敌对状态,我们心中的假想敌,就是北边的敌人,这个时候,我们“1924”的士兵还是最关心北边的动静。
毕竟,我们都清楚,按照当时解放军的装备,和北边那个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相比,劣势明显,而南边的战事会不会引起北边那个大家伙插手,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参战,但开战初期,我们比南边还紧张,起码在“1942”的兵营内,绝大多数士兵是这么想的。
就当时和北边的军事实力相比,我们确实处于下风,一旦双方发起战事,“1942”如同前面的军事演习一样,必须铺设输油管线,而这种输油管线,向移动的机械化部队油料供应站,必是敌方重点轰炸的目标。
就我本人而言,虽然已有复员的想法,但作为军人,必须时刻准备上前线,做出牺牲的准备,这是使命。
我所在的4连包括“1942”这支部队全体指战员,对未来可能的战争,没有怯战的人,也没有怯战的言论,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北方战事发起,我们这支技术能力超强但军事素质并不高的部队,出现全员牺牲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甚至很大。
和很多电影电视剧里的桥段很相似,我们也相互打趣,骂道:老子还没结婚,还没尝到女人的味道,就死了,真他妈的有点亏。
这是实情,男女之情、之爱,当然是我们这些年轻士兵梦寐以求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这种表达,是最真实的。
在战事开始不久,北方这边仍然寂静,对面那个大家伙似乎也无心加入,我们也就放松了很多,这时候开始,我们每天最为挂念的就是南方的战斗,认真听取前方的战报,都希望好好揍一顿这帮“狼崽子”。
有一个很有意思问题,就是如果战事开始,“1942”会不会有逃兵。
这个问题不好假设,但有一点可以说明问题,就是无论哪支军队,都会出现逃兵的,其实在开战之前,谁也不愿意当逃兵,但是一旦枪炮轰轰隆隆响起来,谁能保证自己不当逃兵?毕竟,战争那种阵仗,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所以之前说什么,都是假设。
有一点我敢肯定,如果我当逃兵,我老爸会永远不认我这个儿子的。
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有这么个段子,说有人利用战时军用电话线要求前线指挥官把自己的儿子从前线调回到后方。这种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坊间传闻,也有个别军干子弟,被紧急复员了。
“1942”有不少后门兵,其中有后勤2号首长的小儿子“米加”,我们是好朋友,但我知道虽然他这个人挺扯,但绝无类似怯战或者复员这种言论、想法和打算,
我们部队,在1979年初没有一个被紧急复员的,之前之后都没有。
是不是有个别高级军官,为避战,把自己的孩子从部队紧急复员,这种事情到底有没有?没有目睹过,不好推测。
在我看来,1979年临战前退役,是件可耻的事情。
1978年夏季,从南方野战军调过来一个1977年兵到4连,此人姓李,家住北京白塔寺一带,这是我入伍以后遇见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北京兵,他大我两岁,我们叫他小李子。
由于小李子是从云南调过来的,那时候参战部队的番号是保密的,但他分析,他原来所在的野战部队,应该参战了。
小李子是家里的独生子,是不是家里事前闻到了火药味,想方设法把他从云南调回北京,不得而知。
南边的跨境教训战,1979年3月16日就胜利了。
南边的跨境教训战, 1979年3月16日就胜利了。随着战事的终结,我们也恢复了以前的常态。
北边的大家伙,在军事上始终没有动静,我们紧张了2个多月后,解除了战备状态。
“葛朗台”司务长,战备期间,破格多杀了好几口猪,他也怕打仗,要是打仗,他的那点家底,还不如提前吃了呢!
为此他只能大骂北边那个姓勃的孙子(勃列日涅夫,前苏联总书记,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任苏共总书记),“你丫既然不敢打,咋不提前打个招呼,弄得老子多杀了好几口宝贝肥猪”。
1979年初,正常的复员停止了。征兵工作仍然继续,老的不去,新的又来,连队士兵人数徒增15-20%。
我估计全军情况差不多。
七十年代,有个粗粗的统计,一个士兵大约需要6个全年的农业劳动力才能养活,军队人数增加,国家负担肯定会加重。
不过这时候“三中全会”已开,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良好的发展势头出现,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因为军队的增加而降低。
图片:前方部队备战中 (资料选自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