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强
白钦先 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著名金融学家。首届“中国金融研究杰出贡献奖”和
2017
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迈出了朝着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经济强国是金融强国的前提和物质基础，金融强国是经济强国的提升、发展和高级表现。”
“未来二三十年是我国公共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新阶段、黄金期。”
……
10
月
30-31
日，时隔
6
年，金融界最高规格的会议再次召开，并从过去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升级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两字之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集中统一领导。可以说，这次会议从全局高度为下一阶段的金融工作确定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一系列新提法释放出新信号。
那么，如何理解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的“新提法”？其背后有何深意？本刊为此专访了“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白钦先。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杂志的专访。
10
月
30-31
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并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那么，您如何看待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白钦先：
其实，从
1997
年开始，原则上每五年召开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前不久召开的第六次金融工作会议，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迈出了朝着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从会议的名称来看，前五次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第六次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这一历史性转变，内涵丰富、深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标志着党对金融体系建设更为强而有力的统领和掌控，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标志性亮点。
除此之外，以我的观察还有许多“亮点”，这里突出强调其中的三点；一是党中央意义非凡地首次正式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二是自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以来，再次突出强调了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问题，对中国政策性金融在自身建设的第二个三十年，尤其是对于国家全面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实现现代化，对于实现全国高水平乡村振兴、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具有决定性意义；三是明确响亮地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新使命、新征程。
这三点都与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紧密相关，是其延续和发展，也是进入新时代后的新提升、新深化与新突破。
其中，我本人感同身受，思来更为亲切、印象深刻的是中央对建设金融强国的破题和政策性金融职能定位这两个问题。
总体上，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引领，也是对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定位，字里行间体现出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期待。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中央对建设金融强国的破题”和“政策性金融职能定位”两个问题。那么，对于“建设金融强国”，您是如何理解的？
白钦先：
我认为，金融强国是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还剩不到
30
年时间的关键节点下，党中央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决定。当然，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也是充满了战略性、根本性的思考，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高意志。总体上，党中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是有底气的，也是有自信的。
更进一步来说，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必须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并最终成为金融强国，否则，它作为经济强国的发展就不充分，也无法达到高级阶段，更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服务。
回顾过去，金融强国是党中央提出的科技强国、粮食强国、制造业强国等带“强国”二字的第十四个。
其实，把金融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是过去
20
多年我一直在思考、研究和期盼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90
年代初开始，我就在关注、研究金融发展战略的问题。我认为，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金融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当代金融和现代金融的特点、区别和变化。
一是现代金融、当代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主体性和战略性要素，是各国最高决策层必须首先去慎重处理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少数大国之间竞争博弈的战略性新领域。
二是现代金融、当代金融也是具有全局性、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中长期问题。
三是从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谁最先慎重、严肃处理，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与博弈中赢得先机。对我国来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面临成为经济强国、金融强国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需要从国家的角度尽早研究，因为“早动早主动，晚动晚主动，迟早都得动，不动更被动”，并进行有准备的思考，制定一系列对策。
四是当代金融更复杂，虚拟程度更高，渗透到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认为，当代经济与社会是“成也金融、败也金融”，即金融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例如，金融搞得好，经济就健康、安全和稳定，并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搞得不好，如货币供应量少了就会抑制经济发展，多了就会形成通货膨胀。
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建设金融强国，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和研究，如建设金融强国的立场、道路、难和易，以及要害问题等都需要明确，并向世界展示出来。
记者：谈到“建设金融强国”，很多人自然联想到美国。根据您的研究，与美国相比，我国在“建设金融强国”上有哪些区别？我国“建设金融强国”的重点在哪里？
白钦先：
对比来看，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中美两国之间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两种不同市场经济“对于金融强国理解的不同、对于金融强国目标追求的不同”的问题。
回顾美国步入金融强国的发展历史，我们能从中领悟出诸多道理。
从
1776
年独立战争到
1900
年，美国用了
100
多年的时间，它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一。到
1944
年，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向交战国双方出售武器、弹药、粮食和军需品等，直接“摇身一变”成为唯一的经济强国。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主导全球经济贸易秩序，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协定等“巧取”全球财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又开始推行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听起来，似乎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货币政策，实际上其“巧取”全球财富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数据显示，当前美债规模已经达到
33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其大部分债务是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产生的。可以说，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持续地、公开地、赤裸裸地“巧取”世界财富，不停地“剪”世界各国的“羊毛”。
对比来看，我国要“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清楚向世界展示我们不同于美国的特点，并成为一个有担当的金融强国。特别地，我们需要正面回应部分国家的疑惑。
例如，我们可以承诺：在建设经济强国、金融强国过程中，特别是在人民币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后，我们将担负起作为金融强国的责任，对全世界有作为、有担当，如不滥发货币、不“巧取”等。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部分国家的疑虑。
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一个国家要成为经济强国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与成为金融强国相比，后者却要比前者困难很多。例如，回顾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几十个，但是能称得上是金融强国的，仅仅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以及目前的美国。而类似新加坡、卢森堡等国家，只能称得上是金融中心。
从这一角度来说，经济强国是金融强国的前提和物质基础，金融强国是经济强国的提升、发展和高级表现。更进一步来说，要成为金融强国，还与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资源总量，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综合国际竞争力有很大关系。
具体而言，我国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是应大力发展经济、科技和教育，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普及国民金融常识，大力培养高素质金融人才，增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物质基础，维护国家金融主权。
二是应竭力消除国内金融业发展中的隐患，如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形成机制隐患、证券市场机能错位问题、金融监管理念与技术滞后问题等。
三是应加快国内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维持人民币币值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
四是应实行“谨慎、有序、渐进”的金融开放政策，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可兑换，加强在区域和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内的合作，逐步实现“金融强国”目标。
记者：我们知道，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政策性金融给予了很高的定位，会议明确指出“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那么，作为首次提出“政策性金融”这一概念的学者，您认为，政策性金融将在未来发挥哪些积极作用？对于政策性金融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白钦先：
如前文所述，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的问题。
其实，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比较研究各国金融体制的同时，我就开始了对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并首次提出了“政策性金融”这一概念。发展到今天，为避免对外造成误解，我认为“政策性金融”用“公共政策性金融”来表述，或更可取。究其原因，公共政策性金融具有公共性、金融性、国家信用性、特定限定性与选择性等特征，更符合目前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定位和实践。
总体上，公共政策性金融是国家金融、国有金融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以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战略与政策、社会发展战略与政策为己任，而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宗旨的金融，在乡村振兴和全民共同富裕伟业中更是生力军、突击军。世界各国皆如此，毫无二致。
以日本的公共政策性金融为例，在战败投降、百废待兴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建立了以“三行九库”（库即基金）为架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号称日本的“第二财政”。其信贷量占日本全国信贷量的三分之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比来看，我国公共政策性金融的信贷量仅为全国信贷总量的
10%
，无论从国家意志还是客观需要来看，我国的公共政策性金融发展都很不充分，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未来的发展既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也是其社会责任之所在。
正如我在
1993
年《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比发达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发达配套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因此，从上述视角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是我国公共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新阶段、黄金期。
更进一步分析，对我国而言，一个完备的公共政策性金融体系应当包括四个要素，即开发性金融、支持性金融、补偿性金融和福利性金融。上述要素整体对应了我国目前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并留出了对未来公共政策性金融功能提升和机构层面扩展的空间。
高度概括地说，未来三十年，我国公共政策性金融在乡村振兴和全民共同富裕的伟业中，将作为先锋军、生力军和突击军。除此之外，未来还可以逐步有条不紊地建立地方出资的国有地方性公共政策性金融机构，并作为国家公共政策性金融的延伸、补充和发展。
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关于开放中的“双循环”“双刃剑”的问题，您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事高等金融教育工作以来就开始研究了，是这样吗？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白钦先：
是的。
1981
年，我留校任教所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国际结算学》，同时撰写的任教后的第一篇科研文章的题目就是《论货币与物质两大系统间的交叉对应效应——外汇收支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这篇文章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和“货币二重性”的理论，来研究国内物流资金流、国际物流资金流，以及国内国际物流资金流的交叉对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的结论就是，外汇收支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是上述三类物流资金流“双循环”畅通无阻的机制保障。
实际上，以上是改革开放初期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尝试。到今天，伴随着我国进出口额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双循环”的意义就更重大了。
另外，关于“双刃剑”，简单来说，就是引进外资有利也有弊，需要注意“双刃剑”的问题。特别地，对外开放的程度超过一定限度，引进外资的“弊”可能就会大于“利”，负面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某地引入国外某跨国公司的一个“高科技”项目，制造某种化工产品，并由跨国公司负责收购所生产的化工产品。当时，外资能来投资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高科技”项目却造成了当地大量河流污染、土地污染，甚至是粮食污染。
再如，某些外资所投资生产的商品，假如定价
100
元，外资拿走了
95
元，国内为其加工所占的附加值却只有
5
元。这就形成了“出口额很大，但是外资却拿走绝对大头”的尴尬情况。
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开放度不是越高越好”，利用外资有一个“是我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利用我”的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国的对外经济和金融开放，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大问题：一是自主的问题，二是公平的问题，三是对等的问题，四是均衡的问题，五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正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的，在“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同时，也要“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同时，要“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要改变上述“双刃剑”中所存在的问题，集中力量建设经济强国、金融强国，是绝对有必要的。只有这样，在面对相关问题时，我们才能占据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