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雄安的土地制度实验成功了，每一个大城市的周边都出现一个公租房主导的“伴城”，吸引着年轻人去创业，并且演变为这个国家最有活力的区域，一线大都市的房价也就被釜底抽薪了。
去年广州的杨箕村和深圳的水贝村的千桌村宴先后轰炸了房奴们的神经。网传水贝村每一家赔偿接近2亿现金，最高的一家获赔80亿，不过事后被证伪。事实是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村民们早洞悉了土地的价值，全村村民无一选择现金补偿，全部选择回迁。村里有180户人家，其中获赔最多的一户所得面积是2000多平方米，分配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两三百平方米，按当地的房价6万元/平方米，每人拆迁所获超过了千万元。
雄安新区的村民们能有如此暴富的机会么？恐怕不能。水贝村的拆迁隐含着一个秘密，那就是土地财政的秘密。政府是土地的唯一供给者，政府的利益驱动是房价上涨，而农民的土地是他们手中博弈的筹码，于是拆迁补偿与城市地价螺旋式上涨。
面对大量涌入的购房者，4月1日起，河北雄安新区雄县，全面叫停一手房，二手房房产交易，关停售楼部和房屋中介机构，冻结一切房屋过户手续。
土地乃万物之本，更是产业的基础。雄安新区的成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地财政的失败。当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高不可及，抬高了创新创业的成本，挤压了青年人的梦想，北京之外另辟新区提供了对40年改革开放土地政策的一种反向尝试。
雄安新区的成立是从管控房价、管控土地开始的。大家都猜测这里可能实行类似于新加坡的公租房土地制度，户籍上则是一种类似美国的工作证制度，凡是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有机会获得公租、廉租资格。实际上，重庆就有很好的，类似的制度可借鉴。
在重庆生活过的居民都知道，这里的公租房申请相当方便，几乎是敞开供应，租金低廉，门槛最低只要几百元，外地人在重庆工作的，以及低收入者都可以租。承租人在租赁5年期满后，可选择申请购买居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公租房出售价格以综合造价为基准。
重庆市公租房摇号现场
不过，购买后只能居住，子女也可以继承，但不能上市交易，若卖只能按购买时的价格卖给政府，政府会付活期利息，到期想买下来钱不够也可以可先买一部分。另外，公租房已经支付的房租还可以抵扣房款。如此种种，房子真的实现了“房住不炒”了。
有了公租房廉租房这个巨大的压舱石，加之巨量的商品房土地供应，重庆的房价得以多年不涨，房地产投机基本被杜绝。近年来重庆GDP连年全国第一，原因是重工业、制造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大体量投资和消费拉动，而房地产的作用相对边缘。
重庆得天独厚，前市场黄奇帆经常提及的是他们天量的土地储备。重庆市2002年开始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当时储备了40多万亩地，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赚200万，这给政府4000亿元的收入，扣掉征地本身的成本也有两三千亿的额外收入。不过，重庆房价保持平稳还得以于它中西部的地理位置，无论成都、西安还是贵阳，这些中西部的枢纽城市都未经历东部城市的房价大涨，人口流入不旺，消费水平滞后是最重要原因。
说到中国土地财政的症结和疗治，不得不提及雄安新区所对标的深圳和浦东。深圳特区成立的直接起因是万人大逃港，40年前这里是3万人口的小渔村，因为贫困，村民们冒险逃港，故而缺的是钱，而不是地，因此早期的改革思路之一，就是用地生钱，获取发展的“第一桶金”。
所谓“中国奇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的自由，土地的自由创造的奇迹。建国后土地一直归国家所有，国家统一分配无偿使用。深圳人敢为天下先，在国家掌握土地利用的大环境下，早期的建设者为吸引外资，创造性地将土地租借给外商，并且一租就是50年。
作为改革试验区深圳先行先试，1987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同年完成了土地“首拍”。几个月后，上海也完成了首次土地拍卖，日企以一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1.29万平方米的50年土地使用权。
如果说在那个资本稀缺的时代深圳的先行先试释放了沉睡土地的潜能。1993年的浦东开发则接过了深圳的接力棒，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上更近了一步。1993年浦东在全国率先尝试“土地实转、资金空转”的土地开发模式。所谓“土地实转、资金空转”是由政府部门按照土地出让价向开发公司开出支票，作为国有股东入股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将此支票背书后，作为土地出让金支付，交给土地管理部门以取得土地的土地出让模式。
骑狮子是政府出地、企业出钱，共建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由此不难看出，可见当时土地价值之低，开发企业之资金匮乏，以至于资金要空转，土地管理部门最后获得的只是政府自己的一张空头支票。
70年代末开始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是这40年最至关重要的改革，它部分地释放了亿万农民的自由，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最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而肇始于深圳和上海的土地制度改革则释放出土地的活力。可任何一种制度变革都伴随着资金涌动，有时候泥沙俱下。
海南建省，成千上万在上海和深圳尝到了投资土地甜头的投机者汹涌而来，土地和房屋的价格一窜冲天。那时候钱太好挣了，投资回报率100%都算不上好项目。有个松雷大厦，炒卖了17手，最后楼竟然还没完工。之前16手炒家，钱也一直没到位。到最后崩盘的时候，最后一家将之前的16家全部告上法庭，前16家每家凑些钱，才勉强把楼给完工了。
热钱汹涌，土地制度先行先试的深圳也是泥沙俱下。深圳建房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不少社队为招商引资，采取灵活的方式与外商合作，比如合资建厂房、把土地租赁给外商建厂、与外地人合作建出租屋等。这些行为当时受到市、县政府的支持、宽容、或者默许。可现在，这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产物，都被打上了“违章建筑”的标签。以现在的眼光审视，深圳速度遗留下来的土地利用的问题也不少。
先行先试的深圳最先感受到了土地枯竭的压力。上世纪90年代后，深圳发展的基本约束已经由“钱”变为“地”，而深圳开发的思路，也逐渐由“筹钱”，转变为“筹地”。 1992年，深圳实施“统征”，率先在关内实现土地全部国有化和农民市民化。2004年，深圳又再次实施“统转”，在全域实现土地全部国有化，以及农民市民化，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建制的城市。可随着土地价值显现，农民的地权意识觉醒，深圳域内“违建”如雨后春笋，“违建”高潮一波接一波，市域范围内竟然有小一半是违法违规的。
拆迁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而城市建设的土地指标几近枯竭，深圳又不得不开始了城市更新的探索，向城中村、工业区等城市建成区要地，以提升容积率的方式向天空拓展城市空间。这却再次凸显了现行土地制度的死结，政府与居民博弈愈发艰难，土地成本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房价暴涨窒息了城市发展的潜力。
站在雄安的历史关头，我们深感雄安显然不具备重庆当年的天时地利了。经历了十余年炒房炒地房地产大开发，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分土地的价值和它被寄予的希望都和十年前云泥有别，新区的开发博弈重重，15年前重庆大手笔的土地储备已经是传奇了。
可惟其如此，政府选择“如同一张白纸”的雄安，才使得土地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环北京贫困带的现实，使得这里的地价相对低廉，农民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值也相对较低，有一个典型的说法，“终于不必为娶媳妇发愁了”。在这里，政府才有可能通过管控相对低廉地拿到一片体量巨大的土地，进行一场反土地财政的改革试验。
如果雄安的土地制度实验成功了，每一个大城市的周边都出现一个公租房主导的“伴城”，吸引着年轻人去创业，并且演变为这个国家最有活力的区域，一线大都市的房价也就被釜底抽薪了。这个意义上，雄安新区的土地改革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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