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张爱玲和其他等待过境的人挤在一起,他们都盯着那道铁丝网,过了那里就是香港。
但站在罗湖的烈日之下,他们能看到的不过是远处热到颤抖的空气。即使这样,也没人愿意听警察的话到阴凉处。张爱玲后来把这段经历写在了《重访边城》里:“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张爱玲行李箱里装着香港大学的通知书,这位32岁的上海没落贵族此去香港,是要继续10年前因战争而中止的学业。
跟张爱玲一样向往香港的还有很多人,但其中多数没有她幸运——他们没有合法渠道,通往香港的路只有一条:逃。
后来有香港四大才子之称的倪匡在1957年选择了这条路。
他本是内蒙古插队青年,因为在天寒地冻里拆了座小木桥生火取暖被扣上“破坏交通的反革命大罪”,听闻要判刑十年,22岁的倪匡选择了跑路。花掉从亲友那凑到的450块钱后,他如愿坐上那艘名为运菜实为偷渡的小船,从广州到澳门再辗转到了香港。
从九龙偷偷上岸的第二天,倪匡被领到政府部门填表、办身份证,正式成了香港公民。
图:年轻时的倪匡
倪匡也还算幸运。港英政府当时的政策是:偷渡者只要抵达边境就不会被遣返,这项条件在1974年变更为:突破边境到达香港市区才能获得身份,等到1980年,港英政府就彻底关上了为非法移民颁发身份证的窗口。
政策变动背后的事实是:从大陆逃港的人越来越多。大逃港研究者陈秉安曾经统计一组数据: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深圳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