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 务问题再度浮上水面，剪不断、理还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缪延亮 从2010年初开始跟踪欧洲债务危机，到2013年离开IMF前负责协调“三驾马车”对葡萄牙780亿欧元救助项目，多次去欧洲出差，对欧洲机构和政策制定有一定认识。 缪延亮认为，分 析欧元区最有效的是政治经济学视角，其更偏好的是国家（State）、制度（Institution）、官僚（Bureaucracy）和个人（Individual）四层次分析法。欧元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为大胆的制度实验之一，欧元区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最优货币区理论（OCA）都给出了教科书式的答案，要么劳动力和产业跨国流动起来，要么实行转移支付、富国给穷国免债。这些方案迟迟不能落地，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在缪延亮看来，欧元从一开始就不是个经济工程，而是和平工程、政治工程。欧元的前途不仅取决于欧央行等欧洲制度层面的设计，更掌握在核心国家政治家手里，后者又受政治气候和国民意志影响。
首先介绍下四层次分析框架。欧盟机构和制度众多，很多事情常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任何政策的出台，不外乎是四个层面利益考量和角逐的结果：国家、制度、官僚机构和个人。不同时期和不同议题上四个层面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其作用方向也不一定一致。在分析国际经济和政治议题上运用这一框架有助于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国家层面，主要是德法博弈，发生在双边外交、欧洲峰会和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等场合；制度层面有欧央行（ECB）、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EC）和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of Justice，ECJ）等；官僚层面则是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和职员，比如“三驾马车”；个人层面是指强有力的领导者，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要是没有一个特别主导的力量，棘手的议题就会久拖不决；但决策一旦出台，为弥补之前的耽搁和不良影响，力度上又会故意超调。
欧央行关于量化宽松（QE）的决策很好体现出上述特点，背后是国家意志在制度层面上的影响。欧央行采取的是和美联储类似的轴辐式（Hub-Spoke）组织结构，欧央行理事会六位成员和19个欧元区成员国的央行行长都参加货币政策决策。美联储也是由位于华盛顿的七位理事和12个区域分行行长共同组成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欧元区各成员国央行行长名义上都不再代表各自国家，而是制定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但由于欧元区各国经济周期、债务负担和劳动力市场差异较大，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成员国层面上各自的考量自然比美联储各分行所代表的地区要多。欧央行又强调一致决策，没有会议纪要等可以把反对票公开记录在案的“出气”机制。这导致欧央行的政策常常是各方反复博弈后妥协的结果，滞后明显。由于这种滞后，最终出台的政策需要超调才能起到震慑效果，而且一般会运用多种工具组合以平衡各方诉求。比如QE，虽然一拖再拖，出台后其规模仍超出市场预计。
鉴于央行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央行行长在货币事务中的作用相对突出。德拉吉作为第一位来自南部欧洲（意大利）的欧央行行长，在推出QE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货币决策背后当然有国家利益的影子，但在讨论时还是会表述为专业和技术之争。欧元区核心国家反对QE，桌面上的理由是会违反欧央行禁止货币融资（monetary financing）的相关法律条款，而非本国没有融资困难也没有通缩压力所以反对。德拉吉力推QE从来没有说过是要解决边缘国家的债务危机，理由是要打通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克服通缩压力。他2014年8月在Jackson Hole会议上脱稿演讲，提到通胀预期不断下行，必须高度重视。我注意到这段话并没有在欧央行官方公布的演讲稿中，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评论。从这个讲话开始，欧央行QE进程开始提速，最终在2015年1月的议息会议上推出。美联储主席对决策的影响就更大。美联储自1980年代以来保持了较好的独立性，国家和政治层面影响相对更少，官僚也以做研究的经济学家为主，同质化程度较高，联储主席个人风格和偏好（鸽派还是鹰派）留下的烙印就更深。这也是市场机构不惜大量人力物力追踪联储主要政策制定者的原因。
官僚层面当然也起到一定作用。以我自己亲历的爱尔兰和葡萄牙债务展期（extension of maturity）为例，官僚层面在具体延期多少年上起了主导作用。从过程上看，经历了各个层级和方方面面，最初欧盟委员会和欧央行给出一个方案，和IMF讨价还价得出一个折中方案，然后拿到部长会议上裁决，最后还要经各国议会批准才正式生效。整个过程虽涉及各个层面，最后批准的还是技术层面的文本。各个层面都觉得自己的工作重要，这符合激励相容原理。但官僚层面各种条条框框限制最多，灵活性其实是最少的。机构层面和政治层面联系更紧一些，大国博弈的影响通常也会在机构层面施加。等议题拿到政治层面，灵活程度常有所增加，往往因为可以拿来交易的筹码也更多。总之，越是重大的决策，牵涉面越广，利益攸关越大，做出决定所涉及的层面也越多，所需时间也越长，但其灵活性也往往更大。
欧洲事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核心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欧元说到底是德、法两国的和平工程，最后考验的是两国领导人的能力和意志。核心国家的决定性作用不仅体现在其经济实力和政策话语权，也细化为其在EC和ECB等制度和官僚层面上的广泛代表性。也许只是巧合，我在IMF葡萄牙磋商团上经历了几任欧盟磋商团的团长，无一例外都是德国人，欧央行代表团的团长也是德国人。欧央行在推出QE的同时也不忘附加风险自担条款，80%的债券购买由各成员国央行执行且自行承担损失风险。风险自担意味着欧洲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的利差将始终存在。风险自担还意味着，如果有一天要分家，算起来帐来也容易。
欧元区未来的演变有三种可能。一是走向更全面的一体化，边缘国家增加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灵活性，削减福利和赤字，作为对价，核心国家减免其债务。二是将本就不适合纳入统一货币区的某些边缘国家踢出去，核心国家重组一个更加同质化的欧元。三是走向分崩离析，各国重拾自己的货币。经验告诉我们，永远不能低估欧洲最后一刻达成协议的能力。但在民粹主义高涨、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的大背景下，边缘国家继续削减福利和赤字只会激起更多民粹和脱欧呼声；核心国家为边缘国家买单或者开放移民也只会激发更多的极端政治势力。欧元区进一步一体化的前景正考验着核心国家的领导能力和意志。目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边缘国家和德国十年期国债利差放宽到一百多个基点，仍大幅低于欧债危机和QE推出前的水平（图）。市场定价尚不反应欧元解体的可能，更多体现的是边缘国家自身的政治不确定性和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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