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安史乱后为吐蕃所占,大中间本地士绅举事,驱逐吐蕃,回归唐廷。唐廷无意间取得河湟回归的胜利,一方面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另一方面也处处设防,既留入京之议潮兄议潭宿卫,又不断派出官员参与敦煌的治理。其后几十年,虽然敦煌的主人主要是本地人,但来自外乡,特别是江南的官员、文人也时有所见。这些人文化修养较高,也给敦煌本地文学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先说一位小人物周香。P.3629有其诗三首,其三残泐不可读。第一首前有状:“昨奉处分,要《闽中十咏》,谨专抄写呈上,便请留之。因有所思,偶成恶句。乡侄香上。”似乎是呈送同为闽人的周姓高僧者。诗云:“因写闽川十首诗,潸然肠断实堪悲。乡关景色分明在,故业田园半属谁?骨肉飘零何日会,家僮星散已无依。终愿志公垂荐擢,挈我来年衣锦归。”志公用南朝梁僧宝志事,因知受诗者为僧人。因受嘱咐写《闽中十咏》,触动作者的怀乡之情。中间四句,既说故乡景色分明就在眼前,但去乡已久,家族旧业,故里田园,今已不知属谁。再写到骨肉、家僮,他应本有殷实富裕的家庭,但经乱分离,久无音讯,只能在梦里企望见面。最后希望“志公”提携,让自己能衣锦归乡。第二首有诗题《谨奉来韵(自注:兼寄曲子名)》:“昨夜拳拳侄最赢,至今犹慝诉衷(P.3632作‘素中’)情。赛拳应有倾杯乐,老仁争敢不相迎。”诗中嵌了“诉衷情”“倾杯乐”二词牌。当然,因文本残零,目前还无法断定其诗一定作于敦煌。
当然也有大人物。比如张永,在张承奉称金山国白帝期间,他自称“老臣”,献《白雀歌》,称颂“金山天子殿下”“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的巍巍功业,长诗多达五十多韵,“每句之中,偕以霜雪洁白为词”,涉及当时政治、人事、制度的方方面面,反复歌颂,如“白衣殿下白头臣,广运筹谋奉一人。白帝(李录本作衣)化高千古后,犹传盛德比松筠”之类,绵绵不绝,可见客居敦煌的外地人士进入权力中心的谨慎逢迎。张永另有献《朝天十咏》之进诗状,见S.811,称“永比自江东,十六而学,七年茅岭,三载庐山,被受饥荒,衣穿犊鼻,才堪举用,贫不自资,所以求售朱门,星霜绝远,今且老矣,何必再言”,前歌状自署“三楚渔人”,估计为湖湘一带人。知道他早年在江东生活至将近三十岁,但境遇不好,“被受饥荒”,“ 贫不自资”,流落到敦煌,受知于军府,更感怀恩德,乐于颂德。估计他在敦煌归唐后不久,大约大中末到咸通间已到达敦煌,居河西或已三四十年,已视敦煌为己家,与敦煌土族相知已洽。
我在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唐末在敦煌的一位或两位重要诗人。由于敦煌文书许多都是残片,有具名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很多都没有署名,其作者所属需要认真的辨识与解读,形成共识更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先说张球。我在1986年至1991年作《全唐文补编》初稿时,录出许多张球的文章,所拟小传云:“张球,郡望清河,燉煌人。懿宗咸通中任沙州军事判官。僖宗光启中任河西节度判官权掌书记。乾宁间迁节度判官。约卒于后梁时。年逾七十五。”另有张景球,难以确定与张球是否同一人,只好分列。后来郑炳林作系统勾稽,所知更详,也逐渐证明张球与张景球为同一人。颜廷亮于《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发表《有关张球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件新见文献》,在S.2059尾题“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一卷”的写本,其前有《陀罗尼经序》,其中有“□州山阴县人张俅,字恩□,因游紫塞,于灵(下缺)内览此经。咸通元年十一月内,其年大风,因有缘事,将(下缺)北岸。其日冒风步行,出朔方北碾门(下缺)”,“官河右,以凉州新复,军粮不充,蒙张(下缺)武发运使,后送粮五千馀石至姑臧(下缺)”云云,知道张俅即张球,他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游边塞,于咸通元年(860)到朔方军,寻复北行,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当时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攻取凉州不久,军粮不充,乃请张球担任(灵)武发运使,送粮五千石到凉州,其间曾遭遇吐蕃贼,前后出入二三十次,历尽艰难,都顺利完成任务,他认为是得到“菩萨加持力”的保佑,因此写下这段序。这里,明确他是越州山阴人,咸通间经朔方到凉州,后即长官瓜沙,成为当地有名的文士。稍早前的《文献》2000年第1期,发表邵文实《敦煌P.2762等卷诗集试探》,认为根据藤枝晃拼合,S.6161、S.3329V、S.6973、P.2762为《张氏修功德记》残篇,残篇背面抄五七言诗近二十首,肯定为一人书,此前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曾怀疑是敦煌僧悟真作,邵文则举多证认为作者为江南士子,因乱流寓敦煌,逾三十年,诗中有龙纪二年(890)的纪年,又述及敦煌张相国,应抄于敦煌金山国时期(910-914)。到敦煌初期曾隐居,后参与归义军及金山国军政事务。解读诗篇,认为作者“与归义军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担任过较为重要的官职”,“受过良好的教育,擅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2期杨宝玉《〈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作者考辨》,将以上二文内容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该卷作者就是张球,举证很充分。
荣新江《唐人诗集的抄本形态与作者蠡测——S.6234+P.5007、P.2672综考》(刊《项楚先生欣开八秩颂寿文集》,中华书局,2012)认为该拼合卷存诗三十一首,且多有改订,为作者手稿。这些诗的另一面有“河西都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弘文馆校书郎何庆”的书札,钤有“河西都防御使印”。他另查有该印之文书,P.3863有《中和四年(?)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翁郜牒》。他认为河西都防御使是唐廷咸通间设于凉州的使职,以分归义军之势。而《京兆翁氏族谱》存有唐廷给翁郜的几件文书,与敦煌文献可以印证,并论证该诗集作者即为翁郜。荣曾将该族谱示我,我也很赞同他的结论。《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刊李军《敦煌本作者再议》不赞同荣文的结论,认为何庆书札的收信者即诗集作者,应该在比凉州更偏远处任职,而张球与凉州及河西都防御府均关系密切,诗集所涉范围即东至凉州,西至焉耆铁门关,与张球活动范围对应,而诗集笔迹及所颂对象也与张球契合。该文附记得到荣的指点,虽然还没有看到荣的响应,我以为都可认为问题在逐渐接近明朗。即无论两人还是一人,本文的题目都可容罩。
以下即参考前述各家意见,述此一位或两位作者的存诗,仅称作者,也不作具体区分。
作者在诗中对当时重大事件有具体叙述,如云“仆固天王乾符三年(876)四月廿四日打破伊州” (节录诗题),又云:“当今圣主回鸾驾,逆贼黄巢已就诛。”即在僖宗从成都还京后,最早也在光启以后。有“龙纪二年(890)二月十九日” 的题记,又晚了一些。作者在河西生活时间,则已超过三十年,如云:“三十年来滞玉关,碛西危冷隔河山。”(缺题)“一别端溪砚,于今三十年。”(缺题)都表明他是客居边地,因事滞留。
作者经常会怀念江南的生活,希望能返回故土。如《归夜于灯下感受》:“长思赵女娟,每忆美人舟。何为江南子,因循北海头。连天唯白草,雁过又成秋。喜归无恐色,抛却暮云愁。”很遗憾长期居住北海,对塞外“连天唯白草,雁过又成秋”的荒漠景色,仍然有些怨艾,能有机会归去,他是感到高兴的。“每忆美人舟”,也就是“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以及“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美女,都令他难以忘怀。《夫字为首尾》一篇,则假托江南女子对边关男子的绵邈相思,表达自己的怀乡之情:“夫婿一去远征徂,贱妾思君情转孤。凤楼惆怅多□忆,雁信传书到豆卢。遥想阳台空寂寞,那堪独守泪呜呜。当今圣主回鸾驾,逆贼黄巢已就诛。恩光料合终沙漠,劝君幸勿恋穹庐。战袍着尽谁将去,万里逍迢碛路纡。天山旅泊思江外,梦里还家入道垆。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泛杨碧朱。妾向江楼长掩泪,采莲无复奏笙竽。闺中缅想肖场苦,却羡西江比目鱼。红颜憔悴少脂粉,寂寞阳台满院无。秋深但见鸿归巢,愿织回文寄远夫。”豆卢军即在沙州,明确指明女子怀念的夫婿就是自己。作者在河西逾三十年,当然应该已经有家室女眷了,这自然也无妨他虚构故乡女子的遥远相思,藉此抒写怀乡之情。这里的录诗已经据各家校订多有改动,但仍有一些文字不知孰误,如“肖场”之类,但大体诗意仍可明白,是对王昌龄那首“悔教夫婿觅封侯”诗的铺排叙述。女子叙述你去了遥远的地方,你能知道我无尽的思念吗?能体会我的寂寞吗?天下大乱,男儿有志征战四方,但现在黄巢的叛乱已经平定,皇帝也已经打道回京,你应该可以回来了。“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泛杨碧朱。”江南的美景如此美好,是你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你能不想念吗?女子长年以泪洗面,相思而分离,反不如西江比目鱼能濡沫相守。秋深举目凄冷,对你的思念无有穷尽。
但作者久居河西,毕竟是有使命、有责任的,这就是为朝廷靖理边关,为自己建立功名。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圣驾庚申降此间,正在宣宗习化年。从此弃蕃归大化(注大中二年也),经管河陇献唐天。继嗣秉油还再至,羽毛青翠泛流泉。□诗必有因承雨,□□天子急封禅。”这是说河西之治理归化,是天子封禅告成功的重要成就,身为人臣,有此责任。再读这样的诗:“方将竭力陈明主,不惮沙场立战功。”“河湟新复□□城,道路通流陇水清。”就可以理解他的胸襟。还有《自述》:“不衣绨袍已数秋,罗巾帔尽系缠头。弯弓射虏随蕃丑,叫鼓鸣更宿戍楼。一日悔称张掖掾,三年功大义阳侯。辛勤自欲朝乡道,喜筑西陲置此州。”虽然辛勤艰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存诗中,有一组纪行诗,地名从酒泉、甘州、敦煌、寿昌到焉耆、番禾、金河以及西州等,差不多从今之武威一直走到了今之新疆交河故城。比较特别的是,作者的笔触很明显流露出以中原士人看西域风物的立场,也再三表述出无远不即的中华文化的同异与变化。《燉煌》:“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仕女尚采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雄军往往施鼙鼓,斗将徒劳猃狁夸。”这首诗写敦煌归唐后的景象,特别值得重视。首句说敦煌绿洲之富庶,在无边大漠中拥有万顷良田,虽曾为吐蕃所据,但百多年来一直保留大唐衣冠,归唐后更是春风杨柳,歌谣桑麻,仕民安逸,军旅精强。《西州》:“交河虽远地,风俗易中华。绿树参云秀,乌桑戴□花。□□居猃狁,芦酒宴胡笳。大道归唐国,三年路不赊。”交河曾是唐北庭都护府的故地,作者写到这里的风物、居民和风俗,感觉是“风俗易中华”。“易”是改变,是不同,但又是异中有同,旧习尚在,但已变化了。最后两句,可以说是自己历时许久方到达这里,也是要说皇化所及,归国有路。《焉耆》:“万里聘焉耆,奔程踏丽龟。碛深嗟狐媚,山远象蛾眉。水陆分三郡,风流效四夷。故城依绝域,无日不旋师。”首句说明作者的西行负有远聘焉耆的特殊使命。荣新江认为狐媚即银山碛,他走的是“从西州经银山道往焉耆的道路”。《铁门关》:“铁门关外东西道,过尽前朝多少人。客舍丘墟存旧迹,山川犹自迭鱼鳞。掊沙偃水燃刁斗,黄叶胡桐以代薪。信□弯弧愁虏骑,潜奔不动麝香尘。”关在焉耆以西五十里,岑参曾到过,留下“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银山碛西馆》)的诗句。作者感慨这里是中西交通的必经孔道,无论山川、客舍依然保留许多往日的旧迹。西州陷蕃至此毕竟已经一个半世纪了,中原士人能到此者毕竟很少,他看到了旧痕,更看到了变化,留下记录。
作者存诗中有大量与敦煌官员来往酬赠的作品。从存诗看,他以客籍居敦煌,一直在努力接近并迎合土著人士,如《赠中丞十五郎加章服》《赠阴端公》诸诗皆是,但仍常不免遇到麻烦。《赠丞官》一首,则写他身居河西畏讥远祸的怯退心情:“此生不复从君游,任被人讥议陆沉。雀莫十八谏苻生,万代流□止今有。前车已翻君自见,改辙须臾自诫心。迷谬不能通巨路,好辞江上独行吟。”虽然不知道作者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显然已经看到了他人的前车已翻,告诫同人要及时“改辙”,事态严重,必须及时警醒,不能继续迷谬。《自述投猛献□□□□》:“羝羊何事触西蕃,进退难为出塞垣。毛短更忧刀机苦,哀鸣伏听主人言。”似乎触犯了当地的一些忌讳,且很严重,只能请求主人指点迷津。当然遇到好友,也难掩喜悦,如《塞上逢友人》:“相逢悲喜两难任,话旧新诗益寸心。执手更言西域去,塞垣何处会知音。敦煌上计程多少,纳职休行更入深。早晚却回归旧业,莫随蕃丑左衣衿。”这位友人似也是中原人士,话旧谈诗,彼此相得无间,既关心友人将深入西域远处,忧切他的前程,仍建议还是早些归还旧业。“莫随蕃丑左衣衿”一句,表明他对当地军俗尚无法完全融合。对于同官,则也有告诫,如《又巡官王中丞》:“见说连宵动舞尘,玉台倾涸半酣醺。此中不是捎云处,早回东洛访陈遵。”你玩得过分了一些,这里不合适。
以上引了许多诗,不论是否张球一人所作,从所思所见所虑所求来看,都可以看到一位长期在河西、敦煌居住之客籍人士的感情与经历,具有特殊的价值。也不必讳言,从张球存在敦煌遗书中的大量文书来说,他把握语词驾驭文章的能力,较一般当地人士为优,但就上引诸诗的艺术水平来说,在晚唐诗人中大约处于中等偏下的程度。知押韵,能用典,通协律,造句有型,抒情有度,都可称合格,但许多文句推敲未精,如“几度韶三月”“谁敢恃知州”“喜归无恐色”“久须餐保药”等句,皆难称高明,而存诗有许多七律,对偶精确稳当流动者很少,都可看出作者的实际水平。敦煌遗书之可贵,在于将五六百年间敦煌一地之各种未经选择淘汰之历史文本,原生态地保存到现在。本文介绍的这一位或几位诗人,就是在茫茫人海中略会写诗的一隅人群,请读者不要以作品好坏作轻率评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8期“诗文欣赏”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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