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好多国内财经大咖都去美国开会了，比如政界有周小川、肖捷、易纲、朱光耀，学界有李稻葵等人，商界有彭蕾、雷军、潘石屹……
尽管各自出席的会议不同——小川行长所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年会，其他人则多数直奔北美最为知名、规模最大的探讨中美关系、经济、金融等问题的高端峰会“哈佛中国论坛”，不过对于当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几个热点问题，大家都发表了看法。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IMF发布的公告中表示，中国能够实现今年约6.5%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出席会议的财政部部长肖捷也表示：有信心实现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中国经济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肖捷在其发言中以一串数据，详细阐述了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积极因素，比如：一季度中国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6.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取得积极进展，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8%，比上年四季度提高2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新动能继续增强，一季度全国每日新登记市场主体4万户，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
不过，谈及亮眼的中国一季度GDP数据，周小川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不断复苏，但主要因为周期性因素。各界的共识在于，短期政策可提振中国经济于一时，但长久发展之计还在于改革。
周小川与拉加德（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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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的这一判断与当前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谨慎看法相一致。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在参加“2017哈佛中国经济论坛”时称，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是支撑中国1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房地产已经开始降温，未来两年将趋于温和。
“此轮经济恢复持续时间不会太长。那么什么时候会真正恢复呢？恐怕要等到民间经济真正复苏的时候。这当然需要政治层面的改革，需要地方政府支持民营企业。”李稻葵说。
此前,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已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预测的6.5%上调至6.6%。IMF亚太部主任李昌墉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超出预期、令人惊喜。对此，李稻葵的解释是，IMF过去四年对中国的预期每一次都是过分悲观，而对世界经济的预期每次都是过分乐观。他认为，可能IMF意识到了对中国的评估准确性问题，所以调整了今年的预期。
此次IMF年会期间，IMF发布的多份报告均指出，中国目前存在严重的债务和信贷风险，中国的信贷在短时期内增速过快。IMF建议中国应该立刻着手处理相关风险。
对于风险与债务的问题，周小川在上述声明中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保持稳定，工业企业的债务水平已经下降，截至今年2月，资产负债率下降已下降至56.2%。银行业的资本和准备金充足，“中国完全有信心预防并消除系统性风险。”
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推进金融去杠杆的决心十分坚定，其持续在公开市场进行收短放长的操作，此后更是提升了中期接待便利(MLF)的中标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机构加杠杆的成本，同时也导致债券收益率飙升，债券投资机构承受损失，也加剧了债券抛售潮。
IMF认为，之所以去杠杆造成了如此大的市场波动，这说明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不断提升，且缺乏透明度，“很多金融机构高度依赖批发性融资，同时资产和负债之间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问题。” 所谓的批发性融资就是指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融通，最常见的银行间资金融通是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存放、质押式回购、大额可转让存单等，都属于批发性融资的范围内。
周小川表示，央行会继续使用一整套货币政策工具来保持流动性总体稳定，引导市场利率维持在合理水平，强化传导机制，帮助引导更多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会进一步改善，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以此来抑制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周小川进一步称，“中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供给侧结构调整方面。努力解决煤炭，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预测将有5000万吨钢铁和1.5亿吨以上煤炭的去产能规模。”此外，他表示，中国还将继续推进金融，财税制度，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的改革。
CF40学术顾问、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出席IMF春季年会“50年发展：国际货币体系下的SDR”专题讨论时，专门呼吁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易纲说，国际社会应思考如何改进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架构，以更优化、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而SDR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一个国际可以通过一篮子货币分散和对冲金融风险。中国在公布外汇储备、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家投资报告时，已经开始使用特别提款权来记账。”易纲说。
不过易纲也指出，目前SDR市场仍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对冲和结算成本仍比较高。为此他表示，中国央行愿意在促进SDR使用方面发挥作用，其他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央行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一国央行可以利用SDR储备与中国央行交换其他储备货币资产。
IMF的最新数据显示，成员国持有人民币的总数量目前已经超过840亿美元，这表明人民币“入篮”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据凤凰财经报道，易纲在会议现场加重语气两次重申了“稳步推进”这四个字，用以说明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步伐与节奏。
毫无疑问，寻求人民币和美元的协调和平衡，也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应有之义。而就外汇资本管制放松的时间表，李稻葵认为，具体还要看美元走势，但总体估计应该是在下半年。
“我肯定不认为中美之间会打仗。我真正最担忧的不是战争，而是双方伤元气的竞争。”在哈佛中国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称，两国应该用有建设意义的方法来实现自我的利益。
保尔森认为，中美关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后，就已经有了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在访美之后不久，习近平主动和特朗普通电话，商讨朝鲜问题的对策，这在历史上很少见。
保尔森还表示，中美双方并没有马上试图解决那些复杂艰难的经济问题，但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流程，这对中美关系是非常正面的信号。把全面的经济对话建立起来，让中美有机会处理贸易、国土安全、投资等问题，“当然，明确塑造这样的关系需要一段时间”。过去，奥巴马政府曾经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合在一起举行。 保尔森认为，这样反而显得太笨重了，重点不突出。每次谈判都应该围绕一点进行。
此前，CF40就曾在“习特会”结束当天发表文章解读此次中美新建立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文章称，2006年，保尔森力推启动了中美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即每年两次进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此次建立的4个双边机制是对此前两国各层次、各领域对话沟通渠道的重新整合。其中，全面经济对话机制相当于“重回”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轨道，较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更专注就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展开磋商（了解详情大力戳：
【解局习特会】中美4个新对话机制有何玄机？
）。
事实上，保尔森曾在其著作中批评巴马政府期间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S&ED)：“那是一个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网站称，此次出席IMF年会期间，周小川还会见了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就中美经济金融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有媒体分析称，科恩既不属于贸易自由派，也不属于对华激进派，最适合跟中国打交道，很有可能是中美“百日计划”的负责人。而这次会谈或许说明，“百日计划”已经正式启动了（了解中美“百日计划”大力戳：
中美贸易“百日计划”大猜想
）。
当然，也有出席哈佛中国论坛的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百日计划”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中美双方在经济层面合作的姿态和表态。是否具有实质意义有待进一步观察。
IMF春季年会期间，IMF副总裁张涛牵头并主持了“金融科技（FinTech）和金融服务转型”专题论坛。
据凤凰财经报道，这场论坛围绕几个重要而又十分有争议性的论题展开，包括“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过去的传统大银行是否会逐渐变得多余且过时？”“金融科技是否会危害金融稳定，算法交易是否会使得市场愈发动荡不稳？”“金融科技会帮助还是阻碍金融监管？”等。几乎每个问题都在现场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专题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凤凰财经
比如，金融科技会帮助还是阻碍金融监管？来自互联网行业人士无一例外地认为不会阻碍金融监管。但也有人直白地表示，“我的观点可能有些人听上去会觉得很挑衅，但是互联网金融就是会阻碍金融监管无疑。互联网金融极大加强了‘去监管化’的进程。”
CF40特邀成员、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能有今天的发展，得益于监管者的宽容。他认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负面情绪波动周期，即在早期过分狂热，在后期又过分悲观。
“比如‘互联网金融’一词，一度炙手可热，现在又让消费者联想起跑路平台。这种情绪周期不但会最终伤害消费者，还会带来巨大的金融创新成本。”陈龙说。
（本文综合自凤凰财经、第一财经、央广网、中国证券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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