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1日，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颜宁出席2016-2017“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文︱蒋寅
燕都客：好久不见，一向可好？
金陵生：还是老样子，填表、开会、报销，整天在路上。日常见得最多的不是家人，是空姐和列车员！
燕都客：怎么还是这样啊？
金陵生：功夫在学外嘛！当今学界就是这个现状！
燕都客：最近清华大学颜宁教授受聘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一事，在网络上议论很多啊！《光明日报》这么说的：“世界顶尖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颜宁近日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一时网上议论蜂起，有同情颜宁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有惋惜人才流失的，有批评当前科研体制问题的，总之是吐槽之辞居多。你怎么看呢？
金陵生：这也是典型的“关心在学外”，科学家工作的辛勤没有人关心，收入低下没有人关心，科研管理体制僵化没人关心，科研取得的成就也没人关心。一个科学家接受美国大学聘任倒议论纷纷了！我很不解，不就是一个教授调任，正常的人才流动吗？
燕都客：不，这是中国顶尖大学和美国顶尖大学之间的流动，就带有某种象征意味，难免引发各种猜测和解读。
金陵生：我觉得很正常嘛！从积极意义上说，是中国学者学术水平高了，连普林斯顿这样的名校都聘请中国学者出任讲座教授，我们应该感到骄傲！
燕都客：听说这个职位非常重要！
金陵生：当然啦！普林斯顿近两年排名都超过了哈佛、耶鲁，名列美国大学第一。雪莉·蒂尔曼是国际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又是普林斯顿大学建校二百多年来首位女校长，以她名字命名的讲座，想来是不一般的。
燕都客：这样啊！如此说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美国学界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了？
金陵生：前些年金融投资行业炙手可热，最优秀的人才都跑到华尔街去了，让美国的基础研究受到不少影响。某些领域人才不足是可以预料的。
燕都客：这倒让我联想起，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聘请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柯马丁教授出任中心主任，这也意味着人大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胜任主任一职吧？
金陵生：这方面的情况我不清楚，但人大显然是这么认为的，认为本校已无人胜任这个职位。你瞧，有来有往，不是很正常嘛！那么多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教练到外国执教，也没见人说什么，为什么一个生物学家受聘于外国大学，就有这么多议论呢？真让人不解啊！
燕都客：你说，这是从积极意义上说的，那从消极意义上说呢？
金陵生：学者和大学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大学根据学术能力聘用你；你根据大学提供的条件和待遇接受聘任。不用说的，科学家都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学术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创造性的工作单位。科学研究的黄金岁月是不长的，必须珍惜有限的时间。媒体一提到颜宁，都说是年轻的生物学家。谁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四十岁决不能说年轻了。她若珍惜自己的学术生命，就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工作环境！
燕都客：有这么急迫么？
金陵生：想想李政道、杨振宁都在什么年龄取得最高成就？只有在中国，才把七八十岁的院士当作学术权威！我相信，他们十有八九都看不懂自己学生的论文了！我读博士时，每周去程先生宅，汇报读书情况。同宿舍的地质系博士生，做放射性物质的，很好奇，问你们同老师谈话有收获吗？我说总有许多教益啊！他苦笑，说我们到老师家去，基本是陪老师闲聊，我们做的东西老师根本不懂！
燕都客：清华不是也给颜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十年间她也取得很优秀的成果，三十岁就当教授，当博导，获得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2014年还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发展很顺利呀！
金陵生：但对研究环境的要求和实际感受是很个人化的，所谓冷暖自知，旁人很难体会。颜宁在博客里确实说过，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葡萄糖转运蛋白的结构与机理”，连续两年不获立项。像她那样站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前沿的科学家，申请一个有可能做出世界前沿成果的课题，以为水到渠成的事，竟一再铩羽，连面试答辩的机会也没有，难免很失望。在一个科学家自己感觉正处在创造力旺盛的时刻，连续两年申请不到课题，焦虑可想而知！
燕都客：这件事在网上传开后，颜宁表示她接受普林斯顿的聘请，是生怕自己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固步自封而不自知；换一个环境，可以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能够取得新的成就。
金陵生：即便没有其他原因，这种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优秀的科学家都需要在不同的研究机构，与各种优秀学者一起工作，这对个人能力的提升是很有必要的。但我看到颜宁博客所说的情况，还是觉得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结果及方式很不利于优秀科学家的成长。自然科学研究不像我们人文学科，有一屋子藏书，跑跑图书馆，上网看看期刊网，就能做一些研究。生物学研究，没有经费支持，购买实验用品，便是巧妇，又焉能做无米之炊呢！范成大诗说“惊心岁月东流水,过眼人情一哄尘。”温瑞安书中说：“岁月的惊心，不遇的伤心。”不做学者，你也懂的！
燕都客：自然科学家其实很多瞧不起你们这些人文学者的，不知道你们做的学问有什么用？
金陵生：这我知道。但我们做的学问，最起码能让人们更明白和理解自然科学的意义，如果社会能遵从人文学者的建议，自然科学一定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及相关成果的迅速技术转化，并保证它们付于合目的性的使用范围。
燕都客：回到颜宁受聘的事情上来，普林斯顿的研究条件和经费就一定超过清华吗？就我所知，现在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年年增加，十年间科研经费增长了六倍，我们大学的硬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越来越小，有些尖端前沿领域甚至有超过外国的。
金陵生：您说的不错。但您提到的只是硬件方面，资金、实验室不会自动产生成果，科学研究的核心或者说主体是人，人是最重要的：用什么人，怎么用人，怎么用钱，说白了就是用什么观念、方式来运行、管理科研活动，这些可以说是软件，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有时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美国固然是科研经费投入很高的国家，但更重要的是科研体制最合理、给学者提供最适宜创造力发挥的国家。就我所知，美国的大学为个人才能的发展提供了最公平、有效的平台，这是举世公认的。
燕都客：那么你认为软件方面，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在哪里呢？
金陵生：就我多年的经历而言，深感现行的学术体制对鼓励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打了折扣，不可能造就伟大科学家和学者的，其实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早已断言了这个结论。
燕都客：钱学森之问？恕我孤陋寡闻，我还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金陵生：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探望物理学前辈专家钱学森时，钱先生很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接着，钱老又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社会上广泛流传的“钱学森之问”，他向中国社会主要是向主政者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燕都客：的确，想想建国近七十年来，除了屠呦呦，我还真不知道中国有哪些科学家或学者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科学家、伟大学者，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是像钱锺书这样赢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也是很少的。很多有发展前途的天才科学家都在“文革”中受迫害惨死……
金陵生：历史问题无法在此一一反思。就学界的现状而言，我以三十年的学者经历深刻感觉，在中国做个学者太不容易了，要做个优秀的学者更难。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低不说了，职称评定难，申请课题也难，本身研究条件简陋，再加上各种政治活动对研究时间的挤压，经费使用受制于规定繁苛而效率极低的管理体制，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种种压力和束缚，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工作之余，必须付出大量无谓的时间精力去应对。同样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要比别人多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付出更高的人力成本。谈到我们一些研究成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获得，外国学者听得目瞪口呆！
燕都客：难怪我一些海归的学者朋友也说，在国内做研究，应付体制和人事关系所耗费的精力，远比研究本身要多，就像你说的“功夫在学外”。
金陵生：这是很多海归或有过国外工作经历学人的切身感受。我在国外工作时，遇到一些留学生或已就职的学人，对国内的学术环境，最大的畏惧就是体制和人事的问题。
燕都客：您能不能具体谈谈呢？
金陵生：科学研究是一种对智力和体力都要求很高的复杂劳动，需要保证智力和体力处于很高的水平。这首先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就像体育竞技一样，只有在好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下才有希望取得好成绩。
燕都客：这谁都知道啊！
金陵生：我看不见得。学术研究是对自然和精神世界奥秘的探索，探索一定会有错误和失败。因此，社会就需要为研究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支持有风险的探索，允许错误和失败。从颜宁的博客看，她的课题申请多半因为风险而遭否决，她特地用红色标出这段话；“难道重点基金不正该支持有风险但重要的课题么？一定要四平八稳、完全预测得到结果、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项目才值得支持？这是创新之道么？”众所周知，人类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是不预期而至，甚至是偶然获得的。因此，看到国内某些大学或研究机构宣称自己的某项研究课题目标是获得诺贝尔奖时，我第一反应就是瞎忽悠。凡能预期研究成果，并确信能成功的研究成果，一定是创新度有限，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成果！
燕都客：是啊，我也看到颜宁感谢HHMI,说：“三年前在我连XylE都还没做出来，一丁点前期结果都没有，就大放厥词说要做GLUT1-4时，他们还是选择相信我。”正是靠了HHML的课题资助，她完成了包括GLUTI在内的重大突破，荣获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
金陵生：的确，创新向来就是有风险的投资，没有许多人的失败记录，就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成功。
燕都客：我同意您的说法，但觉得这还涉及一个更前提性的问题，宽松的学术环境需要宽松的思想环境来保证，不仅要允许有风险的探索，允许失败，还要尊重异端的权利，允许与社会共识、现行主流观念有出入的思想探索存在。真正的理论创新，一定是不同于现行理论认知的。伽利略、哥白尼、爱因斯坦、玻尔的思想都有悖于传统观念，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或荒诞不经，但历史最终证明这些思想是正确的。如果不允许多元化的探索，惟传统、主流观念是从，还谈什么科学创新呢？
金陵生：您说得太好了！若能肯定这个原则，中国学界的软件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剩下的就是科研体制和学术风气的问题了！在网友就此事的评论中，不少人提到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中的潜规则问题，在申请过程中拉关系、通关节成了不可少的环节，其中的猫腻和潜规则折射出科学研究创新之难和有抱负的学者做研究的不容易。
燕都客：这是圈子里人所共知的事，我的一些做科研的朋友，主要精力都不在研究上，要去拉帮结伙、搞关系，跑门路。
金陵生：自然科学基金评审我不清楚，我多年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议，朋友发个短信通报自己的课题希望支持，偶尔是有的，但一个选题要过五个通讯评审的关，很难通过搞关系达到目的的。我反而觉得现行的评审方式，容易出现外行评审内行的情况，致使有价值的课题落选，这才是个问题。评审专家据说都是电脑随机抽选的，我经常收到的并不是自己熟悉领域的申报书，个人知识范围有限，对不熟悉的课题判断一定不得分寸，应该考虑按专攻来分派评议的选题。
燕都客：可是专业一确定，又很容易碰到师友、熟人、学生等有学术渊源的人，亲疏关系不是会影响评审结果吗？
金陵生：这个问题触及学术共同体的良知，和对这种良知的信任。一个好的体制当然需要建立在制度的合理而不单纯是对学者良知的信任上，但完全不信任学者的良知，而单纯追求制度的严密，也可能导致体制僵化，规章严苛，使科研人员陷于繁琐的填表、报销中，以致效率低下、极大浪费人力物力的后果。最终劣币驱逐良币，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优秀学者不愿申请课题，或根本申请不到课题，而那些善于钻营、投机取巧的伪学者、差学者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燕都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体制的问题就一直为学界热议，我知道您当年也写过若干文章谈论学科建设问题，但至今也看不到良性发展的势头。您认为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呢？
金陵生：我一些旧文，诸如《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之类，最近又被转发到微信里，年轻学者纷纷点赞，以为触及时弊，却不知道都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文章，可见我们的学术环境……
燕都客：这二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学术界怎么可能没有变化呢？
金陵生：变化当然是有的，不是变好了，可能是更变坏了。当年，一桩抄袭案会引起学界的公愤，群起而声讨。现在可好，涉及校长、院长的抄袭案都数不胜数了，最近爆出的一百多篇医学论文被国外期刊撤稿事件，大家也就是一声叹息，早见怪不怪了！所以，我听到颜宁受聘普林斯顿教职，就像听到屠呦呦获得诺奖，真难为她们，为中国医学界挽回一点面子！
燕都客：我觉得，中国学术界并不缺乏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但我们很少知道，媒体上看到的都是丑闻，某某校长抄袭，某某研究人员贪污科研经费，某某教授弄虚作假……
金陵生：这就是现实！价值观全都混乱了！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以数学家陈景润为青年楷模，举世崇尚科学、学术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除了屠呦呦获奖这样的特大事件，在公共媒体上你能看到多少向科学家、学者致敬的节目？网络上更多的是负面丑闻，甚至是以讹传讹的流言，以至于网络上流言蜚起，将科学家说成是侵吞、浪费国家资产的骗子，将人文学者说成是消耗纳税人财富的寄生虫，仿佛只有那些偶像明星才是最光辉的形象，最值得关注的人杰！
燕都客：我同意您说的情况是事实，国人很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是靠科学研究的丰富成果支撑的；一个国家的荣耀，是靠精神文化的深厚积累赢得的。为什么大众传媒都那么青睐偶像、明星？或许今天真的到了全民娱乐、拼颜值的时代，连颜宁的新闻卖点也离不开“美女教授”四个字哩！
金陵生：这也总比王宝强离婚、周杰伦妻怀二胎、某明星撞车、某偶像的宠物秀照片充斥媒体强吧？呵呵。
燕都客：哈哈！
蒋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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