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在京举行，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政府驱动的投资太多会陷入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的机理是，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增长，要做财政刺激，我们做得最得心应手的就是财政刺激，做政府驱动的投资。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了以后，占用比较多的资源，使得要素价格上升，然后就会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当政府主导的投资多了，就会影响整体的效率，造成整体效率下降。如果整体效率下降，就会带来经济下行进一步的压力，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以下为演讲实录：
白重恩：今年年会的组织者叫我讲动力，我想动力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我想讲一个方面，从财政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经济的看法，经济投资简单分成两类，一类叫政府驱动的投资，一类是市场主导的投资。这两类的结构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的机理就是，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增长，要做财政刺激，我们做得最得心应手的就是财政刺激，做政府驱动的投资。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了以后，占用比较多的资源，使得要素价格上升，然后就会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当政府主导的投资多了，就会影响整体的效率，造成整体效率下降。如果整体效率下降，就会带来经济下行进一步的压力，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做了一些数据的分析，证明确实有很多我们的观察和我刚才讲到的是一致的。
比如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高度相关的，比如全社会的资本回报率是在下降的，再比如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78年到07年之间，平均每年以3.34%增长，带来GDP6.68的增长。还有一个更加微观层面的证据，我们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的分化程度在08年之前是在下降的，08年之后又上升上去了。
为什么我们会进入这样一个循环？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这样一个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当基础设施很短缺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政府来做一些投资的。如果没有这些投资，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我们企业它的运行成本也会比较高，贸易成本也会比较高。但是现在情况改变了，现在我们的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得到的回报是越来越低，刚才我说的这个恶性循环就可能会发生。
问题是怎么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怎么走出这样一个陷阱？刚才我们说有四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导致了下一个环节，仔细想一想并不一定是这样。比如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导的投资。你可以用政府的财力去降低税费，这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比较一下这两个措施它的差别，我们就发现如果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我们看到了刚才的那个循环。如果降低税费，当税费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增加，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提升，就会诱导更多的市场主导的投资。如果市场主导的投资多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少了，整体效率就上升，所以这个循环就打破了。当整体效率上升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减缓了，我们就走出了这样一个循环。
这里面一个关键就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还是降低税费起更大的作用，这就要看我们税费是不是负担比较重，如果税费负担比较重，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来降低税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际的比较，这个当然不是我做的，这是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个报告，叫做营商环境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分十个维度，对各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做评估。其中有一个就是税负这个维度，在今年出的最新版中，190个经济体中，我们的营商环境从税负这个角度来看一下环境，我们是排第131位，排的是比较低的，我们综合排名是78名。而在12年这个排名是122位，所以说从税负上讲，我们没有得到改善，甚至稍有恶化。说明我们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我们税负的负担对企业来说确实是比较重的。
问题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税负比较重？如果我们要考虑降低税负的话，从哪里入手？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找了几个典型的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的这些数据，我们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占利润的比重，世界银行的研究没有含增值税，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我们税费包括所得税，包括其他的税，包括社保缴费，是68%，其他一些经济体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平均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美国是44%，瑞典是49，德国是49，印度61，但是仍然没有我们高，如果我们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
我们68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把这些税费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跟社保相关的税，一类是其他的税。如果一分解我们就看到了问题所在，我们社保缴费占企业的盈利49%，其他的税不含增值税其他的税占的比重只有20%。如果我们看社保缴费，我们的国际比较情况是什么样呢？美国是10%，大家说美国是一个福利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西方国家，我们找福利好的西方国家来批，比如瑞典，瑞典是35%，和我们49%相比，仍然是比我们低的。
我们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比重，而其他的税，如果我们不考虑增值税，其他的税其实中国的税负并不是那么高。当然增值税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税种，如果我们把增值税算进去的话，我们其他的税的负担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国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税是25%，德国增值税19%，印度增值税12.5%，我们增值税17%，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做一个可比较的比例，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仅看税，由财政部门收的税它的负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并不算那么高，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
还有更进一步的数据，在2010年的时候做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数据，当时他们研究了85个国家与地区。在这个研究中，中国增值税以外的总税负负担排第5高，这里面社会保障负担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税以外的税负，我们排名并不是那么高，我们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税的税率，有的国家有增值税，有的国家没有增值税，在有增值税的这些国家中，我们增值税的税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来的基本结论就是说，我们的税收和费用加起来，税负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缴费那一部分。
有人说这是法定缴费率，但是其实法定缴费率和实际缴费率有一定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代表负担轻了，守法的企业要按法定的缴费率来缴费，所以负担仍然是很重的。
我们希望降低政府主导的投资，政府很多投资是由借债来做的，我们地方融资平台借债做的投资效率，我给大家一个数，投资回报率是在不断下降。我们怎么办？既然政府很多投资是由借债来做的，我提出一个建议，政府资产的使用转向，我们现在是用政府的资产把它装到融资平台中，用资产做资本，去借钱，借了钱去投资。
如果政府资产的使用受到了约束，这种投资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如果我们加强对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加强对投资绩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强政府资产管理，可以适当减少投资的冲动。
同时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政府资产更好的使用，从支持投资到支持社保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对于我们改善刚才说的那个恶性循环，走出那个恶性循环，是至关重要的。我就汇报到这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