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 | 重思百年乡建：建设与革命的互动转化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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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战略的重大问题。习近平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乡村建设”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为此，《开放时代》组织了关于“乡建到革命”的专题，引发了学界关于“乡村与革命”的思考，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长期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中国，并存在着很多互动。需要以充分的乡土自觉和国情意识，结合更为多样且具体的历史经验消除误解——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是二元对立的。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潘家恩[1]认为 ，应该把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置于全球资本扩张和现代中国内外环境变化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他指出，正是建设与革命的互动转化，让我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复杂意涵。不应简单的把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以决胜负的方式放在同一擂台上进行比较与成败评判，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动态产物。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助理研究员杜洁[2]也认为 ，20世纪上半叶无数仁人志士以救国图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多种形式探索中国社会的内部变革。在此过程中，西方革命话语被引入，与其不同的多种社会变革探索，被称为改良或改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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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乡村建设”不但是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整个过程的重要课题，而且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3]指出 ，近代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实际上包 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认知与反思。自鸦片战争以来，因为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城市化、工业化）并没有成功，中国的工商百业依托于乡村，一旦乡村崩溃，全国也会接近崩溃。这导致了中国近代外不能应付国际侵略，内不能维持一般秩序。 他进一步指出， 城乡社会的共进共荣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想追求，这也是从根本上解救乡村危机的必由之路。同样，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 4 ]也认为 ，乡村建设是对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城乡背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牺牲乡村发展的本问题的 自觉克服，唯有进行乡村建设，才能消除城乡差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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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

杜洁[5]首先指出 ，“乡村建设” 追求的不是急风骤雨的社会秩序“破—立”革命，而是以“建设”的方式，从多种层面改变社会土壤，进而形成深层的社会革命。接着，她通过阐述卢作孚“关于社会变革的微生物理论”，总结出社会建设追求的不是对政治上单方面的激进暴力革命，而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视为系统的社会整体，因地制宜的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性社会建设。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李军[6]认为， “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虽没有获得成功，却给了我们深刻 的启发：“乡村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力量，需要改变传统的乡村的权力结构；如何通过有效治理进而内生地、低成本发动民众，是乡村建设或乡村革命获得成功的关键。在对延安“乡村建设”再理解的过程中， 长江师范学院高明博士[7]指出， 边区建设之所以获得成功，得益于三个创造性措施：第一，基层政权领导农村生产；第二，动员、组织劳动力权力投入生产；第三、延安乡村建设不单着力于农业生产，同时还扶植其他产业的发展。 他进一步主张 ， 虽然中共乡村建设的初衷是为了使农民摆脱贫困状态，以支持战争动员，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已经远远超出了物质需要的层次，逐渐扩大到了社会概念、文化教育和文艺娱乐等层面，实 际上推动了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习近平等亲切会见受邀列席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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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仝志辉[8]指出 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党把发挥党组织的农民的作用视为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关键。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先进分子的组织下成为了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把代表公共利益的合作社的发展和家庭利益统一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民国时期 “农民不动”的困境。

从解读政策方面入手， 王先明[9]指出 新农村建设目标获得了制度保障，纳入了国家建设规划，发展中的不平衡性必将在发展中获得新的平衡。“新农村建设命题”至2005年再度聚焦，成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工作的总纲领。更重要的是，新农村建设思想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即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为内容，完成了近百年思想演变的历史性跨越。新农村建设思想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并在新时代的战略规划中获得了新的高度。 李军[10]认为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也提到乡村治理新体系和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可见超越“改革—革命”的二元视角，重新认识“平教会”等民国乡村建设团体真正的经验和教训，既是百年乡建的历史问题，又是现代中国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