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掷地有声】邀请到了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程诚教授介绍他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任奕飞合作完成的英文论文“The paradox of seeking help: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 medical crowdfunding in the era of the mobile internet”，该英文论文刊于CJS 2024年第1期。
程诚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至善青年学者（A层次）。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社会分层与流动、数字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10余项科研项目，在《社会学研究》等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学术专著1部，先后5次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任奕飞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社会学系的程诚，感谢CJS提供这样的机会为大家介绍我和任奕飞合作完成的英文论文“The paradox of seeking help”，这篇论文的中文版《求助悖论：疾病众筹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发表在《社会》杂志2022年第1期，大家有兴趣可以参阅。接下来，我将从研究背景、基本观点、实证发现、后续研究、和政策启示几个方面对该研究进行简略的汇报。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轻松筹、水滴筹为代表的大病众筹平台迅速崛起。我们不时地可以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相关求助信息，也会捐款，甚至转发。这篇论文分析的核心内容是：哪些社会特征的群体筹资效果更好？我们的分析视角是社会分层视角，考虑的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筹款之差异。
最初想法来源于我讲授健康分层的研究生课程。健康不平等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根本原因理论。其基本观点是，社会条件是人们健康分化的根本原因，而非医学、自然或生物等因素。根本原因理论强调，虽然医疗技术日新月异，新机制不断更迭，但人们拥有的社会条件对医疗健康质量的作用是持续且稳定的，最终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更低、预期寿命更长、精神健康也更良好。
课间休息时，我恰好看到“朋友圈”中本校师生都在转发的一个筹款案例，患者是一位研究生。虽然筹款总额达到了100万的上限，但等我看到该信息时，筹款已完成。我临时就以此为教学案例，说明新技术往往有助于地位相对较好的群体。没想到的是，当时课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部分同学从情理上进行了反驳，认为“帮穷扶弱”是社会公众进行大病救助的道德共识，即家庭医疗支出能力越低、求助人病情越重、越急的项目，应获得更多、更及时的救助。因此，条件越差的病患家庭筹资能力越强。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讨论，我也承认自己最初的断言，缺乏严格的实证基础。恰在此时，任奕飞同学对大数据与社会平等议题非常有兴趣。我们一拍即合，打算严谨地讨论一下互联网众筹目标达成的群体差异及其发生机制。
进一步思考后，我们认为，疾病众筹平台是“弹性资源”获取和利用的一个新场域。在移动互联网尤其是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APP上，高地位者的“弹性资源”至少体现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帮助他们在众筹过程中保持优势。
文化资本方面，高地位病患及其家庭成员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困境（如使用更多的形容词、增强情感的排比句，更全面地描述自己和家人的困境等），也更容易让捐助者相信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如及时上传各类证明材料等）。因此，文化资本可能是连接社会经济地位与筹款效果的第一类弹性资源。
社会资本方面，首先，地位较高的病患家庭，其社会交往的范围更广，微信上的朋友更多。其次，地位较高者的网络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较高，资源供给与动员的能力均更强。最后，即便低地位家庭拥有高地位关系人，如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亲戚，但难以保证他们会帮忙转发。因为关系人会担心这种帮助会对其社会声誉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
再进一步往下讲，若上述假设成立，有没有办法，去缩小甚至扭转众筹效果的底层劣势呢？我们认为，如果求助项目可以跳出：基于特殊主义原则的“朋友圈”，而被推介至更为广阔的、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陌生社群，疾病众筹效果或可优化。本研究关注的平台恰好存在两类求助形式，天然地构成了一项“准自然实验”，使我们可以延续该议题。
第一种途径是“单一途径”，即完全是熟人关系网络，至多是朋友的朋友，网络的同质性较强。筹款的决定要素是同质性的人际网络。重大疾病会引起亲戚朋友，以及二度网络的关注。此时，病情的严重紧急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可能是次要因素，甚至不在潜在捐款人的考虑之列。
一旦该项目被随机展示在平台首页上，即成为“混合途径”的求助项目以后，另一种捐款逻辑也随之诞生。“混合途径”意味着求助项目从私人领域扩展至公共领域，也意味着将被更多的陌生人看到。此时，疾病的严重紧急程度以及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则上升为首要的考察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公共网络空间中，求助者相对较高的地位，甚至会成为筹款效果的减分项，因为公众更情愿将善款捐给困难家庭。
为了检验上述观点，我们从某平台上收集了2000多个案例。其中约3/4项目来源于混合途径，而单一途径的项目共455个。
本研究聚焦于疾病众筹的实际效果，被解释变量包括获捐总额、目标完成度、获捐次数和转发次数等。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求助途径、求助者及其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
。文章还包括一系列的控制变量。这些变量的操作化过程，听众若有兴趣，可以阅读原文。
我们收集的案例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前10%者平均获捐总额超过13万元，而社会经济地位后10%者筹款不到4万元。前者的目标完成度接近40%，是后者的2倍。捐款次数和转发次数也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增加。回归分析和中介分析反映：第一，文化资本对筹款效果有适度的正向影响，但它不是社会经济地位与筹资效果的中介因素。第二，线下社会资本对筹款效果有非常强的积极影响，其中介效应约为50%。更重要的是，当项目信息只在“朋友圈”中转发时，基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程度很大；而当被平台选中、并传播至更广阔的公共网络后，家庭地位的影响力大幅下降。换句话说，
疾病众筹的地位不平等取决于项目发起的场域，相较于单一途径的项目，混合途径筹款成效的地位差异将大幅下降，尽管尚未被完全扭转。
这项研究还存在许多未尽的工作，激发我们一直在探索相关的议题。我们最近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对筹款效果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我们发现：
亲属关系起着基础性的主导作用，而拟亲属关系在情感强度和互助义务方面不如亲属关系，但在提高众筹效果方面影响力更大，邻居和其他角色关系的筹资效果最弱
。这项研究发表于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
我们最近还比较了筹款效果的区域差异，分析了所谓的求助悖论2.0现象：即来自发达地区的疾病众筹项目，其筹资效果也越显著
。我们还运用其他数据分析了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环境如何交互影响着个体的网上捐助，从捐款人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本文观点。
这些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首先，政府应重视疾病众筹中的不平等现象，向困难家庭提供更多的特殊保障措施，尤其是通过精准扶贫减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降低小病拖大病的可能。其次，疾病众筹平台可不断优化信息传播方式，有针对性地将处境更为不利的众筹项目从私人领域延伸至公共领域。最后，在优化疾病众筹过程和制度的同时，政府还应持续完善现有的公共医疗制度，让医疗保险发挥更大的用武之地，为贫困家庭的重疾医疗托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