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大事。
第一，15日，习近平将开始新年首访。这次他要去瑞士访问，之后参加达沃斯论坛（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参加），再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第二，20号，特朗普正式上任。
这两件事，都关系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全球化。特朗普自不必说，从竞选到现在，诸多的言论、政策，都与反全球化有关，诸如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看来，在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显著的受益者之一。
除了特朗普上台，2016年，也有很多反全球化式的“黑天鹅事件”，包括英国脱欧、全球范围内的右翼思潮回潮等。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些事件，是因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下，这些保守的甚至是极右的观念和做法，可能给世界政治经济都带来更深刻的不确定性，甚至引发更大的动荡。
也正因此，外界才会如此关注中美——毕竟这是全球化的两大支柱国家。两国元首会怎么做，谁能继续扛起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大旗，势必是2017年最有看点的重大事件，也将深刻地影响未来的历史走向。
带着这样的认识，侠客岛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他也带来了许多有见地的洞解。下面是谈话实录。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侠客岛”（ID：xiake_island），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问：2016年，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全球化水平的倒退”。这种倒退体现在哪些方面？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格局力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永年：
全球化有进有退，历史上是发生过的。2016年开始的“全球化倒退”，我个人的担心主要是结构性的。
这是大的形态的退化，不是一般性的起伏。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它由资本和政府这两种力量推动。当然了，还有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但主要是西方力量。
现在担心在哪里？是它的主导力量，也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退缩了。美国和西方现在不但不能继续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大家都去搞贸易保护主义了——这对世界经济、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冲击，非常严重。
这种结构性的冲击在一战、二战前都发生过。这一次有点类似。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成为主流，大面积地衰退，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更深刻的地方在于，
现在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已经形成了。
虽然反全球化从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人物是“不管你（社会上的声音）怎么反对，我都要推进全球化”。但是现在，逆全球化成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这很关键。
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面积的衰退？我们觉得，很多跟其国内产生的问题有关，比如财富分配不均、精英和民众分离等等。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郑永年：
是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的确产生了很多问题。
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的只是流到了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再加上技术因素造成的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各国都有，包括中国本身。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也是受全球化影响的。
这个是关键。一战、二战，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内部的问题转化成国家间的战争。现在西方也是这样，因为内部问题，才转化成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第一步，以后解决不好的的话，地缘冲突也可能发生。这是世界历史的逻辑。
中国也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全球化，做领头羊，但主体还是国内发展和建设。中国领导人很多年前就说，
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首先把国内搞好。
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不会变化。国内搞不好的话，绝对做不了国际的领头羊。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波全球化，中国确实获得了好处，但是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包括成为世界加工厂后带来的污染问题等等，都非常棘手。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国内的改革推进下去，把发展搞好。我们的政策、目标、口号都有了，但要把这些改革落实下去，否则外部的全球化很难支撑。
道理很简单，没有内部的继续发展，哪有外部的加速崛起？外部的崛起，完全取决于国内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关系要搞清楚。
问：特朗普就要上任了。怎么看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郑永年：
如果是像特朗普所说所做，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解决经济问题，那可能近期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但如果从长远讲，反而对世界经济会产生衰退性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
全球化不仅是国家间的贸易、投资，还是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
全球化体制下，各种的全球生产要素都在流动，一下子刹车停下来，要素就都不能流动，这个影响是全球性的。
现在世界经济变得非常复杂，以前中美贸易只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但是现在呢，中国出口给美国的一个产品，可能是几十个国家生产的，中国可能就是组装一下。很多零件都是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所以中美贸易受损会影响到很多国家。
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了全球化贸易体制后，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者。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还加入了很多西方的，比如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收这么高关税的话，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
这些复杂的因素，我想特朗普的团队还远远没有考虑到。特朗普是个地产商，是一个传统的商人，他还是以一种传统思维来看全球贸易。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会促使全球经济发生比较大的衰退。
特朗普看到了贫富差距、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但是他的手段是错误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用新型的全球化来解决这些老的全球化产生的问题。要通过继续全球化、继续发展来解决问题。
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对世界下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
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世界的两个支柱。
如果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针锋相对搞贸易保护主义，那世界经济体系就彻底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习近平此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充满期待的原因。
问：最近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中国越来越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显示军事存在，外界也有不少质疑，认为这种行动不是和平崛起的态度。该怎么平衡这一点？
郑永年：
不矛盾。主要矛盾是，话语上我们没解释清楚。我非常认同一位哈佛教授的说法：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事行动，不是去挑战世界秩序，而是巩固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这是两码事。这个军事现代化，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大光明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国防力量体现在防卫意义上，而不是扩张。
说来说去，中国的军事动作也主要体现在南海问题上，这是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主权利益，而且中国是反应性的。越南、菲律宾都在做，中国一做，就说你是大国，人家是小国，大国欺负小国？没这个道理。西方有人故意误解，但有些人看得很清楚，知道中国不是要挑衅。
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强调，航行自由没有问题，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利益。中国85%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怎么会去影响航行自由？我要做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岛礁，保护自己主权的利益。
西方的帝国主义，像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到处在全球占领人家的土地，驻军，也是跟他的经济利益相关。中国也要思考，当我们走向全球的时候，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不走西方的老路，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尤其是海上的航道安全，海盗要不要防呢？这些都要考虑到。
像中国在吉布提建基地，还是需要的。这不是驻军，而是海上力量补给、供给的地方。这些中国的舆论有点扭扭捏捏，我觉得是光明正大可以说的东西。西方国家现在全球有多少驻军？ 中国除了维和部队还在哪个国家驻军了？没有。
所以，不说清楚反而被人猜疑。我们不是做错了，而是我们没有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推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问：您觉得习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可能会突出哪些方面？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上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
郑永年：
首先是结构。全球化是公共产品，贸易体制是公共产品，在美国不能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时候，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这是首要的问题。
其次是政策。全球化、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一个世界的自由经济秩序，确实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平，那是国内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自由贸易，几百年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体制，每个国家都能共赢。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跟现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公共产品，对哪个国家都会有利。以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制度，还是有利于各个国家的。中国要处理好跟自由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西方扛不动自由贸易的大旗的时候，中国接过来扛下去就行，没必要纠结于那么多的意识形态。
西方早期推进全球贸易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的，首先是殖民主义，后来搞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其他国家的门户。以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不下去的时候，西方就在二战以后确立了今天这个秩序。尽管我觉得这套秩序、制度是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是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所以中国首先是要维持这套公共产品。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么做的，叫接轨，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点，中国要在这个体制里改革这个体制，做一个改革者。
第三步很重要，中国能提供什么样新的体制来补充？这几年，一带一路、AIIB、金砖银行，都是让大家看到中国吸收了以前全球贸易体制的规范和规则，只是这次是中国主导罢了。这是中国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抓手。
中国一吸收，二改革，三创造，我们要向世界说清楚。
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产生了问题，同时也要指出，像特朗普还有欧洲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解决方式。我们要提出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大家期待的。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旦西方意识到他们还要继续引领全球化的时候，你很难在这个体制里面往上爬。当西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机会就来了。美国当年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欧洲在一战、二战的时候，互相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就等于邀请美国来，你可以当世界老大了。现在也不是说西方在邀请，而是现在确实是缺少领军国家、领头羊。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在这种形势下，考虑怎么样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附文：
郑永年：特朗普与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对国际安全的可能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如果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这种逆转对西方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安全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如果中国成为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又会对全球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毫无道理。无可否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尽管其它大部分国家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是配角或参与者。同样，今天的国际安全体系是近代以来西方力量主导下的全球化产物。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安全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全球安全体系的形成和维持与西方力量在全球的扩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西方建立全球安全体系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其全球经济利益。
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
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开始低于全球经济增长。
在意识形态层面，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导致了各国收入差异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分化，西方社会开始怀疑自由贸易，民粹主义已经崛起。这也已经影响到西方的政治人物对全球化的态度。自由贸易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西方视为其软力量的核心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今天为了迎合快速崛起的民粹主义，“自由贸易”已经变成负面的概念，甚至是一个肮脏的词汇。这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各国的内部政治。英国公投脱欧、德国右派选择党的崛起、法国右派国民阵线的扩张、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无一不是标榜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全球化的另一产物）的。
出现地缘政治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逆全球化的同时，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日渐重要。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衰退，使得中东出现权力真空，不仅导致了中东秩序乱局，导致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也导致了大国之间（主要是美俄）的竞争。亚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好、最稳定的领域，但随着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地缘政治竞争也越演越烈，东海钓鱼岛、南海岛礁主权争议等问题，本来只是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和美国毫无关联，但因为美国的介入，就演变成为地缘政治竞争问题。
即使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也开始出现地缘政治问题。东欧表现得很明显。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落入西方的怀抱，北约东扩本来已经挤压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导致了俄国伺机反扑（例如制造克里米亚危机）。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更是强化着那里的地缘政治气氛。长期以来，西方关切的只是那里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地缘政治问题（亲西方），而非那里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对当地的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民主固然重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因为这攸关他们的切身利益。要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就必须寻求除了西方之外的发展动力，尤其是中国。但西方对中国在那里的发展，保持高度的地缘政治警惕。
无论是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地缘政治，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即逆全球化。这种逆全球化会不会对国际安全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呢？一些人已经提出了“1930年代陷阱”的概念。二战之前，西方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崛起，表现在外部便是民族主义，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最终演变成各国之间的对外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使人欣慰的是，今天地缘政治的变动主因是西方，而在西方及其势力范围之外，地缘政治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主线。
再者，新崛起的大国中国本身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同时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遏止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
西方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并不是说全球化的终结或死亡。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充满着全球化的动力。
尤其是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下行，但较之其他国家，增长速度仍然很高。如果中国在今后十来年里能够维持6%至7%的增长，势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今天全球最大的贸易大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必然会继续扩大内部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使得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所具有的推动全球化的动机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