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不矛盾。主要矛盾是，话语上我们没解释清楚。我非常认同一位哈佛教授的说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事行动，不是去挑战世界秩序，而是巩固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这是两码事。这个军事现代化，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大光明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国防力量体现在防卫意义上，而不是扩张。
说来说去，中国的军事动作也主要体现在南海问题上，这是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主权利益，而且中国是反应性的。越南、菲律宾都在做，中国一做，就说你是大国，人家是小国，大国欺负小国？没这个道理。西方有人故意误解，但有些人看得很清楚，知道中国不是要挑衅。
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强调，航行自由没有问题，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利益。中国85%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怎么会去影响航行自由？我要做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岛礁，保护自己主权的利益。
西方的帝国主义，像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到处在全球占领人家的土地，驻军，也是跟他的经济利益相关。中国也要思考，当我们走向全球的时候，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不走西方的老路，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尤其是海上的航道安全，海盗要不要防呢？这些都要考虑到。
像中国在吉布提建基地，还是需要的。这不是驻军，而是海上力量补给、供给的地方。这些中国的舆论有点扭扭捏捏，我觉得是光明正大可以说的东西。西方国家现在全球有多少驻军？ 中国除了维和部队还在哪个国家驻军了？没有。
所以，不说清楚反而被人猜疑。我们不是做错了，而是我们没有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推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问：您觉得习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可能会突出哪些方面？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上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
郑永年：首先是结构。全球化是公共产品，贸易体制是公共产品，在美国不能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时候，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这是首要的问题。
其次是政策。全球化、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一个世界的自由经济秩序，确实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平，那是国内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自由贸易，几百年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体制，每个国家都能共赢。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跟现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公共产品，对哪个国家都会有利。以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制度，还是有利于各个国家的。中国要处理好跟自由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西方扛不动自由贸易的大旗的时候，中国接过来扛下去就行，没必要纠结于那么多的意识形态。
西方早期推进全球贸易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的，首先是殖民主义，后来搞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其他国家的门户。以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不下去的时候，西方就在二战以后确立了今天这个秩序。尽管我觉得这套秩序、制度是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是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所以中国首先是要维持这套公共产品。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么做的，叫接轨，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点，中国要在这个体制里改革这个体制，做一个改革者。
第三步很重要，中国能提供什么样新的体制来补充？这几年，一带一路、AIIB、金砖银行，都是让大家看到中国吸收了以前全球贸易体制的规范和规则，只是这次是中国主导罢了。这是中国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抓手。
中国一吸收，二改革，三创造，我们要向世界说清楚。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产生了问题，同时也要指出，像特朗普还有欧洲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解决方式。我们要提出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大家期待的。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旦西方意识到他们还要继续引领全球化的时候，你很难在这个体制里面往上爬。当西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机会就来了。美国当年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欧洲在一战、二战的时候，互相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就等于邀请美国来，你可以当世界老大了。现在也不是说西方在邀请，而是现在确实是缺少领军国家、领头羊。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在这种形势下，考虑怎么样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附文：
郑永年：特朗普与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对国际安全的可能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如果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这种逆转对西方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安全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如果中国成为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又会对全球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毫无道理。无可否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尽管其它大部分国家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是配角或参与者。同样，今天的国际安全体系是近代以来西方力量主导下的全球化产物。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安全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全球安全体系的形成和维持与西方力量在全球的扩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西方建立全球安全体系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其全球经济利益。
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开始低于全球经济增长。在意识形态层面，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导致了各国收入差异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分化，西方社会开始怀疑自由贸易，民粹主义已经崛起。这也已经影响到西方的政治人物对全球化的态度。自由贸易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西方视为其软力量的核心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今天为了迎合快速崛起的民粹主义，“自由贸易”已经变成负面的概念，甚至是一个肮脏的词汇。这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各国的内部政治。英国公投脱欧、德国右派选择党的崛起、法国右派国民阵线的扩张、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无一不是标榜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全球化的另一产物）的。
出现地缘政治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逆全球化的同时，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日渐重要。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衰退，使得中东出现权力真空，不仅导致了中东秩序乱局，导致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也导致了大国之间（主要是美俄）的竞争。亚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好、最稳定的领域，但随着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地缘政治竞争也越演越烈，东海钓鱼岛、南海岛礁主权争议等问题，本来只是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和美国毫无关联，但因为美国的介入，就演变成为地缘政治竞争问题。
即使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也开始出现地缘政治问题。东欧表现得很明显。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落入西方的怀抱，北约东扩本来已经挤压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导致了俄国伺机反扑（例如制造克里米亚危机）。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更是强化着那里的地缘政治气氛。长期以来，西方关切的只是那里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地缘政治问题（亲西方），而非那里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对当地的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民主固然重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因为这攸关他们的切身利益。要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就必须寻求除了西方之外的发展动力，尤其是中国。但西方对中国在那里的发展，保持高度的地缘政治警惕。
无论是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地缘政治，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即逆全球化。这种逆全球化会不会对国际安全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呢？一些人已经提出了“1930年代陷阱”的概念。二战之前，西方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崛起，表现在外部便是民族主义，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最终演变成各国之间的对外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使人欣慰的是，今天地缘政治的变动主因是西方，而在西方及其势力范围之外，地缘政治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主线。再者，新崛起的大国中国本身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同时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遏止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
西方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并不是说全球化的终结或死亡。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充满着全球化的动力。尤其是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下行，但较之其他国家，增长速度仍然很高。如果中国在今后十来年里能够维持6%至7%的增长，势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今天全球最大的贸易大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必然会继续扩大内部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使得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所具有的推动全球化的动机和动力。
也就是说，尽管西方领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但全球化会继续进行。不过，全球化的推动力不一样了。所以，问题在于，不同的推动力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就国际经济来说，现存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应当没有大问题。这取决于中国等新兴大国，对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接轨、改革和补充三个过程。自198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不是全球化的引导者，但积极参与。中国通过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改变自己，融入现存世界经济体，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一部分。
其次，作为这个体系内部的重要一员，中国所扮演的不再是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通过改革现存体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也通过改革来改善现存体系。再次，中国也有能力来建设新的体制，补充现存体系。这表现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方面。“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的倡议，但已经变成一个开放的多边体制。同样，中国也重复表示，建设亚投行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建设补充制度来弥补现存制度的不足。无论怎样的新机制，只要是开放的，就可以和现存体制对接。
与现有安全体制对接
在安全方面又如何呢？中国可以做到与老体制的对接吗？这方面显然要比经济方面来得困难。例如，在中国自己所处的亚太地区，中国就容易和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日同盟等旧体制发生冲突。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这些旧体制的存在，一方面无能包容新崛起的力量（主要是中国），同时更阻碍着新安全体制的产生。
不过，这里也有很多因素使得人们不至于过于悲观。
第一，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的基础，是其具有宗教使命感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世俗的，没有扩张性的使命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即只是为了国防，而非对外推行帝国主义。中国军队对外的有限卷入，发生在联合国的构架内，即维和部队。
第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排挤他国。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门罗主义”，要把美国挤出亚洲，中国所要求的只是美国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而不是破坏性的角色。就是说，一旦美国的角色转变，其可以安然存在亚洲。
第三，尽管美国一直在强化其排他性的同盟，但中国一直坚持“不结盟”政策，不会拉帮结伙来对付美国及其同盟。即使中国感觉到来自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的明显威胁，也没有显示出结盟的迹象。中国所强调的是和其它国家建设“战略性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和“同盟”具有不同的性质，“同盟”针对的是“敌人”，也需要“敌人”，而“伙伴关系”针对的是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气候、经济发展等等。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具有了遏制美国地缘政治攻势的能力。这明显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上。尽管有时候互动表现得剑拔弩张，但中国在没有“投降”的基础上，有效遏止住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势。
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在安全方面遏止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势，下一个问题便是：中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会是怎样的呢？尽管中国主导的秩序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一贯坚持的国际原则和国际行为来判断，至少会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不干预内政。尽管中国和他国发展着贸易等经济关系，但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不感兴趣。这和西方不同。尽管西方干预他国内政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西方的使命感文化，决定了西方干预他国内政的内在冲动。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其它国家触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也会采取行动，但仍然是以“不干预”为原则。这充分体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上。
第二，开放、多元和包容性的秩序。上述“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都是这样的秩序。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中国所倡议的秩序（无论是区域的还是国际性的）的性质不会是排他性的。
第三，没有制裁的世界。在国际关系上，西方只有两分法，即“朋友”和“敌人”。这种文化造就了西方的“同盟”（朋友），也造就了西方的“敌人”（被制裁的国家）。一旦被西方视为“敌人”，西方就会动用各种手段的制裁，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等。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就是如此。但中国没有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即使那些对中国不友好或者被视为不友好的国家，中国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动用制裁大棒。这些年来，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尽管政治和外交上出现紧张关系，但经贸往来仍然继续。
第四，中国偏向经贸关系的外交，更能够造就和他国的互赢局面。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是商贸帝国，而非军事帝国。中国只有在成为蒙古和满族人的殖民地的时间里，发生过对外的军事行为，在其余时间里，中国对外感兴趣的是经贸。这个文化延续到今天，并且随着全球化得到发扬光大。中国人深信，通过深化经贸可以创造国与国之间的互赢局面，无论是区域秩序还是国际秩序，也会变得更加有序稳定。
秩序会不会继续是民主呢？如果是民主，会是怎样的民主？如果不是民主，又会是怎样的秩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