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中存在的历史叙事问题 ：基于对“海角七号现象”个案研究的思考

视觉文化中存在的历史叙事问题

——基于对“海角七号现象”个案研究的思考

作 者：李杰琼

来源：国际新闻界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话语分析与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台湾社会对《海角七号》意义的阐述与解读，借鉴现有历史研究的成果，对其叙事策略及各方围绕电影建构的意义体系进行了分析，力图将此过程中对历史叙事的阐释与解读问题化，借此揭示流行视觉文化在调用历史资源进行叙事或再现时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进而促进对历史—媒介—文化三者互动关系的深入思考。

2008年，电影《海角七号》（以下简称《海角》）在台湾引发了一场文化风潮，成为当年的流行议题。时过一年，其余热尚未完全退却：插曲《国境之南》被播放或演唱的机率仍旧很高；09年中后期出品的一些电影在进行媒体活动时还会与之制造联系，希望借势吸引人气；笔者在台期间，也多次被不同的台湾朋友询问是否听说或看过这部影片。从上述三例或可管窥“海角效应”的深入与长久。

如何通过台湾社会对上述效应的阐述与解读，透过各种观点的交锋，借鉴现有历史研究的成果，通过对“海角七号现象”的个案分析——借助对其叙事策略及各方围绕电影建构的意义体系的分析，揭示流行视觉文化在调用历史资源进行叙事或再现时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将对视觉文化中历史叙事的阐释与解读问题化，进而对历史—媒介—文化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海角》上映不久，有关如何理解电影内容的争论在台湾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分化为人数悬殊的两个阵营：

　　阵营的一方以学者许介鳞与作家王丰为代表，无疑是少数派。他们认为《海角》不仅是“美日‘次文化’的大拼盘，缺乏哲学思想与世界观”，而且是一株用日本人灵魂思考的“大毒草”，批判台湾社会至今尚未走出日本殖民文化的阴影。①

　　阵营的另一方人数众多，其内部虽然也存在多元的解读视角与各有侧重的关注，但是总体上倾向于认为该片展现了小人物的奋斗历程，反映了台湾底层民众生存的真实状况，同时描写了两代人的跨国爱情，与殖民文化毫无关联。可以说，这一观点在大部分台湾观众中极具代表性。

　　此外，《海角》在如此论争中一波三折进入大陆市场。公映前，据媒体调查，“一部电影而已，没必要过度解读”的呼声此起彼伏，持相同态度的网友占据了主流。②

　　类似现象或许已屡见不鲜。2007年各方曾对《色·戒》是否存在“美化汉奸”的嫌疑进行争论，期间也有反对“过度（政治）解读”、提倡从“纯粹艺术”之角度欣赏电影的意见在观点交锋中赢得一席之地。仔细分析，便会发觉如上表述之逻辑暗示电影是一种远离政治的“纯粹艺术”，存在将艺术与政治划清界限的倾向。仅观察近三年来媒体报道的论调，不难发现此种态度有在观众中普遍化、主流化的趋势。

　　此外，无论有意或巧合，与此共生的另外一种趋势是，近年来，许多华语电影的编导喜欢将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因素融入创作，利用历史的再现为剧情发展提供背景和素材。值得关注的是，电影创作者调用历史资源组织叙事、推动情节发展，在进行媒体活动时却仅从“人性”、“爱情”等“去历史化”的角度阐释文本意义；大部分观影者在叙事机制与传播环境的影响下，也呈现出对文本做“去历史化”解读的倾向。在社会集体消费历史的行为得到鼓励与刺激的过程之中，严肃的历史思考逐渐受到冷落。

　　《海角》所引发的文化现象除兼具上述特征外，还涉及如何表述殖民历史与现实问题之间藕断丝连、暧昧不清的联系，以及如何更清醒地评价殖民统治的文化影响等复杂的后殖民议题。因此，综上所述，政治与去政治化、历史与去历史化、殖民与后殖民三组关系便构成了“海角七号现象”的三个维度。

　　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参与者曾努力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寻找素材为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无疑，这种艺术创作带有浓厚的政治实践的色彩，既展现了台湾人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矛盾与焦虑，又为他们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提供了线索、奠定了基础。但新电影运动因一味追求艺术性和思想性，忽略电影的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性、观赏性和商业性以致被市场淘汰出局。③

　　从这个角度看，《海角》成功继承了新电影运动的精神，同时在市场运作方面也大有超越：电影8月21日上映，9月19日票房过亿，10月10日达3.5亿，最终以5.2亿新台币的成绩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海角》为何能借助“网络、BBS、媒体、观众口碑惊人的爆发力”④之推动获得成功？论者不约而同将电影的文化意义同台湾当下社会现实相结合，试图从中寻找原因。

　　电影的明线故事将台湾南部的自然风光与当地浓郁的乡土风情融合在一起，将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时尚元素与以民间戏曲为代表的传统元素有机结合，使观众易于将影片创制的情境同日常生活环境建立联系。而且，身份不同、性格迥异、年龄颇具代表性的各种人物的登场有如“台湾历史真人标本展”一般，“这些非常容易辩识的人物让观众能够一下子建立自己和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⑤

　　此外，电影展现的小人物的打拼精神，给不景气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有资深媒体人认为，电影之所以备受观众推崇同其塑造并展示出来底层民众的“草根精神”不无关系：“台湾这几年经济不好，政治纷扰，但人民的勤恳努力与单纯朴素从未改变。《海角七号》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⑥就连对影片思想性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许介鳞也承认，影片展现了“台湾下层社会的缤纷色彩与本地人爱打拼的生命力”。⑦更有人撰文将此提升至“台湾精神”的高度，认为电影的成功在于“有纯纯的台湾味和台湾精神，把台湾文化中纯真与包容的一面很真实地反映出来”，“给目前气氛下的台湾社会，找到了希望与出路”。⑧

　　应该承认，上述解读均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也正由于电影叙事从现实生活获取了合法性，才赢得了坚实的观众基础。《海角》抱憾金马最佳电影奖，却捧回最受观众喜爱影片奖便是此基础的有力证据。但上述“台湾精神”的话语最终能够形成，不仅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还得以融入政治话语体系之中，不能否认文化建构的力量与作用。

　　费斯克曾指出在媒介文本从文化方面制造意义的过程中，互文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某一文本同时与其它相似的或不同的文本相关联，在大量文本形成的对照中引导观众用一种特殊方式解读文本。⑨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上述话语形成的过程，以及理解为何某些立场和解读能够优先置于其余立场和解读之上。

　　先看有关“梦想”的意义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首先，当男主角阿嘉背负音乐梦想北上闯荡却失意返乡的剧情，同大众传媒提供的一则台湾南部青年去台北发展无功而返的新闻并置时，剧情便与日常生活形成了关联，使观影者倾向于在社会现实中寻求与电影剧情的对应，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一位资深电影记者就有针对性地分析了阿嘉在台湾南部青年群体中的代表性——这个群体背井离乡，到大城市谋求生计，追求梦想，历尽坎坷，内心充满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艰苦。⑩

　　其次，电影预告片、海报、媒体报道与网络评论等二级文本共同激发影片原始文本中更希望大家认同的意义。预告片展现了一群小人物为实现音乐梦想聚到一起；导演克服困难将拍摄电影之梦想坚持到底的特写反复被媒体报道；网友影评也多会提到“梦想”、“希望”，并将导演寻梦的经历与电影中小人物坚持音乐梦想的故事并置。由此一整套围绕“希望”、“梦想”、“拼搏”的意义体系在各种文本的互相对照中，慢慢发展并得以沉淀，逐步将电影文本中潜在可解释的意义范围缩小了。

　　再看“爱情”叙事的意义是在何种机制之下生成的。暗线的故事与明线的故事在空间上相呼应——两代人的爱情故事均发生在台湾南部的恒春镇；在角色上相错置——上一代人的故事是日本男性与台湾女性相恋，新一代人的故事是台湾男性与日本女性相恋；在结果上相对比——老“友子”未能收获的幸福在新“友子”的身上开花结果。

　　上述情节设置共同建构了一种基于叙事的想象机制，在两段各自独立的故事间制造联系，引导观众对一种穿越时空的爱情产生共鸣和同情。此外，电影海报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寄不出去的情书，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七号”为宣传口号，导演接受媒体访谈时亦强调拍摄电影是为了“化解爱情的遗憾”，(11)诸多影评也围绕“情牵六十年的爱恋”（这也是借用电影行销与媒体报道反复宣传的一个论调）展开，这些二级文本潜移默化地加固了“爱情”主题对观众解读电影意义的影响。

　　基于如上分析，便不难理解在前述文化论争中，为何一种去政治、去历史的解读能占主流。由此也可发现，随着意义体系的扩充，原本“去政治”的解读也越来越具政治性，只不过这种政治解读能迎合时下社会的心态与需求，自然鲜有人反对。也正因电影的文化意义与台湾现实产生了密切联系，导致批判的声音难被接受，处于边缘位置。但笔者认为，批判者的观点不仅有其道理和根据，而且因涉及的历史问题具有普遍性，更应引起关注与思考。

　　暗线故事中的老“友子”是一个被隐去身份的符号。她的名字是殖民者赐予的，带有浓厚的“皇民化”印记；她的身份是叙述者——撰写七封情书的日本教师赋予的：观众只知道她是他的学生和恋人，其它关键信息都无从知晓；此外，观众只能通过叙述者经过选择的点滴回忆去勾勒“友子”碎片化的剪影。即使导演在最后一幕让“友子”显身，却未让她发声，而观众仍借日籍老师的视角去观看“友子”。

　　这种师生—恋人的身份设定（想象）以及有关“友子”形象的叙述策略复制了昔日殖民者在寻求统治合法性时普遍运用的两套看似自相矛盾实则相辅相成的话语：他们会强调同被殖民者的差异性，借以建构权威，巩固地位；矛盾的是，他们又会强调与被殖民者的相同性，借以建构其承担“驯服”与“开化”任务的道德和哲学前提。(12)

　　台湾学者陈芳明在分析台湾总督府时期的图像政治隐藏的权力支配关系时，指出日本人的镜头酷爱强调原住民的“奇异”风俗与“野蛮”习惯，一是为证明日本文化之优越，二是为显示日本人能与“番族”相处。但镜头前的原住民总是被凝视的，甚至是被驯服的，由此权力的从属关系便表露无疑。对此他强调，不同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分配，决定不同的再现方式；不同的再现方式，决定不同的历史记忆。上述这种透过殖民者的眼睛来呈现的形象与书写的历史，必然大量渗透了殖民统治者的价值观念与历史解释。(13)

　　借助上述研究成果，再看《海角》暗线故事的历史再现方式，不难发现，由日语娓娓道来的情书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支撑电影“爱情”主题的关键要素，其内容却复苏了一个日本人的台湾记忆。可见，有观众由此联想到日据时代为“皇民化”宣传服务的《莎勇之钟》，认为《海角》暗线故事的叙事策略与再现逻辑与之有相似之处，是有一定根据的。(14)确实，这种策略和逻辑，难免让人提出质疑：出身于有过被殖民经验地区的导演何以会不加批判地挪用昔日殖民者的逻辑来塑造台湾形象，用浪漫化的手法展现曾经被殖民的历史？

　　该问题无疑涉及台湾人对日据时期的集体记忆及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老辈台湾人的日本情结并非可简化为“皇民化”教育的结果。因为“老一辈脑海中井然有序的日治末期记忆，有其一定的客观依据”。(15)该问题虽非本文关注重点，但对认识《海角》一片中历史叙事存在的问题有借鉴意义，故仅借前述陈芳明教授探讨后殖民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发生认同危机之原因的一段论述，或可为思考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现代性与殖民性对台湾而言，并不是可以截然区隔的两组价值观念。日本殖民者在时间点上既然抢先抵达现代，并且又把遭到的现代性转化为文化优越性；因此，在统治台湾之际，使得被殖民的知识分子错觉地以为现代性等同于日本性。……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在现代化与日本化之间其实还存在一个殖民化的过程。(16)

　　此前曾提及，电影编导虽调用历史资源组织叙事，但却倾向对文本意义做“去历史”的阐释，从而一定程度上引导观者做“去历史”的解读。那么《海角》的编导是否真的无意书写历史？有论者指出，在《海角》中导演魏德圣从本土出发、以台湾视角重塑历史叙事的意图更加明显。(17)这种努力与尝试，也可从魏导演在台湾“中研院”演讲的题目中找到线索：《殖民历史、本土意识与现代性》，突出指明了创作关怀的三个问题。

　　这种意图在《赛德克巴莱》（以下简称《赛德克》）的创作设想中得到更突出的体现：电影将以原住民抵抗日本统治的“雾社事件”为原型改编，力图展示其为维护信仰而牺牲的悲壮历史，着意将主人公塑造成“纯种台湾英雄”。(18)此外，魏导演还计划制作包括该片在内的“台湾史诗三部曲”。(19)

　　据魏导演接受媒体专访的表述，《海角》是回归爱情的原点看台湾对日本的感情；《赛德克》是回到仇恨的原点看台湾对日本的感情。(20)这种矛盾是否证明导演重塑历史叙事的努力不具整体性？一位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的解读或可为此提供答案：“只要放宽历史的视野，跳脱抗日、怀日的无谓论争，就可体会贯穿其间的台湾意识，启蒙、萌发、不绝如缕、勃兴、建构成形的历史轴线”。(20)另有学者对此给出了更清楚的诠释，即从魏导演的创作可看出台湾正力图作为一个历史主体，主动地选择、塑造它自身的记忆，和以往的记忆划清界限。”(21)

　　由此不难发觉隐藏在“去历史”阐释与解读背后的历史书写与政治实践。然而，我们不能不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历史书写内部的两重危机。

　　首先，台湾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再现在形成过程中存在先天缺陷，即有关总督府殖民统治台湾的文献资料几乎是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整理留存下来的，这些资料自然不可能对殖民统治持批判的态度。因为在殖民者关于台湾现代化改造的历史叙述中，不可能留下台湾人受压迫和受欺侮的具体记录。同时还存在一个后天的威胁。近20年来台湾在日据时期的历史已被各方有意识重塑：日本总督府对台湾的经济压榨和武力镇压被淡化甚至抹除，日本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被着意强调。宜兰南澳乡重建了被毁弃的莎勇之钟、纪念碑和纪念园，但刻意回避了与殖民统治相关的历史背景是一例；(22)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由屠杀台湾抗日民众、榨取台湾资源的殖民者，变为被人称颂的“台湾现代化奠基者”是又一例。(23)

　　这两重危机不仅对历史叙事的实践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历史叙事的解读设置了障碍。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出，历史情境与文化积淀对媒体内容存在影响与制约，而媒体内容对历史理解与文化建构亦具有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海角七号现象”虽是个案，但其中牵涉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当视觉文化日益成为人们接触历史的一项重要资源的时候，如何处理好历史—媒介—文化此三者的关系，使得视觉文化中的历史叙事更有益于促进公民历史观的养成，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与讨论的问题。

　　笔者认为，广泛推行媒介素养教育将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与途径。在这个影像泛滥并被日常生活化的时代，媒介素养教育将有助于人们在接触影视作品时，培养对历史叙事的敏感。如此才能有效避免观影者只消费历史，而回避历史思考，并且有助于在一个冲突不断的话语场中，使公民的历史认识与历史理解愈发深入。

　　①许介鳞《〈海角七号〉：殖民地次文化阴影》；王丰《〈海角七号〉绝对是一株大毒草》。

　　②⑥《〈海角七号〉：“媚日情结”之争》，《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12月3日。

　　③孙慰川《当代港台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④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trail-er&film_id=fltw49705151。

　　⑤《〈海角七号〉：一部台式主旋大片》，《新京报》2008年11月4日。

　　⑦许介鳞《〈海角七号〉：殖民地次文化阴影》。

　　⑧《〈海角七号〉所显示的台湾精神》，《自由日报》2008年11月23日。

　　⑨［英］利萨·泰勒等《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靖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75页。

　　⑩《〈海角七号〉：感动“自己人”的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1月21日。

　　(11)http://www.youtube.com/watch?gl=TW&hl=zh-TW&v=t0ERdjik8gw&eurl=http://blog.yam.com/mifiamchuang/article/17582255。

　　(12)徐宝强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32-246页。

　　(13)(16)陈芳明《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第51-72、12页。

　　(14)宋念申《由〈海角七号〉想到〈莎勇之钟〉》，《联合早报》2008年12月17日。

　　(15)(17)林泉忠《〈海角七号〉让两岸人民找到共鸣还是发现分歧？》，《明报月刊》2009年1月号。

　　(18)《魏德圣有意把（赛德克巴莱）拍成台湾的史诗片》，http://blog.xuite.net/shu7575/885/3450519；《魏德圣筹拍新片赛德克巴莱信仰角度切入》，http://internsh.tw/news_list_1_detail.php?fname=20081104cfp0308.txt。

　　(19)《赛德克巴莱 小魏下一部》，《新台湾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6日第656期。

　　(20)http://www.youtube.com/watch?gl=TW&hl=zh-TW&v=t0ERdjik8gw&eurl=http://blog.yam.com/miriamchuang/article/17582255。

　　(20)胡文辉《〈一八九五〉的悲哀与启蒙》，《自时报》2008年12月8日。

　　(21)(22)宋念申《由〈海角七号〉想到〈莎勇之钟〉》，《联合早报》2008年12月17日。

　　(23)许介鳞《后藤新平：一个殖民地统治者的纪录》，文英堂出版社，2008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