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井真成墓誌》看所謂《李訓墓誌》的真僞

我認爲所謂《李訓墓誌》出自今世賈人贗造，主要是出自歷史研究的一個“大理”——這就是它是不是符合那個時代的一般觀念和做法，而在我看來，“日本國朝臣備書”這一銜名題寫形式，是完全背離唐朝的實際情況的，因而其必假無疑。

所謂不符合唐朝的一般觀念和做法，大體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吉備真備或者是其他還另有一位什麼“朝臣備”，作爲普通的日本留學生，並沒有資格，來爲大唐王朝的從六品上官員鴻臚寺丞李訓來運筆書寫墓誌；也就是說，他不夠格。

二是退一步講，即使這位日本人基於某種特殊的因緣真的會出面爲李訓書丹上石，他也一定要記明自己的身份，而不會像我們看到的這樣，竟然衹寫上個“日本國”三字作爲頭銜。這也就意味着他是啥行頭都不穿，光着膀子上來爲一位朝廷的官員揮毫作書的。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出現的事兒。

這就是我的道理。對與不對，都很正常。對於我來說，讀書做學問，有了想法就大聲說出來，就像很多年前流行的那篇小說的書名一樣：有了快感你就喊。要是說錯了，就是自己的認識不全面，還有局限，繼續讀書學習就是了。這很正常，也很平常，用不着模棱兩可地做出一幅高深莫測的樣子。

至於別人認同不認同，我根本不在意。做研究，提自己的想法，說自己的話，要是別人都能想到、也都能認同，那纔怪了呢，那不就誰做都一樣了麼，我還做得有什麼意思？

不管別人認同還是不認同，我自己認爲，上述兩點，就是論述這一問題最重的“實錘”，這也就是我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那篇講稿裏引述清人陳介祺的話所講的“讀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這個“古人之理”，就是我講的那個時代的一般觀念和做法。反過來再說一遍，這個“大理” 就是我所說的最重的“實錘”。有了這一錘，也就夠了，其他，都是可講可不講的了。

若是不懂這個“大理”而還要求我提供什麼其他的“實錘”，我不知道這些人想要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一件事，背離一個時代的基本觀念和通行做法，它不是假的，還能是什麼呢？這就像唐朝人一般不會豔羨日本的裝束去穿和服，現在冒出一幅唐玄宗上朝圖來，滿廷文武大臣一水兒日本人打扮，這不是假畫還能是啥？難道非像武松一樣在白粉牆上沾着人血寫明“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不可？要真是那樣，明晃晃地盡人皆知，那還要學者來做研究幹什麼？

關於這一問題，不可思議的人物和想法太多。但我做學術研究，會有自己的着眼點和認識基準。

有人找到墓誌中某些內容與相關史事吻合，就認爲沒有贗作的可能。可贗造古代文物和銘文的匠人賈人，目的是想把作品做得像，而不是做得不像。做得不像的是次品廢品，做得像的纔是成品。就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句成語所講的，這些做假貨的人，水平也是日漸精湛，做得越來越好。特別是電子檢索技術的普及，使他們很容易查找倒相關的知識乃至通用的語句，假活兒也就越做越像真貨。所以，我並不想花費功夫，在那些細節上一一考證辨析。因爲他們做對了，或者說是做像了，也很正常，這並不奇怪。

不過市場的規律，總是物以稀爲貴。古董行業，尤其如此。當整個行業的製作水平總體提昇之後，大家做得都像了，也就意味着誰也賣不上多大價錢了。於是，就要有特別的賣點。

所謂《李訓墓誌》，贗作者的賣點，就是來華求學的日本人吉備真備。贗造者把吉備真備題寫爲墓誌書丹上石的寫手，這雖然足夠新奇，足夠引人注目了，可卻失去了歷史的依託——在唐朝的歷史上，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兒。

在這一方面，可以直接對比分析的對象，是那方《井真成墓誌》。

《井真成墓誌》誌蓋

井真成是和吉備真備同期來華求學的日本“留學生”；或者按照韓昇先生的看法，他是先於吉備真備回國後又在開元二十一年重新來華的日本遣唐使團的“總判官”。這樣，其社會地位又會比留學生高出很多。可是我們看那方《井真成墓誌》，尺寸狹小，衹有 30 釐米建方，比這方小的令人驚奇的《李訓墓誌》還小；文字內容，也是草草幾句套話，而且連這方 30 釐米建方的誌石也沒能湊滿，還剩下有十分之三左右的空地。這顯然是敷衍了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井真成逝世，時爲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翌年下葬，而也就是在井真成去世的這一年，“日本國朝臣備”爲李訓書寫了墓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