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理和做哲学的方式是多元的，诸如象征、隐喻、故事、逻辑思辨等言说和论证，这些方式所指称的对象和事件，未必具有历史之真实性，却同样可能传达真实的道和理。柏拉图的“洞穴之喻”，霍布斯的“忒修斯之船”，孔子的“吾与点”，庄子的“倏忽凿浑沌”，凡此皆是以虚构的器物或故事来讲明道理。就故事而论，哲学故事可能依据史实，也可能纯粹出于虚构，故事的真实与否无碍于其可能讲述真实、确定的哲学道理。所以，假如我们把历史上关于孔老关系的叙述视为故事，探寻这一故事所内含的哲学道理，也是一个别具价值的思想议题。
孔老论道和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常见诸先秦两汉的典籍，如《庄子》中的许多篇章，以及《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观周》和《史记》中《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等均有记载。这些文献含括道家类、儒家类和历史类的典籍，反映了此故事的传播度和接受度颇为广泛。那么，孔老之间的故事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地发生，即便其非完全之真，又是否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或真实原型。尽管古今学者辨析孔老关系的出发点有别，或是怀抱卫道意识，或是出自“无立场”的公心，或是提倡自由平等的学术精神，或是持守解构主义而消解孔子与六经之权威的立场，但诸家之殊归而同途者在于，均以历史的视界来看待此问题，皆以考证的方法来探究此问题，都把客观历史事实的证成或证伪，看作是孔老关系之辨的首要目的。且在许多参与讨论的学者看来，一旦孔老关系被证伪而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关于孔老关系的叙述就不过是杜撰的故事，既没有信史的价值，其作为思想事件的意义也就不能成立。
孔老关系的真实与否是一个历史问题，如何叙述和理解这一关系则是哲学问题。就《庄子》中的孔老关系而论，庄子及其后学的相关叙述，究竟是真实的历史，抑或为虚构的故事，还是说两者兼而有之？这关乎《庄子》对待历史的态度及其做哲学的方式。事实上，《庄子》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如《庄子》颇为关注对象世界的“时”与经验世界的“时势”，通过说明“时”与“时势”的变迁，从而指出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进而思考人的存在在历史时空中的生存境遇，以及人如何在存在过程中实现体道和明道的境界。《庄子·缮性》篇描述了上古历史文明的演化过程，作者在追怀前文明时代的理想世界中，感慨当下社会“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现实世界的失序状态源于人类行为背离了自然之道，这说明“自然原则与历史意识相互交错，构成了《庄子》考察社会变迁的基本视域”（杨国荣，第28页）。“自然原则”指向《庄子》所谓“道”和“理”，“历史意识”依存于经验世界中的器物和事件，因而《庄子》哲学表现为“道器合一”与“理事相即”。
“事”与“理”相即，“事”包括具体的历史事件，《庄子》的“即事明理”即在探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其对历史的思考是通过记载“信史”的方式而呈现，抑或是以故事的形式而展现？实际上，《庄子》叙述历史的方式，既反映了其观照历史的态度，也体现了其讲道理的方法，而且《庄子》论“道”与述“史”的方式类似。如《庄子》常用“闻诸X”来说明“道”的来源，其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如此，即倾向于口说或传闻的历史。《庄子·大宗师》篇记载女偊叙述“道”之本源：“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陆树芝注“副墨之子”曰“文字所垂者”，注“洛诵之孙”曰“传诵所播者”。（参见陆树芝撰，第79页）其实，这里所有的名词均可能有所隐喻，但又并非实有所指，重要的是“道”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庄子反复强调“闻诸”和“闻之”，即通过语言的口说和传诵，而非形诸文字、载于书册，这源自庄子对“言”是否能尽“意”的怀疑。这种“言不尽意”论体现在《庄子》的历史观中，就是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因此，尽管《庄子》一书讲述了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都没有说明其信息的来源，或所依据的文献和典籍，故司马迁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皆空语无事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同于史家的“实录”精神，《庄子》的作者群本无意于引经据典，因其并不尊信传世典籍中的思想义理和历史信息，这与孔子和儒家的“信而好古”相异趣。
“历史的寓言化”是《庄子》叙述历史的独特方式。陈少明指出：“同样是使用历史题材，在孔孟的传述中，历史是立论的依据；而对庄子的寓言来说，历史只是其修辞的一种手段。前者是原则，后者则为策略。当然，两者都是自觉的，背后依托着不同的哲学立场。对历史的非历史态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观。”（陈少明，第45页）《庄子》对待历史的非历史态度背后的哲学立场，蕴含在其语言观及其对经验世界的认识中。一方面，庄子对于言说困境有着至深的体验，他深刻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与不确定性，明白“语言对道理的敞开与语言对道理的遮蔽是同时性的”（陈赟，第62页），语言具有载道、明道的中介性质，但如固执于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表象，就可能遮蔽道体的真实内容，妨碍世人由通向形上之道而进入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因此，语言能否真实地言说形而上之道，以及如何应用语言来诠说无形之道，或是以何种言说方式来澄明道体，就成了庄子特别关注的思想议题。庄子所诉诸的解决之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此“三言”既展现了庄子对语言之自然状态的认识，言说方式的迂回、致曲也反映了庄子超脱于具体历史过程和现实情境，而“与化同体”及与大化同流的人生哲学。
另一方面，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同上），由于对经验世界的失序状态深怀忧虑，他选择隐逸的处世方式，退避于经验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之建构外。因在庄子而言，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顺应自然之道，经验世界的无序与混乱乃源自君王违背自然而积极有为，所以庄子自觉承担觉世牖民的使命，不得已乃采取“非庄语”的方式。由此，《庄子》的谬悠之言、荒唐之辞旨在寄言出意，或透过故事、隐喻的方式表达“道”，其中寓含“实理”与“真机”。这是《庄子》以先觉而觉后觉的方式，这份闵仁之心恰与孔子慨叹“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相仿。因为天下无道，孔子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天下沉浊，《庄子》乃以“非庄语”觉世牖民，这何尝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是，孔子和儒家在语言方面主张“修辞立其诚”（《周易·乾卦·文言》），而《庄子》的“三言”则是充满了“隐喻”，往往表现为“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参见莱考夫、约翰逊，第3页），即把意义、实理和真机等寄寓在非必真实的人物、故事或事件之中。
从《庄子》的历史观和语言观来审视其叙述的孔老关系，确实表现出寓言化的倾向。一是人物形象的寓言化，如《庄子》有意将老子刻画成“博大真人”的形象。从思想层面看，老子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从事实层面看，这种寓言式的刻画将促使人们怀疑老子的真实性。钟泰指出：“近人以《史记》言老子多游移之辞，并疑老子其人为不必有，而谓《庄子》所载老聃事，皆出于周之寓言。”（钟泰，第13页）老子是否实有其人，其生卒年岁又在何时，这当然是孔老关系之辨的关键问题，人们怀疑《庄子》一书的叙述，自然也将《庄子》描述的孔老关系视为寓言故事。二是故事情节的寓言化，如《庄子·德充符》篇记载叔山无趾见孔子与老子的故事，叔山无趾其人不可考，王雱认为是“庄子制名而寓意”（见方勇撰，第2册，第692页），即杜撰的故事人物，那么此故事自然是寓言。又如《庄子》记载孔子见老聃后三日不谈的故事，其中绘声绘色地描述子贡“以孔子声见老聃”（《天运》）的情节，也表现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三是孔老对谈的寓言化，这主要体现在名词、概念的时间错置上，如孔老对话中提及的仁义、逍遥、六经、十二经、坚白县寓等，应该是孔子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对话的内容不可能发生在孔老之间，而是《庄子》基于自身学派立场而设计的对白。由此可见，《庄子》中的孔老故事之真实性是可疑的，孔老是否为师生关系也是存疑的，故事为孔子设计的言论是否真实反映出儒家立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而唯一真实无疑的是，故事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旨趣。至于这一哲学旨趣究竟属于道家，抑或倾向于儒家，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一般认为，历史与故事的分殊在于真实与否，历史必定是在一定时空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也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故事的叙述不以“实录”为理想，也不排斥主体性与文学性。亚里士多德把“情节”定义为“理性和规则的产物”，也是“事件的组合”。（参见亚里士多德，第198页）当人们把事件编排或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情节系统时，通常不只是对事件的模仿和再现，而可能包含艺术创作和构造的成分。因而，故事的情节非必然是真的，然其内容却真实地反映了故事叙述者的思想。不过，历史与故事的分殊未必是截然明晰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关联。在威廉·沙普（Wilhelm Schapp）的“故事哲学”（Geschichtenphilosophie）理论中，德语中的Geschichte一词，其不可数形式为“历史”义，其可数形式表“故事”义，这是一个同根同音的异义词，但词根与音声的相近也暗示着“历史”与“故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威廉·沙普认为，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从各个个别故事出发，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始终纠缠在故事之中”（Schapp，2012，S.1），无论是个人的传记史，还是全人类的“大历史”或“世界史”，都是由动态的个别故事相互连接而成的。所以，“历史学家意义上的历史已经是在每一个个别故事的视野中所固有的”（Schapp，2019，S.19），他们从故事中发现历史，同时又在历史的叙述中带入个己故事的视域，从而在书写中把逝去的历史扩展成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当威廉·沙普说每一个人“都纠缠在故事之中”，这不仅指人的生活演绎为动态的故事，而且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实理与真机等，均蕴含在故事之中。当然，《庄子》的“寓言”并不等同于威廉·沙普所谓的“故事”，但在威廉·沙普那里，“故事的主题域除了日常生活的故事之外，还涉及神话、传说、寓言、童话、宗教、诗歌等，而就纠缠在故事中的人的状态而言，又大致可以划分为清醒故事、梦故事、醉意故事、催眠故事、疯癫故事等。”（王穗实，第74页）既然“寓言”是“故事”的主题之一，那么从“故事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寓言”，我们要指出的是，《庄子》的寓言不仅含摄实理与真机，寓言可能也是真实的历史，或者是保留了某一历史事件的原型（史影）。所以，我们倾向于相信《庄子》描述的孔老故事保留了一定的史影，孔子很可能曾对老子“宾宾以学子为”（《庄子·德充符》），他们虽无师徒之名分，却可能有师徒授受之情实，彼此的思想亦有因循承袭之关系。
庄子及其后学本无意于做“实录”的历史学家，历史的寓言化和说理的故事化正体现了庄子哲学的恒久魅力。因此，就《庄子》叙述的孔老关系言，用实证方法考辨其真实性固然重要，但即便将其视为寓言故事，同样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因其展现了庄子对孔老思想之关联性的认识，以及庄子学派关于百家之学同根同源、相通相融的理念，即如《庄子·天下》篇所云：古之道术“皆原于一”。事实上，《庄子》特别擅长以故事形式来明道讲理，即便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庄子及其后学也常常改写为故事，在故事与历史的虚实之间，隐喻天地宇宙之实理与真机。《庄子》叙述的孔老关系，便是介于故事与历史之际，而其中蕴含的哲学道理，则似乎是折衷于儒家与道家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