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成全娄烨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故事始发于1989年，一场大学舞会。

众所周知，这一年还是娄烨那部最广为人知的“禁片”的时代背景。

当然，这还是娄烨、张元、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份。

理解娄烨和第六代，绕不过去的，正是这个特殊年份以及它在此后三十年间持续不断的辐射波。

娄烨文艺往事，1989-2019

文| sunny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单向街书店”】

2年多的等待之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以下简称《风雨云》）的公映版定格于全片 117 处改动和 5 分钟的时长删减。

就像所有引起争议的影片一样，对《风雨云》的评价也是一部微型的意义分歧史。但《风雨云》中的娄烨依然是那个曾经的娄烨——“第六代”导演中的一个自由且“稳定的坐标系”，他的几乎所有个人风格在这部电影中都有迹可循，小到一个角色的语调、手势、面部表情，大到不同的时代背景、对社会氛围的理解和感受，乃至影像、色调，且愈加流畅自如。

几经波折终于如期上映

而娄烨本人，毫无疑问是国内最具话题性的导演之一。

在斯文倜傥的绰号“娄公子”之前，他被称为“中国最安静的导演”，职业生涯却一直是在“禁令”与“解禁”当中度过的。

娄烨身上的这一悖论，所包裹着的正是他的影片以及大众心中的“ 禁片情结 ”。

很多人对娄烨电影的好奇和窥探始于禁忌，他成功地使用影像语言把某些不可言说的边缘、少数和敏感历史说了出来，并把它们带入了艺术片的行列。

这些影片分享着共同的母题： 爱情、性、欲望、金钱、暴力、女性 ……大多是关于不可见的社会空间、生存逻辑和情感世界。

禁忌、隐秘与情感在娄烨的电影中交织

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娄烨的电影始终与现实保持着高度的互动。而现实中的娄烨，他的从影史刚好重合于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进程，其精彩程度不亚于他的任何一部电影。

故事开始于 1989 年，一段现实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彼时，毕业于北电导演系的娄烨和 85 班没拍上电影的导演、摄影、美术们，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很长时间。

拍完毕业短片《耳机》后，娄烨和同代的王小帅、张元、吴文光、耐安都没什么事儿干，“除了喝酒吃饭聊天，平时也老不照面儿”。

娄烨客串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

而当时的电影业还处在国家出资统筹拍摄的阶段，任何电影必须在电影厂的体系内完成，90 年分配工作后，从没去过一天的娄烨开始酝酿自己的第一部体制外电影。

1993 年 6 月，这部电影开拍了，片名叫《周末情人》。娄烨找了所有他认识的人，能干什么都行，“整个拍摄过程就像一个大 party 一样”。

据娄烨自述，“《周末情人》讲述的是在中国大城市中，六十年代中后出生的一拨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爱情，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知道文革，听过样板戏，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迷过邓丽君，穿过花格衬衫，后来他们又知道了’披头士’和’列侬’。”

主演贾宏声、王志文、马晓晴，制片人耐安和王小帅也扮演了其中的角色，娄烨觉得，“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与任何导演合作，他们是中国可怜的电影界造就出来的真正的演员”。

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也的确不少在那个年代出道的演员，都是实力与个性兼具的演技派。

电影只用 40 多天就拍完了，剪了两次，审查却用了两年，这让娄烨感到“消沉和痛苦”。最终，他的第一部影片只被允许在周末的午夜场小规模放映，《周末情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周末情人”。

《周末情人》里的王志文

尽管《周末情人》“只是想表现这样的一拨人，他们有他们的毛病、缺点，但同时又有着他们的热情、真诚和梦想”，尽管想拍出好的电影，娄烨还是遭遇了很大的挫败，并产生了新的困惑：“现在越来越难以判定，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还是成龙的《红番区》更接近电影的本质”。

1995 年春天，他把第二部作品转向了体制内，拍了一部意识流的心理惊悚片《危情少女》。这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之初的惊悚类型片“独苗”——娄烨的一次“商业化的尝试”——同样没有在票房的意义上打动观众。

在商业和艺术的探索、制片体系内与外的“暧昧”区间中，娄烨的初期电影实践结束了。

《危情少女》作为娄烨商业化的尝试却不尽如人意

此时的电影界，王小帅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入选了 BBC 评选的“世界电影史百部佳片”；连续拍了《北京杂种》《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和《一块红布》的张元正走在去往“未来千年世界思想领袖”的路上；耐安则在新的电影产业格局开启之初，“混成了中国最早的制片人”。

陈凯歌、张艺谋等人领衔的“第五代”声名正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几乎即刻成为经典，贾樟柯拍完毕业作《小山回家》（1995）后，正对《小武》（1998）磨刀霍霍。

1997 年，从电影工作中抽身了的娄烨执导了一首 MV——歌手刘欢的《从头再来》，选择下岗工人的励志题材，不知是否是其不经意的自况。

《从头再来》的mv亦是娄导作品

但实际上，娄烨是个不折不扣的艺二代，父亲是话剧演员，和老一代的演员焦晃、奚美娟、导演桑弧都搭过戏，母亲是上戏表演老师，小时候他就看过很多内参片。

1998 年，带着沉淀过的专业素养和自由随机的“业余精神”，娄烨开始准备他的第三部长片《苏州河》。

就在世纪之交，影片入选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的“2000 年十佳影片之六”。

在这份千禧年的全球最佳影单中，除了娄烨的这部耗资 200 万独立小制作，华语片大放异彩，李安的《卧虎藏龙》位列榜首，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排在第三，徐克的“古惑仔影片”《顺流逆流》第七。

《苏州河》里的都市爱情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浪漫

如果说，《花样年华》集中展示了王家卫怀旧流行向的小资美学和随着时代一起没落了的感情方式，那么，《苏州河》则显露了娄烨镜头下充满奇情色彩的都市爱情之雏形—— 在现实面前，爱所向披靡，并且缠绕着秘密、猜忌和欲望给深陷其中的男人和女人造成擦痕。

《时代》撰文称，“中国内地导演娄烨的这部影片，华美炫目，深入其中你会看到后现代主义的浪漫”。

浪漫的核心无疑是周迅扮演的痴情女孩“牡丹”。她问她的情人“马达”：“假如有天我离开你，你会用一生寻找我吗？”如果是她，她一定会。于是，她的情人也这么做了。

虽然成本极低，两位主演周迅、贾宏声都只拿了几千块的报酬，导演、编剧、制片全没工资，《苏州河》的国际版权却卖到了 2001 年全球艺术片的第一，为此，娄烨为他的下一部商业片《紫蝴蝶》赢得了 3000 万的投资。

不幸的是，这部最高成本的《紫蝴蝶》，是娄烨的一次“全面的在市场意义上的失败”。

2004 年，既“违规参赛”的《苏州河》之后，娄烨第二次触碰了禁忌。含有大尺度性描写及其他事件的《Summer Palace》（2006），聚合了 社会转型期、青年知识分子、迷茫和“试错” 这样几个关键词。

娄烨在女主角余虹身上，投射了一个追求自由的个体想要突破政治伦理等各种规范的生存本能。他觉得，女性在面临环境剧变的时刻，内心要比男性更为细腻和敏感；这样的女人，也往往更能浮现出生动鲜活的求生轮廓。

余虹在变迁中的命运正是无数个体的放大

就像余虹说的：“为了欲望和浪漫的天性，我的确付出了代价，但是生活再艰难，我也不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像我们这样的人注定是这样的命运。”

《Summer Palace》对娄烨来说，也是一个任性的坎儿，但又不言而喻地至关重要， “长期受到压制的时候，语言会产生畸变，如果没有《Summer Palace》，我后面的作品都不会有”。

而在不被允许拍片的五年间，坊间传言，娄烨当时就问官员：“我怎么活呢？”对方说“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娄烨比《鬼子来了》和姜文、其他几位“第六代”的同行们都要幸运，官方制定的“游戏”规则向他开放了一方默契的通行空间——海外市场。

DV片《春风沉醉的夜晚》拍摄现场

这一时段，除了参加几个电影节，娄烨拍了一部 DV 片《春风沉醉的夜晚》（2009）和一部外语片《花》（2011）。

《春风沉醉的夜晚》的主题可用一句话概括， 一座城，许多人，都在感情的路上崎岖前行 。

尽管娄烨把两个男人之间的同志恋情刻画得真实动人，但如同此题材序列中的出色前作——关锦鹏的《蓝宇》（2001）——是地下的，《春风沉醉的夜晚》注定会被屏蔽在国内观众的视域之外。

娄烨本人的一小段阐释，则言简意赅地传达了影片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感情主旨：

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所谓同性恋的血液，只是百分之多少而已。它是会被唤醒的，这是一个身体的自然反应，这也是一个划分的社会和身体自然的社会、小社会和大社会之间的关系，《春风》就是说这个的。

《春风》里的情感依然无处安放

法语片《花》，改编自旅居巴黎的中国女作家刘捷的同名长篇小说。

一个中国女教师，一位法国蓝领，一场浪漫的、夹杂着情欲与占有欲望的中法情事，黯然收场于两人文化差异、乡愁和错位想法的阻隔。

如果说所有的爱情叙事前面都有一个大的定语，《苏州河》是现代都市童话的，《Summer Palace》是时代的，《春风沉醉的夜晚》是性别的，那么，娄烨则为《花》的情感构建注入了文化的维度。

2012 年，《浮城迷事》浮出水面，这是《危情少女》和《紫蝴蝶》之后，娄烨的第三部在院线上映的长片。

看似美满的家庭隐藏着龌龊与不堪，是现实面貌的一部分

剧本最初是由编剧梅峰根据一些帖子改编而成的，基于网络文字打造出来的社会现场感十足，你甚至可以说，它转译了一部分当下的、隐秘的现实面貌。

影片弥漫着强烈的社会新闻的基调，讲的是一个衣食无忧、家庭美满的中产男人出轨的故事，整个叙事过程不断在违背道德和家庭秩序的链条上漂移。

片中，不管是那对中产阶级夫妻乔永照和陆洁，还是“小三”桑琪对乔永照，理想爱情的假象最终都破灭了。

而对于其他角色，金钱、地位、亲情， 每个人追逐的欲望对象看似就在眼前，却又不可控地被更强大的外力无形打散后变得遥不可及 。接地气的《浮城谜事》，几乎是一则隐喻了一部分当代人们所处困境的寓言。

所有的欲望触手可及却用不可达

时间倒拨回 2001 年，娄烨曾在自己的短片《在上海》中说过一句旁白：

你可以相信，因为事情就发生在我镜头里；你也可以不相信，因为摄像机镜头外还发生着别的事。

13 年后，这句话在《推拿》（2014）一片中应验了。在这次从文字到画面的高难度改编中，娄烨前所未有地把盲人按摩师和他们的世界搬上了银幕。

但娄烨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弱势群体，他宁愿把自己放到与拍摄对象等同的位置，“如果他们是弱势群体，那么我们把自己看得有点高了，我们好像也强不到哪儿去”。

“散客也要做”，是娄烨坚持要放在电影海报上的 slogan。《推拿》的小说《引言》中写，“和常客以及拥有贵宾卡的贵宾比较起来，散客大体上要占到三分之一，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能占到一半”。

“散客也要做”

无论是指盲人按摩院的顾客还是影院的观众，“散客”的自由和魅力，都是导演娄烨无比推崇的一种境遇，他也经常喜欢自比“我就是电影的散客”。

尽管票房成绩不佳，《推拿》的口碑和它在各大电影节上的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

也许是因为对电影极其欣赏，以致于同名小说的作者、作家毕飞宇说自己和娄烨的关系，可以概括在四部电影中：

建国以来我最喜欢四部电影，排名不分先后：《霸王别姬》 《秋菊打官司》《Summer Palace》《山河故人》。我和娄烨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直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公共领域和公共发言中一贯低调的娄烨，近来被推到了舞台中央。参照不同代际的著名导演们或“转向”或“隐匿”、或“试探”或“迂回”的表现，娄烨的“在场”不无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