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导演们，都乐意和这位老外掏心掏肺？

说句得罪人的话，“专访”这种东西，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宣传营销环节里，“投入产出比”最低的内容形式了。

用大部分专门跑“娱乐口”记者的话来说，专访实在是“最吃力不讨好”的活儿。

要专访，首先得向片方申请，完了还得请宣传递话，经纪人还得从中协调半天，最后能不能成还不一定。所以， 电影专访第一难，不好约 。

上了专访媒体名单后，就意味着得到了被“翻牌子”的机会。接下来一定得给采访提纲，不列不行，少了也不行，砍掉你一半问题还不能吱声，因为“排着的媒体老师，多着呢”。

好容易见到了采访对象，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也不知道，对方是不乐意跟你说，还是实在没什么想法。如果甩出一个提纲上没有的问题，立即会有三四个助手冲将出来，“不好意思老师，这个不能问”。

而最令人沮丧的是，你辛辛苦苦、磕磕绊绊攒出来的“独家专访”，如果版面编辑不给你配一个一惊一乍、自问自答的标题，可能还真没什么人愿意看。

是的，这就是“专访”在当下的中国电影语境里，几乎必然会遭遇的多重尴尬。

反正情况也不会更糟糕，相信真正喜欢中国电影的人，应该不会介意再推荐一本洋鬼子写的电影专访书籍。而且，只要认真翻了他的书，一定能从字里行间、三言两语中发现一些相当有趣的私货。

说到研究中国电影有名的洋鬼子，著有厚厚一大本《世界电影史》的大卫·伯德维尔算一个，代表作《认识电影》印了一版又一版的路易斯·贾内梯算一个，《杨德昌的电影世界》作者让-米歇尔·付东应该也不算差。

今天要说的这位洋鬼子，没上面几位这么有名，但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白睿文”。而他的英文本名Michael Berry ，一不小心念快了，很容易和《变形金刚》的导演迈克尔·贝搞混。

白睿文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教授，现在的单位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著有《煮海时光》《光影言语》《痛史》《乡关何处》等电影著作，还翻译过王安忆的《长恨歌》和余华的《活着》。

翻看他的代表作《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时，你会特别容易被他的一个本事所折服。那就是无论多么难搞的导演——无论内地、香港还是台湾——似乎都特别容易对他放下戒备，掏心掏肺。

而这些在日常中文语境下根本看不到的专访，正是这本书格外好看的缘由。那么，这些华语片名导们，都跟白睿文抖了哪些“料”呢？

粗略总结下，大概有这么几种：

其一，同行之间，互相diss。

陈凯歌说自己拍《荆轲刺秦王》，主要是想探讨“能不能用肮脏的手段去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他还请张艺谋来演秦始皇，但张提了两点要求（对白用陕西话+以黑色为主色调），但陈凯歌没答应。

之后我们都知道了，张艺谋自己拍了《英雄》——“既然凯歌没拍，我就拍个黑颜色过一下瘾”。虽然两人不和，众人皆知，但这种实打实的diss，吃瓜群众看起来实在是太刺激啦。

就连一向温文的李安，在谈到《十面埋伏》时，也忍不住吐槽了几句：“东西都在那儿，形式既漂亮又完美，但还是觉得很奇怪。”

其二，“我为什么拍电影？”

如果面对的是国内记者，无论大小导演，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会把拍电影和艺术、抱负等大字眼紧紧扯在一起。但在面对白睿文时，这些华语名导们罕见地承认了自己的私心、功利与市侩。

田壮壮说，“拍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虽然自己的炮兵业务在连队里顶呱呱，但自己却爱上了摄影，后来上大学时，摄影系只招二十三岁以下，所以去了导演系。

陈凯歌的说法，也很诚实：“虽然我是电影导演的儿子，但对电影却没什么概念”。“根本就没有”从小就想拍电影这种事儿，自己从小就想做的，反倒是研究《红楼梦》。

而张艺谋的说法，更出人意料，“我真的不是抱着求知的愿望，我完全不是为了学习、为了热爱电影，全都不是。我就是为了改变命运，把它作为一个台阶儿……我不觉得我对电影有特殊的感情，甚至没有想过我要一辈子干电影。只想拿一个文凭，拿一个毕业证，将来出来好找工作”。

而贾樟柯也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刚开始是去太原学美术，因为“学美术在中国是一个出路，我们的画室附近有家电影院，看了《黄土地》之后，我才打算要做电影”。

讲真，这才对嘛，这才是活生生的人。

其三，一些政治上的指涉。

大家心知肚明，有些事、有些人在中国电影人的嘴里，是听不到的。即便当事人说漏了嘴，文章也不可能发出来。

但在白睿文这里，他们是这么说的。谢晋导演提出，为什么说文革是“史无前例”，因为“过去历史上没有过”；而田壮壮则“非常不喜欢伤痕文学”，因为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文革后时代”歌功颂德。

对于80年代末的风波，陈凯歌是在谈《边走边唱》时提到的，“那时候我的心情比较悲凉，跟1*9*8*9年有直接的关系……无疑，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一样，这是肯定的”。果然，张艺谋在面对白睿文时，也承认“《大红灯笼高高挂》实际上是我社会象征性最强的作品，当年……”（此处应有删节）

至于近年声势甚嚣的“占中”话题，关锦鹏早就对白睿文说了，“我不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特别敏感的人，但是我相信身处香港这个环境，1985年，中英草签以后，的确引起很多社会议题”。

其四，一些很有用的八卦。

相比常见的那种干巴巴的专访，还能从白睿文这里找到一些小八卦，虽然无伤大雅，但却有种旁逸斜出的人性和趣味。

比如，田壮壮提到自己的《盗马贼》有一个藏语版，但是版权被法国人买走了；陈凯歌则承认《大阅兵》的同性恋隐喻，“那种事情在军队里很常见”； 张艺谋则透露，当初“刘恒对《秋菊打官司》用巩俐很有意见，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

有意思的是，吴念真和关锦鹏，都提到许鞍华的母亲是日本人。吴念真说“你妈妈是日本人，你到很大了才知道”，原来《客途秋恨》，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白睿文能问出这么多料，跟他的采访技巧有关系。 他从来不咄咄逼人，似乎也没有什么采访提纲，而是“有目的的瞎聊”。

不过，他在前言里，对自己的美国人身份对采访的帮助，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

“我总是对自己被视为外来者的身份非常注意，而且这带有双重含义。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外国人身份有助于我接近电影工作者，较诸那些华人访问者，某些访谈者在面对我时显得更为自在，针对特定议题能够侃侃而谈。但同时又有些访谈者持相反态度，有的甚至在访谈的字里行间插入关于中美关系的长篇言谈。”

推荐大家关注白睿文先生的微博，非常有意思。下面这些从他微博上找到的图片，可以证明：

拥有一对儿女的白睿文，是个晒娃狂魔，还让他们为自己的新书《煮海时光》代言。瞅瞅，他的小公子像不像囧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