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嵌入的主角：报刊基层化中的国民党县级党报

正文

报刊之于中国，本是外来之物。因此它能在基层的普遍出现，其实表明“近代化”已在此广泛延伸。若能对其间的演进动因有所把握，就可略为管窥此中的宏大变局，如何在这个广袤的领土国家渐次展开。而且，本文不局限于都市，以 “县”为考察单元，出于三点原因。第一，在1954年以前，县向来是最低级的正式政区。在行政级别对资源流向至关重要的中国，它的基层属性应当是不言而喻。第二，自清代中期以来，绝大部分的县疆界很稳定，因此适用于跨时段的比较。第三，普通县份为数众多（约1700个），彼此又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就为以数量判别趋势、从比较中提炼脉络提供了可能。

当然，要复现这一过程，既要以社会情境的整体不变为背景，更需以相对全面的资源为线索。在已公开的文献里，对刊期在一旬（10天）以内（下同）的全国报刊较为全面（虽说不见得详尽）的记录，始于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1929年所作《全国报馆调查录》。虽说从时间上看有些遗憾，也只能以此为考察的起点。在此后的20多年里，全面抗战当然是影响最全面也最深远的事件。因此，后续的材料也就分别来自许晚成编《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1936年出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编《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41年印行）和行政院新闻局编《全国报社通讯社杂志社一览》（1947年印行）。这三个年份分别在这场战争的前夕、相持阶段和结束后。

此处的分析基于1928到1936年的报刊分布。1929年版的《全国报馆调查录》记载了1928年底全国1223份日报、二日报、三日报、周报、旬刊，它们分布在25个省级单位的263个城市。按照相同的统计口径，到东北已沦陷的1936年，在其余省区的451个城市，共有报刊2032家。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各个层次有报刊城市的数量以及报刊种数，可见表1。这里的“省级城市”包括了省会和南京、上海、北平、青岛4个院辖市。至于“次中心城市”，在1928年依据的是此前各府和和直隶州的首县，在1936年则是指刚在各省设立的行政督导区公署所在地和已设立的省辖市。它们不仅名单相近，更重要的是都能凭藉级别优势，在比县广阔得多的区域内吸纳和集聚资源。

从表1可见，在此期间，位于普通县份的报刊（以下简称“县报”）的总体成长相当明显。即便东北不幸沦陷，全国有报刊的县数和县报的总数分别增长了129%和77%。由于县报的覆盖范围大多仅限本地，对报刊的空间分布而言，前一项指标的意义自然要大得多，接下来的探讨也以此为侧重。许晚成编《全国报馆调查录》还标注了各份报刊的归属情况，据此可将县报分为民营报刊、国民党党报和由县政府、官办的民众教育馆、教育会和公立学校创办的非党官报（以下简称官报）三类。参照各省、市、县地方志的相关记载，对1928年的报刊也做同样的分类和统计，可得表2。

在此期间，县报的空间分布既有扩张，也有收缩。表3即是在此变化中，这三类报刊的状况。

因为不是每个县只能有一类报刊，表1和表2有三类报刊的县数加总大于有报刊县总数。而且，在这两个年份都有报刊的90个县，它们也各自在进退消长，所以1936年有各类报刊的县数，就不是在1928年的基数上，简单加减表2中的对应数值。

从这两表中不难看到，从1928年到1936年，报刊在县这个层次扩展很明显，国民党党报进多退少，在其中担当了主角。从表4所列情况，还可看到在县级报刊与同期党报增长幅度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正相关。只有河北是例外，它的县报扩展主要是由官报（17家）承担，这个数字在全国也是最多的。原因应是迫于日本压力，国民党党组织从1935年起很难在平津冀公开活动。（刘志鹏，2016）

此处分析以战前江浙两省县情为主要线索。 从表1和表2，还可看到在此期间，官报情况变化不大，而有民营报刊的县数增长幅度远不及同时期的国民党党报。须知早在1897年，民营报刊就已在这个层级出现（江西萍乡的《菁华报》）。为何在起步早近30年，自身成长速度也不低的情况下，它们的基层分布广度会被国民党党报大幅超越？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办报必须有相当的资源支撑，而这两类报刊维系方式大有差异，因此它们的生存对所在环境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从《如皋导报》的情况，应能大致摸到要维持县报需要多少钱。按照如皋县党部在1930年的估算，这份对开一张、每日印刷1000份的报纸，每月要用去760元，其中印刷费412元、生活费228元、稿费120元、杂费50元。（江苏党务半月刊，1930）由于生活费和杂费都是刚性支出，即便印张较小或是印数较少，成本总量也不会等比例地减少。

正如前揭，县报的发行范围大多局限本地，民营报刊又是以报费与广告费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无论是通过市场购买，还是付诸无偿赞助，各县的财力如果不达到一个基本水准，就很难支撑它们的存续。虽说仅据已公开的材料，尚不足找到精确的临界值，但以各县的财政预算收入做参考指标，仍能大致推测。在1936年，江苏（26个）和浙江（12个）有民营报刊的县数分列全国第一、二位，表5所列，就是这些县的名称，括号内的数字是它们预算收入在本省所有普通县份中的排序。

当然，纵使本县财力充裕，也未必会有人办民营报刊，因此这些县的排名不完全连贯。如果考虑到六合（409669人）、宝山（189418人）、句容（315671人）、扬中（184435人）、于潜（65320人）的人口数都远少于本县各县的平均数（江苏600500人、浙江269300人），从这份名单就差不多能看到门槛所在。

泗阳的情况亦可作为旁证。它的预算收入排全省42位，人口（586548人)却并不为少。难怪从民国初年开始，民营报刊屡办屡断。就此而言，朱汉章的解释可谓切中要害，而且适用范围还不止于它，“本县（泗阳）工业无大规模之经营，所有店铺、资本渺少，对于报纸广告，辄多吝而弗登。间有一二，亦不过办报人员，敷衍架事，以补空白。此种原因，实由报纸之本身不甚健全，果其完善，则销数激增，而广告效力亦愈大，登者亦愈众矣。然而经济拮据，欲求完善，又岂易哉。” （朱汉章，1935）江苏和浙江自元明以来就是最富庶的两个省，这里尚且如此，县级的民营报刊在全国能够有多少可生存空间，自然不容高估。另外， 按照和表5的相同口径，江浙两省同时期有党报的县可见表6，对比之下，可以看出某县有无党报，和它预算收入在全省的排名并无多大相关，这种趋势在江苏体现得更加显著。

为何较之民营报刊，党报的存续对县域经济的要求要低很多？虽说除中央这级外，从省到县的党部大多没有直接主导政务，但作为执政党的分支机构，都能无偿获取基本经费。如在1930年，江苏各个普通县份的党部，每月都可领到700元至1200元不等。这些数字本来就不少，但就其来源看，更重要的是为其提供保障的还不止是本县财政。例如在这一年，高淳（全省各县预算收入排名第47，下同）、川沙（第49名）、江浦（第50名）、扬中（第51名）的县党部每月领到的经费里有182元、410元、420元、420元来自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分别占到它们应得数的22.75%、58.57%、60%和60%。（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而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的经费，是来自汇聚各县市上缴的省级财政。在1931年的湖南，更是由财政厅每月向27个县党部直接发放总数4471元补助款（宣传周报，1931）。这样的转移支付，当然表明在通常身处小县、穷县的被补助对象那里，获得资源的范不限于本地。这还是日常经费，如果要办党报，通常还能获得额外的补贴。还是以《如皋导报》为例，在筹备阶段，该县政府和“四局款产处”就承诺县党部，每月除从地方费拨给120元外，还将从它们的办公费里匀出86元赞助，县党部自己每月却只用出100元，仅为日常经费的十六分之一。（江苏党务月刊，1930）实际上，既然党部在县务中形同闲曹，党报办起来后，也大可一套人马两处用，用不着增加薪酬开支。例如同一年创办的《黄岩民报》，报社就设在县党部内。工作人员一律不另支薪，只有管发行的每月津贴4元。此外，还雇用一个老头跑印刷厂送稿取报，每月给10元生活费。（尤伯翔，1994：91）由此看来，在《如皋导报》的开支预算里有每月228元的生活费，就很可能是为多要资助开的虚账，而在民营报刊那里，这笔支出绝不可缺。

当然，这样的维系方式诚然与本地贫富关系不大，但也要以该县有党部为前提。而国民党在“一大”以后，架构就以苏共为范本，只要条件允许，就会尽可能地做到组织社会化乃至网格化。加之又以训练民众自居，广袤的基层地区当然是它的空间扩展对象。这样一来，虽说国民党远不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将组织坚实地延伸到最基层的工厂与村治，还是不难在县段的层级铺开摊子。在很有些侥幸地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后，这样的扩展也就既有名份上的正当，更有武力和政权可作后盾。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报告，在1930年初，全国已建立县、市级的党部或整理委员会、指导委员会634个。（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1930）即便经过 “中原大战”这场内讧，到这年年底，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安徽、山东、河北，都仍有过半的县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的党部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1930）在这些自上而下展开的基层机构那里，首要的属性当然是 “中央”的分支机构，加之国民党向来意识形态杂乱、社会基础薄弱，所在区域对他们而言，也就只是降临的空间而非生成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迅速扩展开来的县党部及其党报，之于各县的区域社会，不仅是普遍的存在，更是被“嵌­入” （embedded）的外来者。但不管这样的组织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徒具其形，以此为脉络，将党报在空间上铺开却不成问题。而且恰恰是在连绵成片的不发达地区，这样的延伸方式能让它在基层不仅广延，而且独据。这一规律在山东就体现得尤为明显。1936年，该省有报刊的普通县份为57个，只有临淄、威海、昌邑、烟台、莒县、鱼台、黄县7个有民营报刊，却有52个有党报，44个只有党报。

既然在产生条件和维系方式上截然不同，民营报刊和党报其实也就谈不上彼此消长。在这两条并行的脉络中，谁能在走势上更加显著，也就取决于各自生长空间的扩展程度。仅就全面抗战爆发前几年的情况来看，变化的趋势其实也有利于民营县报。在此期间，以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各大都市为增长极、不断延展的铁路和公路干线为脉络，诸多地区因被更深卷入近代化的交通和市场体系，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截至1935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数也达到16万公里左右。（申报年鉴， 1936：1016）而在1937年上半年，正太、平绥、陇海、粤汉、平汉、京（南京）沪、沪杭甬、津浦等9条已建成的干线已在130个左右的县设有车站。（铁道半月刊，1937）再如在此时的浙江，浙赣线已全线通车，省内公路网也基本完成，除在海岛上的玉环和定海，全省各县仅有孝丰、泰顺、景宁、仙居未通公路。加上原有的钱塘江水系，已初步形成线路相互交错的互联式的网络。（丁贤勇，2010）在这样的格局中，不仅各县普遍受益，更加速了原本偏远地区的发展。如据《浙江财政月刊》第5卷第10—12期合刊和第9卷第9—10期合刊这两册各县财务情况专号所载数据，在没有发生明显通货膨胀和税制变更的情况下，从1931到1935年，各县的平均收入从67504元增长到120802元，新昌（3.19倍）、江山（2.82倍）、义乌（2.49倍）、等县的增长幅度还远快于此。（浙江财政月刊，1932，1936）不难想见，如果基本安定能长期维持下去，至少在东部地区，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县能支撑民营报刊生存。实际上，到1936年全国有至少23个县，党报虽说最早出现却未能独占。

然而，全面抗战随即猝然爆发。在被战火波及的区域，报业的生态环境发生了两项重大变化。受此影响，不仅党报在基层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从中受益的也不止国民党本身。首先是在战区各省，膏腴之地大多遭劫。以县城是否被侵占为标准，到了相持阶段中的1941年，河北、江苏、山东几乎全部沦陷，在浙江1935年预算收入列全省前30位的县里，也只有7个保留下来（黄岩、兰溪、龙游、乐清、淳安、义乌、永康）。在这样的局面下，不附逆民营报刊的可生存空间自然远不如战前。依据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1941年编《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参照李骏著《浙江百年县报史》补入义乌县《大成日报》，此时浙江共有29家县报，它们分布在23个县。（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1941：9—1；李骏，2012：69）其中只有5份既非党报，也非官报。在缙云（1935年预算收入排全省第41）那份叫《佛教公报》，虽说事迹难以查考，但从名称上看实在不大像商业报刊，其余4份都在黄岩和龙游。整个战区八省（安徽、广东、江西、浙江、湖南、湖北、福建、河南）国统区内，有民营报刊的县只剩下25个，仅及战前（51个）一半左右。

但如表7所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区各省有报县数，反而从1936年的150个 增加到1941年的157个。主要原因自然是只有党报的县从76个增长到105个。诚如前揭，国民党党报对本地市场原本就没有多大依赖。而党部要在财政保障之外，再争取来些资源也并非难事。例如在浙江宁海，就是经县党部书记长出面，从县建设经费里争取到10万元为《宁海民报》设置印刷所。（胡慕青，1993：201）此事发生在1940年下半年，根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记载的通货膨胀情况，这笔钱的购买力约等于战前的5000元。（郭廷以，2015：468）再如仙居县党部也曾约请该县唯一的印刷所——私营仙居印刷厂为《仙居新报》提供廉价印务，给出的条件是承诺帮它减免税款。（应华，1988：133）又据《中央党务公报》公布数据，由于在战时大量征求党员，到1942年6月，已有5个省的党员数量是1930年的5倍以上，其中战区就占去4个（浙江147724人、湖南160368人、福建119000人、安徽141676人）。（中央党务公报，1943）既然组织规模大增，仍然是兼职不兼薪，可以用来办报的人手也就更加充裕。既然财力和人力都有基本保证，在战区各省的国统区，党报就能守住基本盘的同时，还向贫瘠地区做相当推进。

例如在浙江，有11个县1936年无报而1941年有报，它们是天台、寿昌、景宁、松阳、乐清、云和、仙居、宣平、浦江、玉环、缙云。除乐清（第23名）和天台（第33名），其余9县在战前的预算收入排名都在40名以后。这11个县共有13家报刊，除了情况不明的缙云《佛教公报》，全是党报或者官报，其中党报就有9家，而且都是本县唯一的报刊。而在此时全省23个有报县里，包括县城北侵占的诸暨、余杭，有13个只有党报。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原有的经济成长被战争打破，以组织网络为依托的国民党党报，才能在县报中占有更加明显的优势。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机理，即便大片国土沦陷，报刊基层化的进程在战区各省仍然未被完全打断，在它们那里，有报刊的县总数甚至还多于开战以前。在同时期的大后方，县报的成长仍然延续着战前的路径。伴随着只有党报的县从1936年的15个增长到1941年的29个，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十省有报刊的县数也从33个增加到47个。

当然，如果仅是面上展开，这些党报之于所在的地方也未见得有多大意义。

然而，战争带来的另一项大变，却使得从这样的基层布局中受益的不止国民党本身，那就是大报发行网络的弱化。在抗战前夕，以大都市为基地的大报，大多依托近代化交通路径，建立了相当宽广的发行网络。据尤伯翔的回忆，至晚到1920年前后，据上海约400公里的黄岩已被申、新两报纳入销售范围。当时是每天从海船运到海门，再由小轮船转运到黄岩。由于海运运费低廉，在当地售价也就在每月一元左右。（尤伯翔，1994：90）而据黄萍荪的解释，《杭州民国日报》所以在1934年改《东南日报》，原因之一就是已行销闽、苏、赣、皖各省与浙赣交界各县。（黄萍荪，1935）既然有大报可读，当地报纸是党报也好，是民营报刊也罢，在本县公众那里也就谈不上首选。这也许就是相当富庶的宝山、嘉定、青浦，居然在1936年没有民营报刊的原因。实际上，在当时的沪杭线上，由于沪报和杭报是瞬息可至，就算在嘉兴、湖州这样的中等城市，办报都并非易事。（黄萍荪，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