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关于秦汉史的影视节目热播，总有“秦（汉）朝和罗马比哪个更强”的网络争论出现。作为中国网民，关心秦汉不奇怪，但被拿出来做对比的总是罗马，而不是波斯，说明欧洲在近代以来的霸权深入人心，导致罗马帝国这个欧洲文明前身成了非常有分量的“对手”。在很多人看来，秦（汉）和罗马的对比，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对比。
文 | 马平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ID:guanc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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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对称性
当然，即便我们的视角只局限于欧亚大陆，秦汉及罗马所衍生的文明也远不是历史的全部。至少印度、中西亚（包括埃及）算得上和中国、欧洲并列的文明区域，这两块区域简单地归入西方或东方的范畴都不合适。但从另一方面说，欧洲和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两侧，在文明发展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对称性”，值得做一番比较。
所谓“对称性”，首先反映在气候上。
中国和欧洲各处于大陆一端，背靠大陆，面对大洋，降水量和温度都比较适合农业文明发展。
与之相比，中西亚三面环陆，过于干旱；印度三面环海且深入热带，降水量波动大，热带疾病较多，金属工具锈蚀快（恒河流域被铁器充分开发后有好转），都对农业文明有一定阻碍。从发达农业文明发育的角度来说，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相似性，要大于和其他两个文明圈之间的相似性，是欧亚大陆最“典型”的农业文明区。
另一种对称性反映于文明的相对位置。
早期文明的萌发依赖于原始社会晚期人类之间的交流，考虑到当时人类航海能力较差，这种交流以陆地为主。
作为欧亚非大陆人口和信息流动的十字路口，最早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出现在中西亚地区，而东端的中国、西端的欧洲（主体部分），出现农业文明社会都要比中西亚文明晚，属于第二代次生文明，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中亚第一代文明的影响，从而在文明发展节奏上体现出某种同步性。
具体而言，青铜工具很难支撑起一个农业大帝国。因为青铜器昂贵而稀少（铜矿和其他配料很难搜集），不足以装备所有农民和工匠，所以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技术上，农民和工匠都必须依附于少数掌握青铜工具（武器）的贵族，更无力开垦广阔的原野。青铜城邦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文明模式。
只有铁器普及后，农民才能利用分布广泛的铁矿，开垦广阔的原野，同时成为可靠的兵源。东亚和欧洲的冶铁技术都来自西亚（赫梯帝国），都在公元前的1000年内普及了铁器（民用），所以秦朝的扩张和罗马的崛起相对同步，从秦朝统一天下到罗马控制地中海世界，前后只差了两个世纪。
公元元年前后，亚欧大陆的两端都被统一大帝国统治。考虑到亚欧大陆此时没有任何直接交往，这种同步性相当惊人，足以让西方历史分期中的“古典时代”概念推广到大半个大陆。从这个角度来说，秦-汉和罗马帝国的确是同一“量级”和“年龄段”的选手，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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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与罗马
从统一的过程和早期帝国模式来看，秦和罗马也有很强的相似性。
首先，两个帝国都起源于偏远地区的中等国家。
罗马地处亚平宁半岛西岸，虽然属于地中海文化圈，和地中海东部繁荣的古国之间相对隔绝，属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也不发展海洋贸易，最初几乎没有远方强权想来掠夺它，希腊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完全无视了罗马的存在（距罗马崛起还有200年）。
而秦朝虽然也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但地处西部边陲，和蛮族杂处，被中原诸国视为半文明化的次等国家。孔子著《春秋》，提到“郑”251次，“晋”311次，“楚”163次，“秦”只有41次，可见秦国地位之低。
其次，两个国家都是典型的军国主义
国家。
在扩张阶段，秦和罗马的国家机器几乎就是军队的附属，全体男性国民都是亦兵亦农，耕战结合，提升社会地位的最好方式就是获取战功。
第三，两国都建立了严格的法律体系，以奖惩而不是道德驱动国民为战争服务。
秦朝被后世称为“法家”典范，秦律令被汉朝以及整个中国文明继承，而罗马法典影响了整个欧洲，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大遗产之一。
第四，两国在征服阶段都采取了明显的殖民统治手段。
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化为行省，派出自己的总督管理；秦朝占领关东六国，设置郡县，理论上官吏可以从全国选拔，有军功授官，吏员提升等模式。
但实际上，由于秦朝立国时间短，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派往各地的官吏实际上是旧秦国军政体系的延伸，秦国军政官员明显凌驾于关东各国的人民和旧贵族之上。当关东群雄造反，秦国无力镇压的时候，秦皇（子婴）也采取了辞去帝位，重新做秦王的政治表态，以放弃殖民成果的方式来换取政治谅解。
客观地说，落实后面几项制度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无非是弱化本国农民对旧贵族的人身依附性，直接向国家纳税，服兵役，把全部人力动员起来征服其他贵族国家。
但是，之前的文明国家大多形成于青铜时代，往往不适应铁器时代的新形势，贵族阶层不愿放松人身依附制，不敢直接动员农民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所以必须经过“变法”才能形成新的国家机器。
秦国和罗马都地处本文明圈的边陲，青铜时代的文明遗产较少，所以最先转型成功，打造了前所未有的军国主义机器，组建新型帝国。
可以说，由秦和罗马（或其他边缘文明国家）完成本文明圈的首次统一，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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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而不“韧”
然而，新型帝国扫荡了旧贵族阶层，充分动员农民阶层经济-军事潜力的统治方式也不是什么秘密，帝国的统治者既不能垄断建立新权力中心的流程，也无法避免其他国家仿效自己，甚至无法有效压制各级军政官员的野心。一旦帝国遇到危机，统治者的权力很难像青铜时代贵族那样绵延几百上千年。
之所以帝国内斗不断，是因为最初的大型帝国只搭建了古典时代的“硬件”，如统治体系、法律结构、基于农民士兵的军队等等。统治者希望平民服从官吏，士兵服从将军，而官吏和将军服从皇帝，形成严密的统治体系。
但在这个体系中，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不需要自己的思考，不鼓励主动性，恰恰说明任何一级官吏（军官）都可以带着自己的下属造反。
从皇帝到平民的权力链条越结实，任何一个中间环节拖着身后的全部链条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仅靠奖惩维系统治的军事帝国貌似很“硬”，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属性——“脆”。
当然，在帝国体系还能正常运行的时候，当国土还在不断扩张的时候，大多数野心家会懂得隐藏自己的想法，但一旦帝国遇到外部或内部危机，或是最高统治权的传递出现争议，官员和将军的私心就体现出来了。
比如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和赵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可以操纵的继承人。而在陈胜吴广造反之后，秦国派往边疆的远征军团往往坐视秦朝崩溃——比起挽救帝国，赵佗这样的将军对自立为王（如南越）更感兴趣。秦朝因此快速覆灭。
罗马也一样，实际上罗马帝国在变成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之前，从未建立稳定的帝位传承体系，每个皇帝去世都是一次政权危机，甚至不等皇帝去世，就会发生兵变。
除非皇帝在位时将自己的继承人培养成实力强大的新军阀，否则很难保证继承人通过内战的考验。许多时候，近卫军可以选择皇帝甚至拍卖皇位，当然近卫军选定的皇帝也会立刻面对外省将军的挑战。罗马帝国经常会同时存在三四位皇帝，然后在下一代的内战中重新归于一体。
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封奥古斯都开始，到307年君士坦丁即位，334年间有近百名将军成为罗马皇帝，正式统治过国家的70多位，其中近50名皇帝不是死于内战，就是死于刺杀。
从从公元235年至284年，罗马有26个皇帝，其中只有1个正常死亡。可以说罗马皇帝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之一，死亡率比角斗士都不差什么。当然，考虑到秦朝三个皇帝有两个被人干掉，还死了一个准皇帝扶苏，东方帝国的统治者也同样是高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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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粘”住的帝国
第一代帝国只有“硬件”，统治者和臣民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所以很“脆”。但秦朝二世亡国，罗马帝国却“脆”而不弱，虽然每隔几年就要折腾一番，但在300多年间，罗马帝国的疆域和法统都一直维持下来，直到君士坦丁将帝国重心迁到东部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这期间即便只考虑屋大维开创的朱里亚·克劳狄帝系，也维持了95年，2世纪繁荣期的安敦尼帝系则维持了96年，明显长于秦朝的14年。就算把秦始皇做秦王的17年时间都加进来，也无法和罗马帝国的几个稳定帝系相比。
为何西方的第一代帝国更长久呢？在我看来，地中海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
地中海是一个陆间海，东西长4000公里，南北约1000公里，罗马帝国起源于中部偏西的亚平宁半岛，征服的土地基本上围绕着地中海绕了一圈。地中海没有明显的潮汐，也没有危险的热带飓风，向任何一个方向航行几百公里就会碰到陆地，即便没有指南针和蒸汽机，航海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意味着罗马帝国内部存在一条通畅的“高速公路”，罗马军团坐船航行几十天，就能横穿大半个帝国，消耗的粮食和物资还比陆路行军少得多。
再加上黑海、多瑙河、尼罗河等通海水道，罗马军团和运输队一般只需要陆地行军几百公里，就能覆盖帝国大多数地区。从交通角度说，罗马帝国的尺度只有秦帝国的几分之一。
交通方便，地理障碍少，统治者对下属的控制就强。
赵佗如果不是被遥远的距离隔在广东，在秦末大乱中未必不会慑于制度而履行勤王职责。从另一方面说，任何罗马帝国“体制外”的武力都会被海军支持的罗马军团迅速消灭，就算割据一方也被大海阻隔，很难扩散到帝国其他区域。
罗马帝国遇到的两次最大叛乱——斯巴达克斯起义和巴高达起义，就因为没有海军而只能局限于帝国一角。
所以，虽然内战频繁，但夺取皇位的总是罗马军团的统帅，而不是民间领袖或是外族酋长，新皇帝依然会继承罗马帝国的法统和国家机器，因此罗马将军们斗而不破，在几百年的时间内维持了罗马法统，当然也能通过海运供应罗马城——在公元1-2世纪可能达到百万人的规模。
秦始皇对水路运输的认识并不逊于任何罗马皇帝。统一战争中最关键的长平之战，秦国就充分利用了北中国的水路，借助渭河、黄河、汾河搭建后勤供应线，供应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军队。
后来司马错伐楚再次动用内河舰队，从四川出发迂回楚国。赵佗平岭南，专门修了灵渠以保障后勤。
但无论如何，间断的内河水运无法和通畅的地中海相比，就算加上秦帝国努力修建的“驰道”也不行。所以，陈胜吴广起兵之初虽然很弱小，却没有军队来迅速镇压。等到叛乱四起，秦国将军们各怀私心，逐步向军阀转变，当然也不愿全力勤王。缺乏海路的秦帝国因此亡于刘邦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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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帝国
后继的汉王朝从秦末战争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一方面“汉承秦制”，另一方面从开国之初就在政权中引入儒生。到了汉武帝，国力强盛时提出“独尊儒术”，开创了此后2000年的儒家政治传统。
所谓儒家，思想和行动的核心是“礼”。
孔子尊奉的周朝教育体制要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 “礼”排在第一位。刘邦建国，请来大儒叔孙通做顾问，叔孙通的第一件政务就是为新兴的汉朝廷确定礼仪，让追随刘邦建国的那些军功贵族按照礼仪参拜皇帝。
到了唐宋以后，儒家官僚体系往往以六部作为中央官僚机构的核心，其中“礼部”按例排在第一，负责教育、选拔新的儒家官僚。
为何作为“形式”的礼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呢？因为道德本身是无法操作的，必须体现为具体的操作流程才能落实。
儒家利用祖先崇拜，从宗族开始提倡秩序和服从，进而确立一国之内的长幼尊卑，就是通过礼制来实现的。
这一制度并不像法家那样推崇效率和奖惩，对违规行为也缺乏明确的约束，但在制度上确立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道德地位，要求全国的官僚、地主和农民都尊奉这个最高权威，而不仅仅因为畏惧刑罚而服从自己的上级。
作为回报，各级统治者也会因此获得下属的尊敬和服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当然，儒家并不能单独支撑一个大国。因为从包含亲情和血缘关系的宗族，到幅员几千里的大国，管理方式天差地别。
先秦的儒生之所以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和中央政府，只有上百个以军事宗族为核心的小诸侯国，而且统治机器仅限于城邦内的“国人”，并不覆盖大多数野人（农夫），所以能用共同的祖先崇拜弥合矛盾，用相对弹性的管理方式组织国家。等到铁器时代消灭了青铜贵族的血缘网，儒家传统的生存环境已经消逝了。
所以，
儒家和法家思想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支撑新的帝国。
法家建立一套严密的官僚体系，搜集资源，组织军队，惩罚违规者，震慑敌人；儒家宣传普世的道德，用礼仪制造行为惯性，让叛乱和分裂者承担道德压力，让底层的官僚和地主也因为自身利益支持最高统治者。
这样，儒家不善管理大型机构的问题被法家解决；法家政权因为太“硬”而“脆”的问题，被儒家的弹性和普世道德所弥补，即便某一层级的官僚企图反叛，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下级也不会无条件地跟随。汉宣帝对此有精准的评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即儒法并用才是管理大帝国的精髓。
纵观公元前后的中国，秦帝国代表铁器时代的新兴制度，消灭了青铜贵族制度的残余，但纯用法家，矫枉过正，又不像罗马那样有内海便利交通来维护大帝国，反而因为滥用民力（相当一部分用于修建交通设施）而迅速灭亡。
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汉朝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法家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在青铜贵族时代的遗骸上翻出了儒家思想，补齐了统一大帝国所需的“软件”，为之后2000年的中国确立了儒法国家的典范，为中国的大一统惯性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制度案例。
即便是汉族政权被赶到南方乃至消灭，少数民族军阀和汉族地主结合的北方帝国也会重新打造儒法国家，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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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和基督教
在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因为内海而存活下来，没有像秦朝那样迅速覆亡。但到了三世纪以后，缺乏统一意识形态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核心问题。
底层民众和地方精英对罗马政权的专横不满，而每个在体制内执掌军权的罗马权贵都有做皇帝的心思。就算是已经获取最高权力的罗马皇帝，也不想接受一个皇帝非正常死亡率过半的体制。从上到下，整个帝国都知道要有所改变。
君士坦丁代表帝国做出两个重大决定——迁都、接受基督教。
几百年来，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一直是超然于所有城市的超级城市，即便偶尔不是皇帝的居住地，也是文化中心和元老院驻地，以近百万人口傲视全地中海，是当之无愧的帝国核心。现在君士坦丁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建立新都，还带上了元老院，等于把帝国的重心东迁。
如果仅看地中海的形状，貌似东迁意味着从地中海的中部偏西搬到了东北部边缘。但必须注意到，当时的大西洋航运可以忽略，地中海西部也没有可以深入陆地的河口。而东部不仅有黑海这个次级内海，还能通过多瑙河、顿河、第聂伯河、尼罗河和富庶的大河流域联系，从水运的角度来说，东地中海比西地中海更“海洋化”，更便于水运交流。
此外，君士坦丁堡处于海峡和准地峡的交叉点，是海路和陆路的四路交叉口，从任何一个方向上受到压力，都可以指望从其他三个方向获得支援，的确是一个地中海帝国最好的建都地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中海的交通便利，维持帝国的存在。
但罗马和罗马皇帝的危机不能仅仅靠交通来解除。
东方帝国靠儒家思想解决了国家机构太“脆”的问题，西方的帝国也需要统一意识形态，在法律之外给整个统治集团提供一个结合在一起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