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阀花光积蓄，请人把自己的2万多部下杀光，从此留下1个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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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实行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文武百官的生杀大权，王侯将相的祸福安危，全部操之于皇帝一人之手。碰上个贤明之君还好说，万一碰上个昏暴之君，一言不合，眨眼之间让你脑袋搬家。所以才有“伴君如伴虎”之说流传千年。在这种极端而残暴的皇权至上体系之下，逐渐催生出一个“毒瘤”。

这个“毒瘤”的学名就叫军阀。表面上看来，军阀与普通武将没什么大的区别，都是手握兵权，都是冲锋陷阵的武人，实则却有本质不同。举个例子来说，明朝末年，崇祯在位期间，蓟辽督师袁崇焕一手掌握明朝关外十余万大军，忠心耿耿立下大功，崇祯一道圣旨就让他死无全尸。而明朝大将左良玉多次违抗圣旨，临阵脱逃，崇祯却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原因很简单，就因为袁崇焕不是军阀，冤死也不会造反，而左良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逼急了他要么投敌，要么造反。因此军阀与普通武将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对皇帝的忠诚度。普通武将心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皇帝，而军阀心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他自己的安危与富贵。

所以，军阀之所以会出现并绵延千百年而不绝，完全是皇帝们逼出来的恶果。军阀们的生存哲学很简单，只要手中有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有了与皇帝讨价还价的资本，皇帝就轻易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所以历代军阀，无不以此作为信条，苦心经营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以之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不过，军阀玩弄这套护身符的把戏，也有失手的时候。唐末五代期间，就曾发生过一起这样的典型事例，军阀爱如珍宝的私人武装，由护身符变身催命鬼，不得不耗费重金把他们铲除掉。此事还要从安史之乱说起。安史之乱末期，唐朝大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带领下，逐渐扭转战场局面，连战连胜，安史叛军败局已定。

在此背景下，原来安禄山、史思明的部下武将眼看前途无望，开始大批投降唐朝。有一个叫田承嗣的武将，也被迫归降。不过这个田承嗣狡黠诡诈，心机深沉，他生怕唐朝皇帝来个秋后算账，竭力要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当时唐代宗眼看大局已定，为了尽快稳定局面，《旧唐书》记载，他来了个“一切不问”，既往不咎，只要投降就是兄弟。田承嗣对主管北疆的唐朝大将仆固怀恩“重赂之”，结果居然被授予魏博节度使的重任，占据六州之地，隐然已经有了军阀的苗头。

《旧唐书》记载，田承嗣“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千方百计征赋敛财，招兵买马，“数年之间，其众十万”，迅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即使如此田承嗣还觉得不保险，他别出心裁，又从军中选出“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建立一支“牙兵”，也就是他的私人卫队兼嫡系武装。

为了保证这支队伍对自己的绝对忠诚，田承嗣对他们“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待遇最高，赏赐最多，且百般姑息纵容，听任其肆行不法而不加禁止。这支“牙兵”最终让田承嗣富贵善终，终其一生皇帝也没敢动他。然而世事难料，田承嗣死后，这支“牙兵”却逐渐失控。

《旧唐书》记载，“牙兵”内部的武将们骄横跋扈，互相拉帮结派，“父子相袭，亲党胶固”，铁板一块，竟然成了一支独立的武装，既不听命于朝廷也不听命于任何军阀，恰恰相反，他们还任意“变易主帅，有同儿戏”，谁来当魏博节度使，谁说了都不算，他们自己说了算。节度使反而成了他们的傀儡，被他们任意玩弄于股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