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有3000万名卡车司机为物流业保驾护航。在互联网时代，基于团结互助、维护权益等需求，他们形成了各类网络自组织。本文以“团结”理论为框架，对卡协青年司机微信群组织实践进行研究。卡车司机组织化经历了从“脱嵌”到数字化“再嵌”，通过情感共同体的网络动员，形成维权的“事件团结”，并尝试建构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的新型团结经济。媒介赋权有利于其扩展社会资本，促进社会整合与资源再分配。而卡协网络组织的制度“结晶”，为自雇型劳动者群体迈向职业群体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一种协同治理的借鉴范式。
关键词:卡车司机;组织实践;虚拟团结;实用团结;团结经济
随着物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重要，道路货运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成为吸纳农村人口就业的“主阵地”之一。根据道路交通运输协会2015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公路运输业现有1500万辆货运卡车和3000万名卡车司机，这个庞大的群体完成了全社会76%的货运量[1]。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信息生产方式带来社会资源的新配置，重塑劳动力的生产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产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流通，打破了传统的农民进厂打工等被雇模式，依靠网络信息获得生存资源的自雇形式日益盛行。
如今，卡车司机作为道路货运业的劳动主体，生产体制形态更多元，依靠互联网信息平台的自雇形式越来越普遍。2019年8月，全国总工会“关爱货车司机”新闻发布会信息显示，全国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个体经营业户占91.5%，其中农民工占76.8%，司机以男性中青年为主，学历多在高中以下，年龄集中在26~45岁之间[2]。和传统国企工人、私企工人的被雇模式不同，卡车司机自雇型劳动模式中的个体劳动者以分散流动作业为主，常游离于体制和社会组织的服务之外，缺乏机构保障和组织庇护。《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1》显示，71.2%的卡车司机开自己的车，是自雇型劳动者。在自我社会地位的认知测量上，71.2%的卡车司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3]。他们大多举债购车，具有一定的债务压力，他们有关信息沟通、团结互助、维护权益的需求，催发了各种网络自组织的形成。
如今，国内规模较大、有名气的组织包括“卡友地带”“卡车之家”“中国卡车协会”“中国龙”“西北狼”等。这些组织多是在司机自发组织的基础上，联合跨地域的流动劳动者，在实践中形成各种制度规范，成员从几千人到数十万人不等。在组织运作上，除了不定期的线下聚会，卡车司机自组织主要依靠微信群来运作，即时便捷，互动性更强，拓宽了司机群体意见表达的空间。卡协微信群组织的管理者和成员以85后青年为主，他们具备互联网环境的成长经历，有较好的网络使用能力和媒介素养。网络技术的赋权，有助于卡车司机超越个体，在原子化的“自雇”市场中，团结起来形成有认同感有召唤力的行动同盟，为追讨欠款、抗衡资本垄断等利益诉求表达带来新渠道和新手段，也引发其新媒体组织团结实践等问题的新思考。
中国的卡车司机以农民为主。关于农民网络组织实践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从网络媒介组织化和利益同盟行动等方面展开。
一是从网络时代媒介组织化的角度。朱文哲基于京津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发现身份区隔及伴生的社会权利贫困成为人际交往的藩篱，社交媒体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牛耀红采用公共传播分析框架，发现乡村微信群的线上交往、话语交流、公共行动将多元主体融入到了一个“共同场域”。村民由“原子化”状态转变为媒介“共在”、通过舆论形成“共识”。媒介化合作网络作为公共性的承载者，离散化村民通过网络公共参与形成非制度化的协调性自治规范，以及具有认同整合功能的社会秩序[5]。庄曦、王旭从滴滴司机微信群的信息关系结构入手，考察了社区支持信息传播的整体网络特征、社区成员虚拟社区感的程度，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察了群内关系对于支持信息流动及达成的影响等问题[6]。
二是基于网络组织利益同盟和行动分析的视角。汪建华提出借助互联网等信息媒介，农民工分享彼此的经验，在相互分享、学习和激励中，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和团结文化[7]。李艳红、杨梵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群体成员拥有的自媒体以及与大众媒体之间形成的常规互动网络，是实现媒介应用和传播赋权的关键[8]。邱林川认为，信息产业崛起不仅导致新的劳动群体出现，还带来更为复杂的跨阶层合作关系。信息化了的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有可能成为21世纪城市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关键转折点[9]。赵月枝、吴畅畅思考新媒体或技术革命为工人形成自主传播体系提供契机的问题，提出要考虑互联网技术所嵌入的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窠臼，分析重组的工人组织行动能力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10]。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象多为企业雇佣式农民工，而对于互联网时代以卡车司机为代表的自雇型劳动者，其网络组织团结实践等问题研究较少。本文以“新型自雇劳动者”来描述以卡车司机为代表的相关群体，研究对象是参与卡协微信群组织的青年卡车司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青年卡车司机较熟练地采用移动互联网手段获取雇佣信息，自我认同、组织归属意识较强，愿意表达利益诉求，并成为网络组织实践的引领者、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
卡车协会(后文简称“卡协”)成立于2017年，是在民政局、工商局注册备案的民间社会组织，有法人代表，总部设在河南。协会现有会员3万多人，遍布中国大多省、区、直辖市，有上百个分会微信群。协会设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其下属部门有管委会、监查部、人事部、财务部、办公室、宣传部、追讨部、违章处理办公室、重大信息快速处理平台、法律援助中心、各种信息交流部等。协会的网上介绍是:“以互帮互助为宗旨，学雷锋精神，爱心传递正能量，有险我必救，有难我必帮!抵制不当竟争与不合理服务收费，提供的全程服务包括跟踪、调查、协调和追讨等，共同参与打造一个强大的公益团体。”
本文以卡车协会下属河南Y分会组织微信群为主要研究对象，该分会微信群现有768人(截至写稿时)，人员不断增加中。选择此分会的具体原因是:Y是河南中部一个县级市，常住人口112万人，是重要的货运枢纽地。该分会被评为卡协优秀分会，分会长多次被评为优秀会员。Y卡协分会微信一群成员500人，本地籍贯卡友426人，占85.2%，男性卡友479人，占95.8%，女性成员以卡嫂为主。
虽然中国卡车司机的年龄集中在26~45岁之间，但是相比较70后的中年司机，85后青年卡车司机的互联网使用更频繁，尤其是微信群的参与度更高。本文研究的卡协微信群成员以青年为主，平均年龄是34.6岁，管理团队多是85后青年。该微信群的重要特点是:成员发言活跃，日均发信1200条左右，有分会长、宣传部、秘书部等参与管理人员12人;该群组织成立早、互动性强、动员能力强，通过微信群号召行动向“老赖”追债维权成功率较高。
本文对卡协青年司机微信群组织实践的研究，以“团结”相关理论为基础框架。“团结”是社科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早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就系统地讨论过“团结”问题，并提出“团结是政治的友爱”[11]。我们爬梳相关文献发现，“团结”主要有三个研究脉络:一是注重社会团结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基础;二是理性选择理论传统，强调团结背后有精致的理性计算和权衡利益或效用动机;三是从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秩序的角度分析团结。
一是社会团结的思路，注重团结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基础，以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和柯林斯的“仪式团结”理论为代表。涂尔干在1893年出版的《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把社会团结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型。机械团结的根本特征，是社会成员信仰、情感、意愿的高度同质性，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有机团结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能够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12]。柯林斯(Collins)将涂尔干的团结概念与戈夫曼的互动仪式结合起来，提出“仪式性团结”的概念[13]。他认为组织团结的构成要素包括:个体成员的共同在场、共同的关注焦点和相互意识、共同的情绪。该理论重申了集体情感、公共性的价值等因素对于促进社会团结的意义。
二是理性选择的理论思路，从功能整合出发来解释组织团结，以海希特和科尔曼的观点为代表。海希特(Hechter)在《组织团结原理》书中说，群体团结理论力图解释理性，以及资源占用最大化的行动者是如何创造并维持群体的规范结构的。他将团结定义为群体成员在没有特别的补偿情况下，主动去遵从群体规范的程度。科尔曼认为，组织团结是通过资源选择和博弈的方法来达成的，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化的交换模型。每个行动者在每一种资源上都有某种利益水平，同时对每一种资源都可以实施某种控制[14]。海希特和科尔曼的理论假设，把组织中的行动者单纯看作理性个体，而回避了价值领域以及情感领域的讨论。
三是从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秩序的角度，以科塞和帕森斯的观点为代表。科塞专门探讨了社会冲突和内部团结的关系，认为适度容忍冲突存在的弹性结构将能够把团结维持得更长久，而不允许任何冲突出现的刚性结构其内部团结最终会崩溃。他将弹性结构的社会体系的内部团结看作现代型团结的范式[15]。帕森斯(Parsons)说，社会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秩序问题”，既包括系统的秩序，也包括环境的秩序。对现代社会组织的考察，实际上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系统的考察，一个组织的文化、意识形态、行为及其塑造的成员人格属性，不能简单归于组织内部的制度配置与结构，而应该将系统嵌入到更大的社会环境中[16]。
除了以上三种研究脉络，近年来，围绕“团结”概念，“团结经济”成为学界提出的一个新型概念。伊桑·米勒(Ethan Miller)系统阐述了团结经济的概念。工人等草根组织民间实行的经济行动，常常很隐蔽或边缘化，共享一套价值理念，放弃中心化管理结构，建立相互合作的多元文化与社区，促进相互支持与团结关系。团结的理念确定了一种特定的关系模式，而团结经济极力把团结的理念引入经济活动中[17]。从组织团结到团结经济，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技术赋权为理论拓展了实践维度，也带来了新型社会组织团结形态的思考。
结合以上团结理论的爬梳，本文在社会系统的组织变迁背景下，从情感共同体的仪式化社会团结、理性选择，以及团结经济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卡车协会的青年司机网络组织，是关涉情感、理性和经济的社会组织团结实践。“团结起来”“团结一致”是卡车协会Y市微信群管理者常用的动员词汇，团结精神也是网络组织动员的核心驱动力。从“脱嵌”到数字化“再嵌”，卡车司机通过网络“再组织化”实践开始探索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的可能性，并试图进一步拓展新型团结经济的行动范式。
围绕“新型自雇劳动者”卡协青年司机微信群的网络组织实践，本研究采取线上网络民族志，结合线下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进行。从2019年1月到2020年4月，我们参加卡车司机线下组织活动，经卡协同意加入Y市微信群，参与其日常管理工作，观察其线上组织运作、维权实际案例，此外，对协会会长、微信群群主及管理人员、卡友等人进行深度访谈。
本文关注以下问题:新媒体技术赋权与卡协网络组织团结的关系是什么?卡协青年司机的“再组织化”在情感归属、理性博弈与社会秩序层面如何建构“团结”，是否有可能借此扩展社会资本，提升社会地位，打通民间和官方的舆论场，获得与主流权力机构对话，与资本力量抗衡协商的可能?卡协青年司机网络组织对其他类似群体的团结实践有什么借鉴意义?
三、卡协青年司机网络组织实践: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
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本身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尽管社会团结是非物质性的，但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团结加强，会使人们之间的吸引力增强、接触的频率增加，结成相互联系的方式和机会增加[18]。美国学者卡罗·格哈姆曾研究卡车司机获得的组织承诺与工作满意度关系，发现司机嵌入的组织承诺水平低，会影响司机的工作态度和注意力，导致车祸事故的增加[19]。、
在社会变迁中，卡车司机经历了不同阶段组织化变迁。卡车协会青年司机网络组织的组建，是一种新的团结空间转型，有利于破解他们原子化、分散化劳动的局面，促进情感共同体的建立，探索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的实践。
1.卡车司机组织化变迁:从“脱嵌”到数字化“再嵌”
在涂尔干看来，团结是能够切入社会变迁过程中考察社会存在之实质和样态的基本范畴，也是用来把握变迁之效果和方向的最重要理论工具。波兰尼在《大转折》一书中提出嵌入性的概念:人类经济通常都隐藏于社会关系中。中国卡协青年司机的网络组织化实践，嵌入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对其研究要放在更广阔的卡车司机组织化的历史变迁、运作机制、现实问题等议题中考察。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卡车司机群体经历了从“他组织”“无组织”到“自组织”，从线下“脱嵌”到数字化“再嵌”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卡车司机组织化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他组织”状态，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个人不允许拥有货运卡车之类的生产资料。卡车司机作为企业正式员工，基本是被体制内的各种正式组织如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所覆盖的。组织庇护保障了卡车司机的权利。第二阶段是市场改革以来的“无组织”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批企业自有车队消散，现代物流业开始兴起，乡村青壮年涌入货运行业，改变了卡车司机职业群体的基本成分，货源减少、供大于求等因素导致恶性竞争，出现了无组织状况。第三阶段是自2014年以来的“再组织”状态。卡车司机抱团取暖、缔造组织的主要动因，是其在劳动过程中遭遇的四大需求:救援、讨债、议价和认同[20]。从“他组织”到“无组织”，然后到“再组织”，社会变迁中的失范与整合，也带来了组织团结形态的变迁。
“脱嵌”，即个体从历史限定的、在支配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撤出，从“他组织”到“无组织”，卡车司机从传统的集体意识和组织方式中“脱嵌”出来。新媒体技术赋权下，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网络，人人参与信息生产，创造新的社会网络空间和实践，原来“信息中下层”的弱势群体在话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领域有可能得到权力和能力的提升[21]。自媒体技术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日益带来农民工生存能力的改善，包括获得职业信息、获得自主能力、获得社会网络，促进真实话语表达[22]。新媒体的赋权功能，推动了网络团结组织的崛起，为卡协微信群组织的形成提供了技术环境基础。
以自雇劳动者为主的卡车司机群体，自发成立卡车协会，通过网络微信群等手段再组织化，是数字时代的主动“再嵌”。“再嵌”也是一个自我认知与协调的过程，技术赋能和生存逻辑同构，人的创造力、想象力、体力等主观能动性找到数字化生存的路径，进行谋生空间的数字化拓展。随着数字化生存路径的拓展，互联网嵌入到日常生活工作中，智能手机被广泛应用。和老一代卡车司机依赖传统组织获得生存资源不同，85后、90后的青年卡车司机主动利用网络技术，在各类货运APP上寻找货源，运用智能手机导航定位、呼叫救援，与朋友互动，并逐渐形成卡协“再组织化”的网络微信群等虚拟组织，拓展新型团结路径。
2.情感共同体中的维权:“事件团结”的媒介行动
社会团结可以看作是社群关系中的道德过程，只有在“关系”的建构与互动中，个人的“道德”角色才成为可能[23]。在新媒体技术大规模应用前，传统的农民工劳动者的维权抗争常用“以死相逼”“裸体讨薪”等“闹大”的“弱者的武器”手段，吸引媒体和外界关注，表达权益诉求，维权成本高。虽然个案突破有效，媒体报道的舆论压力促发公共舆论、公共权力博弈互动，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和介入，促成问题解决，但是具有偶然性、特殊性。互联网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应用为新型自雇劳动者带来了“组织乘数效应”，促进情感共同体的建立。
社科院沈原教授等人的《2019年卡车司机被克扣、拖欠运费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样本中82%的卡车司机曾被克扣、拖欠过运费，他们多是通过APP等互联网平台找到货源的，其中，被克扣拖欠2000~4000元的占26.8%，占比最高，万元以上的也不少，占比达到11.1%[24]。这也是Y市卡协分会微信群青年司机普遍遇到的情况，自雇卡车司机多从网络平台获得货运信息，合同意识弱，缺乏机构庇护，常遇到运费纠纷，利益更易受损。
勒温将认同的建构过程看作是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场”的互动过程。自雇型卡车司机身份的命运共同体认同与讨债的“共识性危机”相互交错，建构了集体认同，强化了抗争共同体意识。一旦抗争者的解释框架得以建构，抗争意识很快便会转化为抗争行为，而微信群一系列有仪式感的讨债程序调动，则为框架提供了载体，形成一种仪式[25]。Y市卡协微信群的讨债互助行动，充分调动了卡友“共识性危机”的情感认同，将集体利益转化为集体行动，通过网络空间的媒介行动和情感动员取得了效果。
Y市卡协微信群的日常发布由互助救援、日常交流、安全提醒等信息构成。而参与性最广、短时动员最快的就是追讨欠债的议题。具体来说，追讨动员机制主要包括激起愤怒、情感认同、集体共识、荣誉激励四部分内容。卡协微信群中，每次发布的“追讨令”会详细介绍“老赖”的恶劣欠债细节，例如“今天推明天，一拖再拖，就这样推了一年多”，激发大家的愤怒。很多卡友的收入托举的都是一个家庭，对欠债之痛感同身受。然后群主会动员大家行动:“卡友们上班了!主打老赖手机号，大家都把他标疑似诈骗电话。”群里管理人员会提醒大家:“文明用语。大家切记咱是维权。别说攻击的字眼。”“老赖”多是不接或关机，卡友们会把自己打电话发短信的截图发到群里，并会接力发送带有“攻击老赖、人人有责”等标语，巩固集体共识。
“团结”在卡友追债话语中使用频率较高。例如:“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一心，抱团取暖”“一人强不是强，再强也是一只羊;团队强才是强，团结起来就是狼”。卡友们的追讨也是有策略的，群主会代表大家和老赖交涉，并安排卡友造势。“不要停，老赖在跟我谈条件。加大力度。”追讨条件谈拢，群主会发布命令:“所有兄弟姐妹们停止攻击!”追讨结束后，群主会发红包，管理人员统计参与人员为卡友积分，定期评奖优秀卡友，从荣誉激励上保障了卡友参与追讨行动的积极性。
从2019年1月到2020年4月，我们重点跟踪Y市卡协微信群的15起追讨案例，发现成功13起，完成最快的历时几个小时，最慢的历时一个多月。卡协青年司机们通过微信群动员，管理者具体指挥调度，进行网络追讨。这15起案例，多是卡友从网络货运平台获得信息，缺乏合同意识，缺乏维权渠道。欠款金额并不高昂，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老赖”欠款多是以货物受损等理由，拖欠一小部分。这类欠债走法律程序，人力时间成本巨大，卡友之前多忍气吞声。如今网络组织集体讨债，让“老赖”受到心理威慑，权衡利弊后，会选择还债。和走法律诉讼渠道相比，组织化的力量让维权成本更低，处理效率更高。
田雄、曹锦清认为，新媒介具有对流动分化的社会成员的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功能，在公共事件中，农民以自身知识、经验等资源有意识地采取多种行动，通过“事件团结”唤起共同情感，再造生活共同体[26]。卡车协会网络组织的社会团结，通过卡友们日常关系的建构与互动来实现，集体对付“老赖”的维权行动，也可以看作是“事件团结”的体现，基于共同的情感体验，建立行动共同体。
但是集体电话、短信攻击是一种极端行为，就如瑞格尔德(Rheingold)所说的，在自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参与网络互动的网民称得上“灵巧的暴民”，自媒体技术为行动提供了一种“灵巧的移动协调机制”[27]。在接受我们的线下深度访谈时，卡协青年管理者提到，现在的追讨方式是“现实中的无奈”，“不触碰法律底线”，他们逐渐把“追讨令”改名为“调解令”，对应组织架构也把“追讨部”改成“调解部”，并邀请民间法律人士作为顾问，从而规避法律越界问题。这也是策略性的移动协调机制。
卡协青年司机通过网络组织团结起来讨债的过程，体现了网络动员过程的三个阶段:一是虚实转化启动阶段，二是网络空间符号化互动阶段，三是虚实转化完成阶段[28]。具体来说，卡协微信群的网络动员也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现实社会中的“老赖”欠债事件诱发卡协组织的网络动员，动员卡友进入网络空间互助维权;二是网络空间符号化互动阶段，卡友们沟通和互动，通过网络宣传语、表情、红包等形式，集体网络虚拟空间追债;三是被动员的卡友结成更紧密的团结关系，回到现实社会，参加实体聚会，壮大卡协组织力量，实现真正的虚实转化，为线上“虚拟团结”到线下“实用团结”创造了可能性。
3.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创建新型团结经济
卡协青年司机依托微信群的“虚拟团结”组织，一方面跨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天南海北的陌生卡友建立日常联系，另一方面“原生性社会关系”也成为构造组织的资源和维持手段[29]。Y市卡协微信群的本市卡友占到八成，多是老乡亲戚等初级属性的社会关系，日常动员组织这些人员维护了凝聚力。此外，卡协还设计了统一的微信头像模板、会员卡、卡友服装、卡协标志牌等。Y市卡协微信群宣传部推出了一系列动员微信，例如每天滚动发布的信息:“微信头像、会员卡是卡协卡友的身份象征，有卡协微信头像，走遍全国所有老赖货主，威力无比。建议大家都用上，对老赖是一种震撼。”由此，虚拟的网络关系通过有仪式感的会员卡实物，为卡友形成更广泛的团结、增强凝聚力提供了可能。“虚拟团结”进一步衍生出“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工人灵活地运用并界定官方提供的各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充分地利用国家法律所赋予的空间。基于自身的利益、关系、议价能力、维权风险、生活压力，工人审慎地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工人的集体行动本身作为市场博弈的一种手段，体现了市场逻辑并确认了其合法性[30]。卡协的日常运作，也充分体现了市场逻辑，其组织理念反映出其作为社会组织和行业组织的二重属性。货运市场涉及购买、维修、保险、物流等一系列链条内容，出于互惠互利，卡协也拓展了“赞助商”和“合作商”，卡友平日消费打折优惠，卡友年会的费用也会获得一定资助。
借鉴米拉·费里的资源动员模式中的理性选择范式，个人只在他们预期到个人收益超过成本时才参与集体行动，卡协的组织模式强调成本-收益的权衡[31]。作为一个综合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双重生活经历的人口群体，农民工的维权行动兼具传统小农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双重特征[32]。值得注意的是，Y市卡协微信群的几名管理者在2020年初自己组建了运输物流公司，出售轮胎、卡车，提供卡车挂靠服务，并拓展当地的物流用车业务。群主说:“以前卡友挂靠的公司常有不合理收费，我们卡友建立的公司，在保险费用等方面更维护卡友的利益。”而这也引发了争议，有卡友认为这是对卡友组织资源的变相利用，群主有私心。也有卡友认为这是好事:“很多卡友都需要购买设备和挂靠运输公司，自己人不会坑自己人，更有保障。”
当卡协青年司机网络组织衍生出“自卖自销”的经济链条时，也引发了“团结经济”新形态探索的思考。伊桑·米勒(Ethan Miller)认为，团结经济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相信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是为人民大众及其生存的环境服务的经济。团结经济是一个经济组织过程，一个积极的、集体想象的过程[33]。团结经济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与利益优先的理念相反，其行动鼓励共同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公正而努力。
卡协网络组织的“团结经济”，是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的自组织探索道路衍生出来的，其诞生的基础是为广大卡友获得更大利益，互惠互利，与压榨利润的挂靠公司、配件销售商进行集体协商和议价。但是卡协的网络组织也遵循一定的市场逻辑，谁给卡协管理费赞助，谁就更有资格成为“优质合作商”。群主自建运输物流公司是否会引发“失范”，破坏团结的基础，这些是否违背了抱团互助、公平获益的初衷，走向另一种理性算计的商业“异化”，需要继续考察，并由此思考其组织生存发展和维护团结的持续动力问题。
团结的理念始于对相互依赖的认识，在权力、包容、排斥、合作和剥削各种力量推动建立的关系中，人们建立体现关爱以及与相关的人相互尊重的关系时，团结的理念就得到了实施[34]。涂尔干认为，如果要确立一种职业道德和法律准则，来代替支离破碎、混乱一团的法人团体的话，就得建立一种更加完善的组织群体，建立公共制度[35]。涂尔干认为救治现代社会危机病症的药方之一，是建立职业群体，完善的组织群体是维护团结理念的重要载体。
成立两年多，卡车协会的网络组织快速发展壮大，各地的分会微信群纷纷建立。经过卡协青年司机的网络实践努力，他们在数字空间中建构团结话语，形成了一系列网络组织维护团结的规范制度，并拓展线下的互助空间与生存机遇，构建团结经济。这也为互联网时代其他类似的“离子化”职业群体，例如瓦匠工、塔吊工等零工群体的网络组织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团结范式。
1.媒介支持系统赋权:“团结诱因”扩展社会资本
涂尔干认为，在职业群体里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36]。如今，新兴媒介构筑起新型劳动者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成为他们城市化、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媒介支持系统”。在这个支持系统中，他们规范自我行为，建构自我身份，还可以培养职业自觉，获取社会资本甚至重构社会网络[37]。以卡协青年司机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者的网络组织，通过会员证、卡协头像、自组织身份授予等方式，让成员获得了身份认同。
借助于媒介支持系统，卡协在资源动员过程中，通过网络发挥沟通功能，传递信息，协助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提供“团结诱因”(solidarity incentive)。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网络是资源的载体，可以帮助行动者从网络关系中获取实现目标的资源[38]。卡协青年司机突破原子化劳动的边界约束，跨越了所谓的“数字鸿沟”，依托自组织微信群的关系网络和团结经济带来的力量，也扩展了他们的社会资本。
卡协微信群的新型自雇劳动者通过网络空间的团结联结，也是社会融入的过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拥护国家政策。卡协的卡友遇难，大家积极捐款。遇到重大新闻事件，如四川凉山火灾、汶川地震纪念，卡协也会组织默哀行动，体现社会责任感。为迎接国庆，卡协总部还举行了“红歌大赛”。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卡协迅速发出《疫情倡议动员书》，Y市卡协会长、微信群群主在大年初二免费为武汉火神山医院送物资，回乡隔离后又投身村庄抗疫行动，工作中受伤住院。其故事被《河南日报》、腾讯新闻报道，他也获得了阿里巴巴正能量颁奖。这些外界媒体的关注和奖励，大大提升了卡协作为民间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荣誉力量也激励着他们用自身行动的力量与社会持续性互动，建构其新的“自我”价值与社会身份认同。
由此可见，“新型自雇劳动者”通过网络微信群的组织行动，不仅可以整合信息服务等各方资源，而且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中，互帮互助，形成情感共同体。在团体凝聚力和身份认同需求的驱动下，他们跨越职业群体的网络边界，通过媒介联结集体行动，向外延展，期望获得外界的关注和认可，打破了现实关系资本和传统生存场域的桎梏。他们突破群体的内卷化，充分挖掘社会网络资本，有利于关系资本的生发和拓展、生存空间和规则的再造，从而在媒介赋权中实现了社会增权，使得资本增殖可能性增加。
2.网络组织结晶化:迈向职业群体的“自治团结”
涂尔干认为，团结是使组织价值在个体身上得以内化、社会化的过程。组织内部的制度安排是团结的保证，组织成员作为行动主体会形成自我指涉和社会关系。组织的社会过程，是通过嵌入在组织中的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来实现的。团结既是指社会群体或组织的聚合状态，也是指社会群体或组织的一种固体化、结晶化的过程[39]。团结这一概念要考察的，是一个社会组织自身结晶化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晶体。
中国3000万卡车司机有各种类型的网络自组织。卡协也和其他组织信息联动，打破内卷化，体现出团结互助的精神。例如Y市卡协微信群会转发其他卡车组织的信息:“西北雄鹰群里发的，司机黄××出车祸人，有认识的通知家人”，“青藏线联卡卡友联盟委员会通知:天河路段3212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等。各类网络组织信息打通，其管理层也互相沟通，学习兄弟组织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制度创新实践，价值共创，利益共享，建立起有力的联结，实现了卡车司机群体更大规则的“自治团结”。
随着数字时代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原子化的“新型自雇劳动者”有组织化互助的需求。《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3》提到物流企业的工人被聚拢在自己公司的组织边界之内，其群体团结被切割成一种“蜂窝状团结”的状态，当务之急是要迈向普遍主义的职业群体团结[40]。积极组建职业社群共同体，其网络组织，就不仅是滕尼斯所说的“生活共同体”，还是一种“生产共同体”，使之成为社会整合、社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民间基础[41]。而卡车司机只是在物流业中的一个链条，在零工经济的新模式中，装卸工、家政工、塔吊工、配送工等，很多还没有规范的职业群体，尚未形成卡车协会这样较为紧密的网络组织，他们都可以借鉴此种形式。
农民工原本是被制度、规则和文化习俗等镶嵌在乡村社会中的，流动到城市让凝固在他们身体中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城乡个体化劳动市场形成，带来“脱嵌”机构的劳动关系[42]。卡协青年司机在网络组织实践中，摸索出了网络虚拟社区自治的规范化管理制度，也启示我们，媒介化合作网络，可以把离散化的个体劳动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网络公共参与，形成非制度化的协调性自治规范以及具有认同整合功能的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