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尼布楚条约》似乎是一个例外，康熙当时是不是有平等外交的观念呢？这种观念如果在清室中存在，为什么到乾隆时就忘记了呢？
杨津涛/文
清朝在和沙俄谈判，并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过程中，的确暂时放弃“朝贡体系”，接受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康熙曾有过“平等外交的观念”。
视沙俄为藩属
自1654年至鸦片战争前，沙俄共向清朝派出过8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商谈边境、贸易等问题。①在两国交往中，清廷一直想将沙俄纳入进“朝贡体系”。
顺治给使臣的国书，开篇即是“大清皇帝敕谕俄罗斯察干汗”（察干汗是蒙古人对沙皇的称呼），先是赞赏其“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然后“特颁赏赐”，希望他们“永效忠顺，以副恩宠”。显然，沙俄完全被清廷当成了藩属。②
康熙即位后，继承了顺治的对俄外交政策。1674年，尼古拉.斯帕法里奉命出使清朝，要求按照西方外交惯例，亲手将国书交给康熙本人；清廷则按照“朝贡体系”的礼仪，要求尼古拉先将国书交至理藩院，并在觐见康熙，及接受礼物时行跪拜礼。
经过协商，清廷破例，允许尼古拉将国书放在铺有黄缎的桌子上，再由大臣从桌子上拿起国书，转呈康熙。清廷还允许尼古拉只在见到康熙本人时，行正式的跪拜礼，且可以“站着”接受礼物。③
但在国书问题上，尼古拉反对清廷视沙皇为“臣属”，称礼物为“贡品”，拒绝接受具有“谕旨”性质的国书。清朝官员对尼古拉说：
“对我们上述礼法习俗，请使者不要感到奇怪，也请转告你的君主，因为如同天上只有一个上帝一样，在大地中央各位君主之间，也只有一个天子，我们的这个荣誉，过去从没有改变过，而且永世都不会改变。”④
尼古拉为维护沙皇尊严，不再坚持向清廷索要国书，选择空手而回。
此后，沙俄继续向东扩张，建立尼布楚督军区、雅克萨军区，并杀害清朝边境属民。1683年，清廷通过理藩院给雅克萨军政长官下达“上谕”，命令沙俄自行退出雅克萨、尼布楚等地，如果拒绝执行，那么清朝就要发兵剿灭。
图：雅克萨之战示意图
对于此种康熙“谕旨”，沙俄方面当然不会回复。于是清朝在1685年~1688年，两次攻打雅克萨，同时再次致书沙皇。沙俄随即命尼基佛尔.文纽科夫等出使北京。
这一次，双方依旧是围绕礼仪、国书等事，争论不休。康熙声称：
“不仅尔国，凡外国无不来朝者。西洋等较大之国，每来呈递奏事，均按我大中国所定之例行事，为此得享宽恩厚赏，贸易往来不断。”
最终，清廷鉴于“俄罗斯亦乃西方之大国”，允许文纽科夫效仿尼古拉先例，只遵行打了折的“朝贡”礼仪。康熙让文纽科夫带回国书，同意开启边境谈判。⑤
唯一的破例
按照当时的欧洲惯例，清、俄就边境问题谈判、签约，需遵循国际法。清廷因长期在“朝贡体系”下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对国际法几乎一无所知。好在作为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张诚、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对国际法所有了解，成为清朝谈判使团的重要顾问。
有关《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从双方对等的代表、卫兵人数，到写制、签署、互换，及最后使用拉丁文译本，都严格遵守了已有的国际法原则。
这在今天看来，是清朝接受近代外交的开始，而于清廷而言，这只是一次不光彩的权宜之计，以至在官方材料中，极少谈及这次谈判的经过，意在防止人们知道，当时为迁就沙俄，清廷竟一度放弃了“朝贡外交”。
⑥
图：《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
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需要讨论的还是礼仪问题。按照《张诚日记》的记录，俄方代表向索额图等人提出三项要求，包括：（一）以后清朝皇帝给俄国沙皇写信，要列出沙皇尊号，”信内不得用足以使两国皇帝中，有一位显得更崇高的字句“；（二）双方应尊重对方的使臣，允许使臣将信函亲自交给对方皇帝；（三）两国间自由通商、往来。
清朝代表答应了第三项，但觉得贸易是小事，没必要写入条约正文。至于前两项，索额图等表示：
“没有奉到他们的主上关于这方面谕旨，而且中国从未派出使节到别的国家，因此他们对于这两项要求不能说什么。再者，他们也不应过问他们皇上的信件应采取什么格式。”⑦
这意味着，在未来同沙俄的交往中，清朝还是要继续维持“天朝”对“藩属”的礼仪。正如徐日升日记中所说：
“这位俄国使臣如果去到中国，就决不会有这样有利的地位，因为在中国，他们会迫使 他如同以前到中国来的那些人一样，要么服从中国的习俗，否则就缔结不了和约而回国。”
变通的礼仪
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清廷继续将沙俄视为藩属的重要标志，即是严格限定沙俄来中国贸易的频次。1693年，清廷规定，
“俄罗斯国准其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不得过二百人，在路自备马驼盘费……限八十日启程还国”。
完全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模式，同对朝鲜、琉球的政策一致。⑧
由于要坚持“朝贡体系”，清廷不仅一直将沙俄使臣称为“贡使”，还要尽力将清朝使臣打造成执行封赠藩属任务的特使。
1725年，沙俄以恭贺雍正登基为由，派出萨瓦使团到北京谈判边境、逃人等问题。
1729年，雍正决定，也派使团前往莫斯科，在祝贺彼得二世登基的同时，商讨有关准噶尔部的问题。
为避免礼仪上的争执，清朝这个以托时为首的使团，特意没有携带国书——按照体制，如果要带国书的话，只能带雍正下给藩属君主的“敕书”。使团名义上是受理藩院派遣，因此所带的是理藩院致沙俄枢密院的信函。
托时达到俄国时，彼得二世已经去世，新即位的是女皇安娜一世，于是雍正又派出一个德新为首的新使团。托时、德新先后受到安娜一世的接见。⑨
图：安娜一世
同样，为了避免在礼节上发生纠纷，清朝使臣本没有觐见沙皇的计划。不过也有预案——如果沙皇一定要接见使臣，那么可以告知对方：
“惟我中国使臣无论出使于何国，从无叩拜之例……按本国之礼，除叩拜我皇上之外，其次可拜见王爷等，我两国自相和好已有多年，实不与他国相比，贵汗既然务必会见，则本使臣等可按拜见我王爷等之礼拜见贵汗。”
所谓拜见王爷之礼，即是“一跪三叩首”（拜见皇帝是“三跪九叩首”）。
按照沙俄方面的记录，托时、德新觐见女皇时，确实是行了“一跪三叩首”礼，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由此推测，清朝使臣应当没有说明他们行的是拜见王爷之礼，否则沙俄方面断然不会同意。
虽然尽力维护了“天朝”体面，托时、德新的出使，还是被乾隆在官方资料中刻意抹去。
其原因有三个，一是使团曾转达雍正意旨，只要沙俄不支持准噶尔部，愿意让出一部分准噶尔土地给沙俄，有损“天朝”体面；二是，乾隆时期，最终征服准噶尔部，而沙俄违约收纳准噶尔部的逃人；第三，清廷显然不想让其他藩属知道，本国使臣曾跪拜他国君主。⑩
综而言之，近代以前，清廷鉴于沙俄是近在咫尺的大国，在外交礼仪上多有妥协，但从没有改变将沙俄视为藩属的真实想法。
①胡海迪：《康熙时期中俄使团差异分析》，《文化学刊》2009年第3期。
②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15页。
③⑤⑨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8—120页、142—153页、219—230页。
④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08-1683年）》第1卷、第3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72页。
⑥曹涛：《近代中国与国际法的遭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⑦《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9、40页。
⑧邓沛勇：《康雍乾时期的中俄贸易关系》，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年。
⑩王希隆：《托时、德新奉使俄国及其有关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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