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化低潮下处理中美经贸关系？

当今世界，最大的双边经贸关系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会影响到当事的两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经贸关系和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影响到世界各国的福祉。因此，在理清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平稳向前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十分重要。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

中美是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两个国家。2016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为14.1%；美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占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6.1%。2016年中国和美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均为11%左右，分列第一大和第二大国际贸易国。以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年度GDP为标准看，美国和中国则分享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有近10年时间。而且二者GDP之和占世界GDP的比重近40%。

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平稳向前发展，不仅是当事的两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大事。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经贸关系和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影响到世界各国的福祉。因此，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意义重大。尽管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十分重要，但两国之间仍时常出现一些摩擦，说明还存在问题。

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总体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较快便是最好的证明。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从美国的角度看，认为货物贸易逆差太大，总担忧中国在搞倾销。而从中国的角度看，认为美国对中国不信任，在科技、军事等优势领域限制过多，开放不够，影响了贸易平衡。对此，我的看法是，中美两国货物贸易不平衡是事实，美国对中国开放不够也是事实。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如何采取适当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怎么看？我认为，一是不能以顺差或逆差的大小来判断是否属于自由贸易，以及是否合理，而应看是否符合WTO的基本原则。否则，有些国家便无法开放了。如，中美在进行货物贸易之初中国就是逆差。另外，如果按照顺差或逆差来判断，中国现在就不能与美国进行服务贸易了。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均为逆差，而且，现在依然仍是大幅度的逆差（见图1）。

 图1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情况（1995-2016年）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此外，外国直接投资（FDI）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2011年，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都大大高于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而从2012年开始逆转。

图2 美国海外投资存量高居世界榜首（截至2015年）

数据来源：UNCT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6

二是中国遵循WTO规则进行国际贸易，没有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而且，现阶段中国正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改变过于依靠外需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实际上，长期较大的外贸顺差，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中国当前创造的财富正在借由他国使用，这对于一个需要资金进行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是得不偿失的。美国之所以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与从中国进口大量性价比高的商品是分不开的。

三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有关双边贸易的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面临挑战，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状况。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增长，使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已经全球化，不按原产地原则，不按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和贸易中附加值的思路，认真计算分析，很难说清楚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往来。如，苹果手机的最终销售额中包含了许多他国创造的价值，全部计算成美国出口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样，华为、联想等中国的跨国公司也一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许多其他国家的中间产品，将最终的出口产品全部算在中国身上也不合适。阿里巴巴公司的持股者也主要仍是国外投资者，其利润如何分配等问题也需要研究。另外，中国作为加工制造业的大国，在货物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很大（见图3和图4）。而且，作为全球重要的国外直接投资（FDI）目的国，境外投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也比较大（见图5）。因此，简单地说，中美贸易逆差如何如何，可能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图3 全球中间品贸易增长较快（2000-2014年）

数据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图4 中国加工贸易比重较大（1985-2016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图5 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占据半壁江山

数据来源：中国投资指南网

四是在全球服务业贸易快速发展的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很难衡量准确。如，其中跨国公司用商业存在的方式进行的贸易就不在传统的贸易统计之列，由此产生的巨大差距，值得注意（见图6）。

图6 跨国公司是全球服务贸易的主导力量（2013年）

数据来源：WTO;world trade statistics review 2016

因此，我认为解决中美两国关切的经贸问题，关键看是否依据市场规则进行贸易；关键要从宏观入手，以发展的方式解决矛盾。一是要从战略高度，采取一切措施推动两国的经贸发展和全球的经贸发展，进而促进两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用发展解决问题。二是双方均应加大信任，要真正遵循WTO等贸易规则，让市场的力量决定经贸结果，不人为干预。三是要加强协商用沟通，消除误解和隔阂，互信互谅解决矛盾。不能动辄以制裁相威胁。全球化的今天，贸易战的双方谁都将是输者。四是加大宣传解释，并采取实际行动化解国内矛盾，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抚平伤痛。

近两年来，国际上的逆经济全球化倾向似有增强之势。世界贸易组织最新发布的《2016世界贸易统计展望》表明，2015年10月到2016年5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每月新申请的贸易保护措施为22项，比上个时期平均每月新增15项的水平又大幅提高了46.7%。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就任后，立即宣布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均是例证。

理性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确有短处或弊端。

第一，与自由贸易一样，经济全球化可能会使一些国家的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如，大量进口钢铁国家的钢铁企业及工人。特别是由于资本这一逐利性和流动性均很强的生产要素的加入，会使得这种部分利益群体利益受损情况的出现频率提高，程度加重。第二，可能会引发同一国家不同群体收入不平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例如，从总体上看，由于金融资本的灵活性，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利更多一些，金融资本及从业人员收入相应也会高些；而实业资本因流动性差，得利会相对少一些，实业资本及从业人员收入，可能会低些。类似地，不同群体相对收入水平也会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拥有财富者投资渠道更宽，而更富。只有劳动力者，则惟有靠就业获得收入，遇到产业转移到国外或因全球竞争加剧导致经营不景气，就容易受到影响。第三，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不平衡。有些国家得利多些，有些国家得利少些。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对资本吸引力大，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资本，因而发展速度会快些，得利会相对多些。而相反，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要素成本较高，对资本的吸引力会差些，发展速度也会慢些。因此，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表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24.2%提高到2015年的39.5%[2]。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3]表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35%提高到2015年的46%，服务贸易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21%提高到2015年的34%。第四，需要有国家为经济全球化公共基础平台进行投入。如，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与维护（国际仲裁机构等）；重要航线（道）的建立与维护等等。这方面的投入主要来自大国和发达经济体。第五，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具有高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的资本全球化，有一些难以掌控的因素，如果监管不力，容易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回顾近代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等，无不与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膨胀有关，给人类带来重大损失。当然，这些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不是经济全球化，而主要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金融界和各国对金融创新的放纵，对金融监管不力，特别是全球协同监管不力。

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从整体和长期看，有利于世界经济和人类发展进步，有利于增加全球及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水平。除了可以给出理论上的证明之外，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人类相互间的贸易，无论是早期农民之间的物品互换、集市贸易，还是一个国家不同区域内或区域间的贸易，再到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均是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演变的结果，一旦出现便无法逆转，并始终蓬勃向前发展。2015年，全球出口贸易依存度，即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以出口计，下同）占GDP的比重已达到近29.3%（见图7）。全球贸易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往往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如，2005—2015年国际贸易量增长速度为5%左右，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

图7 全球贸易依存度不断增长

数据来源：www.worldbank.org

与此相类似，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市场等也是不断在向前发展。

其次，从辩证角度和道义的高度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解决的。譬如，因产业优劣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不仅在全球化时代如此，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也会发生。所谓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划分，便隐含了从业者和资本投入者的收入会因产业更替而形成差距。因此而反对经济全球化，道理上说不通。又譬如，关于国家之间相对发展水平差距缩小问题，作为先发展国家应该理解和支持后发展国家的加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各国共同进步，人类共同分享文明成果。先发展国家要阻挠落后国家的追赶是文明时代令人不齿的强盗逻辑。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所说：“我们有幸生在正确的国家的人，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减少世界上的贫穷和疾病”[4]。再譬如，关于为经济全球化公共基础平台建设投入或买单的问题，各国应以能够为国际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做出贡献为荣，而不应只想“搭便车”。退一步说，各国至少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负担方式解决问题。此外，关于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或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不是本质性问题，而是监管，特别是全球范围的共同协调监管不力所造成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5]

再次，从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看，也更有利于、更需要全球化。当今时代，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信息化、老龄化、绿色化（清洁化）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未来世界发展更有利于，也更需要全球化。

一是信息化（包括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我们造就了一个互联互通的大数据时代，便利了全球化。从早期巨型计算机作为唯一的电子化数据获取和处理工具，到PC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再到今天的智能手机、谷歌眼镜等穿戴型数据终端，以及形形色色的数据传感装置，人类正在将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数据化并加以存储；加上数据处理的能力大大提高，数据化已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一个全面深入映射现实世界的数据化时代，即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在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背景下，全球化，特别是信息资讯的全球化已经无法阻挡。跨境电子商务、跨境服务贸易、跨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等迅猛成长，资本的跨境流动更加安全便捷，凡此种种，使全球化更给力。

二是老龄化逼迫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全球老龄化程度正日趋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时，为“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达到14%为“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达到20%时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目前，日本老龄化率已为25%左右，进入“超老龄社会”；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20%左右（如，德国、意大利等均超过20%），处于“超老龄社会”的边缘；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国的老龄化率为15%左右，达到“老龄社会”的水平；我国老龄化率也已经达到10.8%。随着全球老龄社会的到来，以及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国际贸易及经济全球化不但必要，而且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解决之道。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移民政策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

三是绿色化也呼唤着全球化。一方面，全球资源在逐步减少，人类已经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浪费。另一方面，人类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要保护好人类共有的资源和环境，一个现实的途径就是节约高效使用资源，在合适的地点，以更加环保的方式进行生产。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正好有利于此。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对待经济全球化问题，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自身和全球发展的角度，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坚定倡导、积极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

1.要明辨是非，周知天下。

一是要通过理性分析和讨论，让世人认清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助于人类文明进步和增进全球各国利益的基本事实和本质特征。与此同时，动员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积极阐明和传播这些基本事实和本质特征，引导大众看清全球化的实质，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为经济全球化创造良好的理论和舆论氛围。政治家要真正以国家整体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优先，以包容的心态看待问题，把握发展大势，顺应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

二是要深刻揭示无视发展规律逆全球化而行的危害。简单地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经济全球化政策，显然是有病乱投医——用错了药。首先，国家利益优先应该是全体人民利益优先，而不是部分群体利益优先。而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虽说直接保护了部分群体的利益，但却会降低国家的整体利益，不符合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其次，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还是舞动贸易保护主义这把双刃剑，均会导致两败俱伤或多边皆输。全球化发展的既有格局， 25万亿美元贸易总量，已经把世界各经济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我们已无法回到原点，从零开始。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07-2015年期间，在美国工作的移民工人数量已经达到2630万，占同期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5%。另外，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2016年，货物贸易总额已达5196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也超过1000亿美元。一旦美国对中国舞动贸易保护主义之剑，中国势必被迫回应，其结果定是两败俱伤。不仅贸易会下滑，经济也会随之下滑。由此又会造成世界经济下滑，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两国经济。不仅损人不利己，甚至会坑害自己！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如此，多边经贸关系亦然。再次，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不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在道义上也会陷入被动，受到谴责。做好本国的事固然重要，但孤芳自赏、自我孤立，与各国对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弄不好“去全球化”的同时，也会“去本国化”。欧洲老牌世界领先国家兴衰的历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惟有兴利除弊，遵循发展规律而动，方可健康长久发展。逆规律而行，则只能自吞苦果。

2.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缓解全球化矛盾，消除全球化弊端。

其一，通过全球化促进发展，把可供分配的“蛋糕”做大。两国均应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建设性地推动全球化，通过自由经贸往来和全球化，促进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争取国家整体利益提升，把可供分配的“蛋糕”做大。

其二，通过财税等再分配调节手段，使利益受损群体得到补偿。加大向利益受损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补贴、转岗培训及再就业机会等，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至少保证其生活水准维持在应有的水平，以共享自由贸易带来的整体利益红利。

其三，积极主动提供全球化需要的公共产品，争做人类发展的贡献者。作为世界大国，中美两国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和行动，以能够贡献全球发展为荣。与此同时，研究并推动全球化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分摊机制的建立，形成比较合理稳定的全球化公共产品供给。当前尤其要注重推进全球治理，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

其四，加大全球金融监管力度。加强全球协作的金融监管是减少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防止诱发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经济发展的事实说明，强有力的全球协作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发挥金融作用的重要保障。世间之事，往往欲速而不达。透支形成的欠账总是要归还的。要充分发挥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充分利用好G20等平台的作用，动员各国，尤其是大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全球协同监管能力和力度。通过主动作为、协同监管，让金融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降低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防范好风险。

其五，充分发挥现有各种贸易协调机制的作用，尽可能实现自由贸易。沟通协商，共同治理十分重要。要充分利用好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区域贸易协定，各种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并在现有基础上，扩大广度和深度。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总之，中美两国应遵循全球化发展规律，把握和顺应总体趋势不变，波浪式发展的大逻辑，带头做好推动全球化要做的事情，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全球化持续健康向前发展，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全人类。

[1]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这样一种状况或进程：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与服务市场等，均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6年10月。

[3] WTO， world trade statisticsreview 2016。

[4]《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美)安格斯·迪顿著，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

[5]《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新华社，2017年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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