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4年10月24日周四（第3163期）

今天是2024年10月24日，星期四 ，农历九月二十二，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163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国家外汇局：我国外汇市场呈现较强韧性。2024年以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趋向均衡，外汇市场呈现较强韧性，市场预期和交易总体理性有序，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据了解，初步统计，第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仍然保持在合理水平。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贾宁表示，展望未来，我国经常账户将延续规模扩大、基本平衡的发展态势，有助于维护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稳健运行。（新华网）

蔡子微评：面对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多变，我国外汇市场总体经受住了考验，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市场预期和交易理性有序，国际收支总体保持基本平衡。这些积极因素为外汇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显示出我国外汇市场具有较强的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承受力和内在韧性。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入推进和跨境资本流动的进一步均衡，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健运行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仍将是形势发展的主基调。

话题关注：全球金融周期、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韧性

2、多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四季度投资有望提速。近期，多地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与此同时，资金也加快下达使用，支持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记者了解到，今年剩余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将在10月底发行完成；明年部分“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也将在本月底提前下达。业内专家表示，随着资金加快落地并在年内形成实物工作量，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持续加快。（经济参考报）

蔡子微评：多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不仅能够直接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及民生改善等多个领域的经济增长，还能通过乘数效应促进就业、消费和税收的增加。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的背景下，此举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发展信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体现了政府逆周期调节的决心与能力，旨在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来对冲外部不确定性，为长远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话题关注：重大项目建设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性研究

3、加强协同联动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当下，我国各地区聚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用股权融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做培育，扎实开展融资促进工作，积极搭建政府与企业、资本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交流平台，促进产业与资本高效对接，形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常态化协同联动，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更快、更好、更优惠地流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人民网）

蔡子微评：金融支持在赋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韧性提升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提供精准的信贷服务、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管理，金融机构帮助这些企业增强市场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此外，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推出，如供应链金融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促进了产业升级。政策的引导和金融环境的优化，将进一步增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动力，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话题关注：金融支持赋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韧性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4、我国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10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意见》提出，提高产业工人经济收入，探索对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和股权激励等。《意见》从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健全职业发展体系和维护劳动经济权益等九方面提出27条措施，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证券时报）

蔡子微评：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产业工人的培养，不断加大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方面，相关政策指出要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另外，还要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产业工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同时畅通产业工人向上发展通道。

话题关注：产教融合背景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培养模式研究

5、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车企积极推动技术迭代升级。10月21日，长安汽车携手联通、华为共同打造的长安汽车数智工厂正式挂牌，阿维塔07成为该工厂首款下线车型。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迈入数智化新时代，智能网联新变革正催生出数智化新汽车和对于豪华的全新解读，带来了产业发展新模式，并推动企业与用户直通直连的商业模式。（证券日报）

蔡子微评：在智能网联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高速迭代背景下，汽车产业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其中，车路云一体化备受关注，是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案”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有利于推动全球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新技术新车型竞相涌现，智能汽车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汽车产业发展更具活力。

话题关注：数字技术迭代如何赋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体系完善和发展？

6、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取得良好成效。记者从22日在南京举办的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上获悉：《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实施5年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取得良好成效，累计组织112个单位开展了618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初步统计，各试点单位已获专利1800余项，形成标准规范、技术指南、指导手册、技术要求等800余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经过多年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实现良好开局，进入新的历史阶段。5年来，交通运输在“大”的基础上向“强”又迈进了一大步、在“有”的基础上向“好”又迈进了一大步，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能力大幅跃升，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邮政快递网和世界级港口群，综合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总规模居世界前列。目前，全国铁路电气化率达到75.2%，我国新能源汽车数量约占全球一半，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公共汽电车总量的比例超过81%，机场电气化率超过60%。（人民网）

蔡子微评：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交通事业在“大”的基础上向“强”迈进了一大步，彰显了我国交通建设的强大实力，在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建设现代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降本提质增效，促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强化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强大驱动力。

话题关注：基础设置建设与供应链效率机制研究—基于通强国建设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7、央企引领股票回购与增持，强力提振市场信心。财联社10月23日电，近日，“华润系”旗下江中药业宣布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华润材料董事长提议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此前，“招商系”旗下8家上市公司、“电科系”旗下5家上市公司也分别披露了回购或增持相关的公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其积极开展股票回购增持，不仅彰显了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也进一步提振了市场信心。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落地，未来，央企开展股票回购与增持有望持续升温。(证券日报)

蔡子微评：央企在资本市场中的积极表现，尤其是股票回购与增持，展现了对市场的信心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投资者的信心，也为市场注入了活力。随着政策的支持，央企的这一举措将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话题关注：基于信号传递视角下央企股票增持对提升投资者信心的影响研究

8、险企发力低空经济业务，“空中车险”难题待解。财联社10月23日电，低空经济正逐步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成为经济和市场热点。作为支持低空经济发展的一环，保险亦受关注，业界称其为“空中车险”。据悉，目前国内头部财险公司均已推出低空经济相关的保险产品，调研、研究、成果发布动作频频，对这一新市场领域相当重视。不过，囿于无人驾驶、新能源等风险识别定价前沿问题，加之经验数据较少，“空中车险”的条款和产品矩阵大片空白仍然有待填补。(证券时报)

蔡子微评：低空经济的兴起为保险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空中车险”的发展潜力巨大。尽管面临风险识别和定价等挑战，但保险公司积极布局这一新兴市场，显示了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思考。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成熟，相关保险产品将不断完善，为低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话题关注：低空经济下险企产品创新实现了价值共创了吗？

9、京津冀签署行动方案深化三地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10月22日，第三届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席会在京召开。会议签署了《深化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5年)》，明确协同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提高一体化发展水平、放大改革综合效应等5大重点工作任务15条具体举措，以促进三地自贸试验区提质增效，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京津冀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政策创新和开放合作，自贸区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这不仅加强了区域内的互联互通，还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和便利的商业环境，增强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随着政策的深入实施和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将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产业的协同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贡献力量。

话题关注：低空经济下险企产品创新实现了价值共创了吗？

10、山东沂南：板栗“开口笑” 撬动富民兴村大产业。眼下，走进山东临沂市沂南县张庄镇下峪村板栗丰收现场，漫山遍野的板栗树迎风摇曳，种植大户李法军正收获着一颗颗油光锃亮、个大饱满的油栗子。在下峪村的带动下，周边的上峪村、杏山峪村、小惠家庄村等7个村，也纷纷跟着种起了这个“金疙瘩”。目前，张庄镇共种植板栗12000多亩，年产量达3000吨左右。近年来，沂南县立足本地特色优势，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进板栗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打造沂南板栗品牌，从“卖板栗”向“卖品牌”发展，真正带动了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在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板栗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路径。乡村振兴不仅依靠资源的丰富，更依赖于品牌建设和产业链的完善。板栗的成功种植与销售，体现了合作社模式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组织农民、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可以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未来，类似的乡村振兴案例值得更多地区借鉴，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话题关注：特色产业振兴如何推动农民收入的增加？

11、让废旧汽车变“宝贝”——重庆潼南汽车后市场产业基地见闻。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之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重庆市汽车产量154.01万辆、同比增长11%。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潼南区，依托成渝地区汽车产业优势，近年来着力布局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储能、零部件修理、贵金属提炼、汽车再制造、废料处理、大数据应用、驾校租车、二手车销售9个板块，提升废旧汽车价值，打造重庆汽车后市场产业基地。在潼南区，废旧动力电池不但可以加工成电池原料，还可以梯级利用，换个应用场景重新“上岗”。重庆贝思远新能源有限公司车间内，经电池健康程度测试、拆解、再制造等环节，废旧动力电池被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各类电池包，可继续在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叉车上“服役”。（新华网）

蔡子微评：潼南区依托成渝地区的汽车产业优势，积极布局汽车后市场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集聚多家汽车再制造企业，潼南区不仅提升了自身产业竞争力，还促进了成渝地区汽车产业的协同发展。废旧动力电池和汽车的高效回收再利用，不仅为当地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还为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提升汽车残余价值，减少资源浪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市场需求的增长和消费者对环保的重视，为该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技术创新、数字化应用和产业链布局，可以有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话题关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汽车产业与汽车后市场产业的协同发展与环保效益

12、机器狗预备上岗，机器人时代要担心岗位被替代吗?近日，泰山的一场“机器狗”清运垃圾测试，引发了不少关注。3天时间，分别在红门、中天门、南天门区域进行，目的就是为了考察机器狗各方面的能力，看看未来能否用它来解决泰山上垃圾清运的难题。那么测试的结果怎样？是否达到了预期？当机器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逐步替代人工成为大势所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所带来的影响与改变？（央视新闻客户端）

蔡子微评：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为就业提供了新选择，对劳动力市场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岗位未来将逐渐被替代，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得以体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参与生产，同时新技术的产生也伴随着新岗位的产生，人工智能的补偿效应得以体现。

话题关注：人工智能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补偿效应还是替代效应？

制度型开放与数实融合——来自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证据

  导读  

一、引言

纵览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程度休戚相关[1]。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提供国内超大市场,加之劳动力、土地等廉价优势要素参与,逆转了近代以来中国长期落后的局面,也为后来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践行此路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进,经济全球化逆流涌现,单边主义、排外主义不断抬头,断链脱钩风险居高不下[2],使得原有的开放模式、开放路径和开放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发展需要,亟需实施一整套系统性规则来推进制度型开放,破除逆全球化壁垒,推动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建设开放型经济。在此背景下,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概念,将其总结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开放。其后学界进一步外延制度型开放内涵,强调要对标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期破解断链脱钩和逆全球化思潮给中国带来的开放难题。而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是为了巩固并强化现有对外开放新成果、构筑制度型开放红利而出台的重要举措[3],其承担着制度开放试验田的使命,是中国向世界彰显推动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标志[4]。

自贸区设立不但深化了制度开放标的、任务和措施,还革新了既有竞争平台和合作路径,旨在为中国的竞争新优势提供技术积累和资源要素等支持[5]。从其优势利用来看,自贸区设立是满足市场主体发展需求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激励相容性[6],不仅自身可以发挥开放优势,成为高新科技高地和数字经济集聚地,而且还能通过技术供给赋能实体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7]。在这一过程中,自贸区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实体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者,以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的贡献者。数实融合是指以数字经济部门提供数据要素、数智产品和数字模式,推动实体经济重构业务逻辑、变革组织形态和创新价值模式的过程[8]。从现有研究前沿来看,学者们对如何推动数实融合已经取得富有建树的成果,但仍然具有改善空间和边际讨论的可能性。如有学者基于理论演绎,总结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等是推动数实融合的现实路径[9]。还有少量研究证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影响数实融合的重要因素[10]。但这些前沿研究大都基于数字共性视角,并没有延伸至如制度开放等外部决策行为,这亟待后续补充与探索。

有鉴于此,本文以自贸区设立为切入点,探讨了制度型开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从研究意义来看,揭示制度型开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在现实性方面,推动数实融合走深向实需要中国被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开放规制以及主动引领新兴领域的开放标准制定,以便在更高的开放水平下集聚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进而借助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在紧迫性方面,数实融合是未来战略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亦是实体经济转型实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事实上,自贸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其在规划上多是依托以往国家高新区或自主创新区而设立,各种数据资源流通聚合十分活跃,对于引导数据要素集聚、强化基础技术保障、推动实体企业与共性技术融合都具有先行优势。此外,自贸区在政策设计上还包含降低外商投资准入门槛、实施外资项目的备案制改革与持股比例放宽等措施[11],吸引更多国外市场资源进入,增强了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联动,提振市场有效需求,进一步激发数实融合的潜在需求。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拓宽了自贸区设立的实践路径,丰富了数实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既往文献探讨数实融合的影响因素大多基于数字共性视角[9],缺乏从对外开放等决策行为揭示其对数实融合的作用机理。研究自贸区的文献,多是集中在自贸区对数字经济[7]、实体产业[12]等方面的影响,没有关注到自贸区设立还可能对数实融合存在影响。为此,本文揭示自贸区设立与数实融合之间内在联系,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第二,从供需视角揭示自贸区设立影响数实融合的潜在机制。同时本文还考虑了市场分割、数字基础设施和商业信用等因素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效果,探究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异质性影响,为推动数实融合走深向实提供更加具体的政策靶向。第三,本文回应了学界关于自贸区的辐射效应争论。关于自贸区设立能否带动邻近地区发展的研究结论莫衷一是。有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不能带动毗邻城市的出口[13],也有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对邻近城市创新能力有辐射带动作用[14]。对于这一研究争论,本文分别基于长期和短期视角,探讨自贸区对邻近地区数实融合的辐射效应。

二、制度背景、文献综述与影响机制分析

(一)制度背景

2013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首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上海自贸区积极对接全球贸易新标准和新规则,深化服务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开放创新,使其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贸易自由化、监管模式国际化、法治环境规范化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了进一步放大自贸区的制度优势,探索更多宝贵的制度经验,国务院又在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辽宁省、重庆市、广西自治区和安徽省等共计21个省市设立自贸区,每个自贸区承担各具特色的制度开放试点任务。譬如,辽宁自贸区目的在于辐射东亚,带动东北振兴;广西自贸区联结东盟,探索跨境贸易、跨境物流等;山东自贸区依托海洋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海洋科技创新;重庆自贸区着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总体来看,自贸区试点范围包含全国三分之二省份,既有沿海型、沿边型,实施跨境贸易、跨境物流,也有内陆型,找准对外开放通道,成为内陆贸易中心承载地。至此,自贸区在地理格局上基本形成陆海边相互联动、东西南北中相互协调的制度开放新格局。自贸区利好政策措施,一方面加快了自贸区内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步伐,另一方面,营造了贸易、金融和制度等领域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体系,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环境。同时,自贸区还被赋予探索制度改革和辐射带动角色,着重突出试点核心区域对邻近地区产生的辐射效应。可以预计,自贸区设立将会产生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不仅使得各主体利用制度优势革新传统经济社会生产体系成为可能,而且还营造高质量开放环境,为提升微观个体的市场活力和拓宽数实融合的应用场景提供试验主体。

(二)文献综述

1.自贸区设立的实践研究

自贸区设立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进一步探索制度创新改革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自贸区设立的实践展开有效探索,主要集中在微观企业经营行为和宏观经济发展绩效两个方面。在微观企业经营行为方面,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由自贸区设立引致的制度创新变革是影响企业经营行为的重要因素。如许晨曦等(2023)[15]揭示了自贸区设立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发现自贸区设立带来的制度环境变革改善了企业外部融资环境,提高企业外部融资总额;李鑫和叶永卫(2023)[16]基于契约执行环境改善的视角,发现自贸区设立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资。还有其他学者从企业数字化转型[17]、资本流动[18]等维度揭示自贸区设立的微观企业行为效应。在宏观经济发展绩效方面,有大量研究揭示自贸区设立对实体产业配置的影响。如黄少安和孙璋(2023)[12]发现自贸区兼具开放和体制改革的优势,可以通过市场秩序效应和融资约束效应显著改善服务业要素配置;沈和斌和邓富华(2023)[19]评估了自贸区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得出自贸区通过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推动出口产业升级的结论。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可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如高国珍等(2023)[20]揭示了自贸区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的政策效应,发现自贸区设立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在市场环境改善效应和创新提升效应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效应。不难总结,在宏观经济发展方面,自贸区设立对数字经济或实体产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已经得到学界关注,但涉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时,自贸区设立能否推动二者融合尚未得到统一结论,且二者在逻辑链条上存在一定的缺失,这亟待后续研究的探索与补充。

2.数实融合的驱动因素研究

学界在对数实融合的理论内涵、特征以及经济形态系统阐释后,未来研究将聚焦于数实融合的实现路径或驱动因素。梳理前沿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对数实融合的实现路径或驱动因素研究主要呈现两个特征。其一,现有关于数实融合驱动因素的研究,理论分析偏多,经验分析较少。较多文献在剖析数实融合形成理论逻辑基础上,总结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9,21]。譬如,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9]认为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其二,少数实证研究文献是基于数字共性视角揭示数实融合的影响因素,缺乏从对外开放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在较为前沿的实证文献中,有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揭示其对数实融合影响,得出结论也是积极有效[22]。还有从数字基础设施视角进行补充,如张晖等(2023)[10]利用宽带中国政策,证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实融合。

梳理上述文献发现,自贸区设立对数字经济或实体产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已经得到学界关注,但自贸区设立如何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尚未有统一结论,且二者在逻辑链条上存在一定的缺失。从驱动因素看,学界关于数实融合的驱动因素研究多是基于理论推导,较少的经验研究也是基于数字共性视角,缺乏从对外开放维度进行深入分析。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制度性开放政策能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三)影响机制分析

1.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机制分析

与一般意义开放不同,自贸区开放除了具有提振市场需求功能外,还承担着制度创新的重大使命,为探索更大范围、更深领域和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下,自贸区涌现出多项制度成果和发展模式,诸如市场准入、证照合一、数字监管、单一窗口、数字共享、持股比例放宽、备案制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利好制度措施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现实路径。一方面,自贸区在深度探索数字贸易、数字监管等制度优势方面,积累了数字治理规范新经验,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涉及的数据权益、数据安全、数据责任等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进数实融合的健康有序发展。例如,厦门自贸区出台了《打造数字自贸区三年行动方案》,强调提升自贸区数字化监管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数字治理规范。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离不开数据要素的赋能,数据要素不仅贯穿于实体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更体现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表达和数字经济的实体化应用等方面。顺应数据要素发展,自贸区利用“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积极开展数据流动探索,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数据要素服务环境。如重庆自贸试验区全面实施“云长制”助力,推进数据共享的工作机制,提升云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数据要素高质量聚合;浙江自贸试验区建立自贸区数据集成平台,形成自贸试验区数据资源的统一集成与管理,实现了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视化,打通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信息通道。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自贸区设立加速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在间接效应方面,自贸区设立可以从供需两侧推动数实融合。从供给侧看,数实融合的逻辑本质是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与扩散,这意味着数字技术水平可以直接影响数实融合深度。从需求侧看,市场需求不足是数实融合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需求不足和转型投入过多可能导致实体企业陷入不会融合、不想融合和不敢融合等困境,融合积极性普遍不高[23]。作为制度开放的高地,自贸区是数字技术和实体企业的先行地和集聚区,既承担制度创新的使命,探索数据贸易、数字治理和数字监管等新模式,为数字技术迭代升级提供试验主体[6],亦拥有高质量开放优势,能壮大市场需求,成为推进数实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保障。

供给侧方面,自贸区设立可以通过提高数字技术水平进而推动数实融合。一方面,数字技术重构传统实体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业务管理模式,驱动实体产业范式迁移,衍生出数实深度融合的新领域与新模式[24]。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使得数据要素在产业链有效穿透,逐渐模糊实体行业边界,进而有利于形成纵向互联、横向相通的新实体产业融合生态[9]。现实案例中,中交兴路作为物流科技和服务平台企业,针对物流行业的高成本、低效率等运营方式,积极融合北斗时空应用、物流AI以及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搭建大宗物流数智平台,实现找货找车、订单可视化跟踪等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进而实现组织方式和业务模式全新变革。类似地,小米生态链、京东京造等具有平台运营能力的企业,通过数字技术赋能,逐步向生产制造、供应链配套等链条延伸,乃至跨产业链间协同生产,不断模糊产业边界,实现向新型实体企业升级。自贸区作为制度开放的最前沿,不仅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引领新产业创新、新模式创新和新业态创新,而且有优势有条件在数字技术领域开展实践探索,为增强数字技术能力贡献新方案。从其技术优势来看,自贸区成立之初往往依托国家高新区或自主创新区而设立[7],各种数据资源流通聚合十分活跃,且其中孕育着新一代数字核心技术。譬如,武汉自贸片区、沈阳自贸片区和西安自贸片区都是涵盖了过去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于引导数据要素集聚、强化基础技术保障、推动共性技术融合都具有先行优势。从其制度条件看,自贸区依托制度优势,从数字技术应用入手,探索数据共享、数字治理和数字监管等新模式,不断提升数字服务效能,培育数字化产业链条,为数字技术探索积累新的经验。

需求侧方面,自贸区设立可以通过扩大市场需求进而推动数实融合。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市场需求扮演着调控者、激励者的角色,发挥看不见的手的配置作用。需求变动将调控市场供给、竞争的变化。伴随市场需求持续缩减,供求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开始凸显,实体企业面临的困难加大,加之数实融合投入成本过多,导致实体企业陷入融合不全、不敢融合等困境,融合积极性普遍不高。与之相反,市场需求扩大,市场竞争加剧,此时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越发凸显,实体企业为了获得生存资格和超额利润而产生融合升级的意愿变得越发强烈。在市场激励下,实体企业有效率地在数字变革领域布局,并通过数据要素、数智产品等市场交易改造更新实体企业要素组合与生产经营模式。顺应数实融合的市场需求,自贸区设立增强了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联动,有效提振市场需求,为促进数实融合提供了契机。自贸区在制度设计上包含降低外商投资准入门槛、实施外资项目备案制改革与持股比例放宽等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国外市场资源进入,使得国内企业不仅可以接入国外市场,有效扩大市场需求,而且还可以通过学习引进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方法,即助力实体企业扩围、提质和增效。进一步地,自贸区政策还具有集聚功能,可以促进区域内市场资源整合,加速市场资源向自贸区集聚,使其产生市场规模效应,激发数实融合的潜在需求。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供给侧的数字技术水平提高和需求侧的市场需求扩大是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重要渠道。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供给侧的数字技术水平提高和需求侧的市场需求扩大是自贸区设立影响数实融合的重要渠道。

2.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调节效应

自贸区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打造新型“制度优势高地”,通过开展规则开放、规制开放、管理开放和标准开放等压力测试,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成果,为未来改革实验奠定基本模式。然而,现实中不同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力度不尽相同,引致各个地区制度红利存在差异。根据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发布的历年自贸区省份制度创新指数来看,沿海自贸区省份往往制度创新指数较高(如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区等),而位于内陆自贸区省份制度创新较为落后(如安徽自贸区和湖南自贸区等),这表明各个自贸区在制度开放过程中具有相对独特的改革历程。自贸区制度优势又与数实融合程度紧密关联,制度优势越明显的自贸区,在政府职能转变、授权力度、制度协调成本、投资自由化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变革力度越大,可以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如上海自贸区探索了政府职能转变,转变为高水平服务型政府,率先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市场准入等限制,积极引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不断培育壮大自身新兴数字产业并逐步形成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为后续实体产业的数字变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由此,本文不难推测,自贸区的制度优势越明显其数实融合效应越强。

从细分领域看,各个自贸区具有不同行政管理体制,在制度协调成本、授权力度等方面不同使得各个自贸区释放制度红利存在能级差异。如郑展鹏等(2019)[25]基于自贸区实地调查发现,各个自贸区在推行制度创新时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制度协调成本压力。过高的制度协调成本使得自贸区制度创新步履维艰,致使自贸区的制度优势不明显,数实融合程度不深。相反,如果自贸区与上级部门协调越容易,自贸区面临制度协调成本将会降低,释放制度红利更容易,数实融合程度愈加明显。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授权力度大小也是关乎自贸区能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26]。从理论上看,如果上级部门下放给自贸区行政管理权力越大,那么自贸区自由度会越大,办事效率会越高,制度创新的动力也会越充足,相应地由制度优势引致的数实融合效应越强。由此,本文不难提出如下假设。自贸区的制度协调成本越低、授权力度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越强。

H3 自贸区的制度协调成本越低、授权力度越大以及制度优势越强,其数实融合效应越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精准识别制度型开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本文将具有分批试点、逐步推广的自贸区设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构建如模型式(1)所示的基准检验模型。

dcfit=α0+α1didit+∑αXit+μi+νt+εit

(1)

其中,下标t表征年份,i表征城市。dcf是被解释变量,表征为数实融合程度。did是核心解释变量,表征所在城市是否设立了自贸区。∑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μi和νt分别是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数实融合(dcf)。

基于动态复杂系统视角,数实融合是数字经济子系统与实体经济子系统二者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的耦合关联过程,其总体融合逻辑与物理学中耦合协调模型内涵较为一致[27-28]。在相应前沿研究中,有学者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省域数实融合水平[29]。与之相似,本文使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子系统与实体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衡量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就数字经济子系统而言,本文参照学界较为成熟研究[30],通过构建互联网普及率等五个指标来表征城市数字经济子系统。就实体经济子系统而言,借鉴黄群慧(2007)[31]对实体经济的概念概括,本文分别从狭义和广义维度构建实体经济子系统。黄群慧(2007)[31]认为狭义实体经济是指以制造业和工业为核心部分的实体部门,广义实体经济是指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去房产行业和金融行业之外的其他实体部门。参照上述界定范围,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占比等四个指标表征狭义实体部门发展,使用实体从业人数占比来表征广义实体部门发展,详细指标体系见表1。在使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系统(DE)的综合评价得分和实体经济系统(RE)的综合评价得分基础上,本文使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数实融合水平,具体公式如模型式(2)-(4)所示。

(2)

tit=β1DEit+β2REit

(3)

(4)

表1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测算指标体系

其中,DEit和REit分别是数字经济子系统和实体经济子系统综合评价得分,Cit是耦合度,Tit是发展度,dcfit是耦合协调度,反映了数实融合水平。β1和β2分别是数字经济系统和实体经济系统的权重,两者和为1。数字经济子系统权重和实体经济子系统的权重分别由熵值法计算得出。

2.核心解释变量:城市是否设立了自贸区(did)

2013年,国务院设立上海自贸区。其后,国务院在2014-2020年间又批复广东自贸区、福建自贸区等21个自贸区。各自贸区包含不同城市,如广东自贸区包含广州片区、深圳片区和珠海片区。上述自贸片区设立时间差异和地区差异,恰好为本文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具体而言,如果某城市在某年设立了自贸片区,那么did在该城市之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特别地,当年取值是根据当年受到冲击的月份数除以12进行赋值。

3.控制变量

为了获得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客观估计效应,本文借鉴张晖等(2023)[10]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lnrgdp)以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征;(2)产业结构(indu)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征;(3)政府干预(gov)以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征;(4)金融发展水平(fin)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表征;(5)人力资本(lab)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自然对数表征;(6)城镇化水平(urb)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科技支出(te)以科学支出占GDP比重表征。

(三)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处理组城市有48个,对照组城市有236个。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个省份和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表2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数实融合水平均值为0.14,标准差为0.04,在0.06到0.55范围内波动,这反映样本期内数实融合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他控制变量分布情况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3汇报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也没有控制固定效应,列(2)加入控制变量但没有控制固定效应,列(3)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但控制固定效应,列(4)模型既加入控制变量,又同时考虑固定效应。综合而言,在考虑上述情况下,自贸区设立的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即在统计推断上,证实了自贸区设立有助于提高数实融合水平。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自贸区设立的调节效应分析

1.制度协调成本

理论分析中,本文指出制度协调成本影响制度红利释放能级。过高的制度协调成本使得自贸区制度创新步履维艰,致使自贸区的制度优势不明显,反之,如果自贸区面临制度协调成本较低,制度优势红利更加突出,数实融合程度将越加明显。为了检验制度协调成本的调节效应,本文借鉴张柳钦等(2023)[6]研究,通过梳理各自贸区管理条例文件,生成是否有“报备制度”的虚拟变量来衡量制度协调成本,有报备制度的取值为1,没有报备制度的取值为0。可以预见,如果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时通过报备制度向上级部门传递信息,而不是通过协调成本繁琐的申请制度,其制度协调成本将会减低,相应制度优势将会凸显。譬如,《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规定,自贸区片区决定本片区的改革相关问题,并报四川自贸办备案。表4列(1)汇报了制度协调成本的调节效应。可以发现,交互项系数为0.02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设有报备制度自贸区的数实融合效应更明显,即制度协调成本越低,数实融合效应越明显。

表4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2.授权力度

政府简政放权、增大授权力度也会增强自贸区制度红利。如果上级部门下放给自贸区行政管理权力越大,那么自贸区自由度会越大,办事效率会越高,制度创新的动力也会越充足,相应地由制度优势引致的数实融合效应越强。借鉴张柳钦等(2023)[6]、郑展鹏等(2019)[25]已有研究,本文将受到全国人大法律授权的自贸区和海南自贸区作为授权力度大的自贸区取值为1,其他自贸区取值0。这是因为当制度改革需要突破现行立法规定时,需要全国人大授权。而海南自贸区是属于经济特区又是中国全力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拥有较大的法律自由度,故其也算授权力度大的自贸区。表4列(2)汇报了授权力度的调节效应,其交互项系数也是正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即说明自贸区的授权力度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越强。

3.制度优势

综合而言,上述两点都是反映不同自贸区行政体制差异,但无论是制度协调成本还是授权力度,其最终逻辑都是归结到自贸区的制度优势不同。自贸区制度优势又与数实融合程度紧密关联,制度优势越明显的自贸区,在政府职能转变、授权力度、制度协调成本、投资自由化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持续加大力度,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为了进一步突出制度优势的必要性,本文依据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发布2020—2021年度《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生成制度优势虚拟变量,将得分位于中位数以上的自贸区省份赋值1,反之为0。表4列(3)汇报了制度优势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交互性系数为0.01在10%水平上显著,即证实自贸区的制度优势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越明显。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影响的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就本文而言,这要求受自贸区影响的城市和没有受自贸区影响的城市,数实融合差异程度在自贸区设立之前不随时间推移而出现差异。对此,本文借鉴Beck等(2010)[32]的做法,使用事件研究法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合研究样本时期,本文选取自贸区设立前一年(即-1期)作为基期。图1绘制了以95%为置信区间的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动态效应图。不难发现,在自贸区设立前,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地异于 0,这表明在自贸区设立前,受到自贸区设立影响的城市与没有受到自贸区影响的城市并不存在显著的系统差异,即模型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在自贸区设立之后,回归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自贸区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平行趋势得证。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基准回归结论是由自贸区设立驱动而非其他冗余因素引致,本文对基准模型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在保持自贸区设立时间以及自贸区组群结构的双重维度不变情境下,随机无规律地抽取若干样本作为伪处理个体进行基准估计,进而得到伪处理估计值,如此重复1 000次,即可得到安慰剂效应的分布。图2绘制了随机抽样得到的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图和直方图。直观地,安慰剂核密度估计分布整体近似正态分布。其中,图2中垂直虚线代表真实处理效应估计值,位于安慰剂效应分布的右侧尾部,在图中表现为小概率事件。由此证实,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基本结论并非由其他冗余因素引致。

图2 安慰剂检验

3.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33]指出多期DID模型在组别和时间维度上的处理效应异质性,容易造成“负权重”问题,从而导致双向固定效应得出的估计结论有偏。为了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参照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33]提出的多期多个体倍分法(did_multiplegt)估计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稳健估计量。多期多个体倍分法是将自贸区设立时点前后状态发生变化的城市视为处理组,对照组是自贸区设立时点前后状态从未改变的城市,通过比较处理组城市在自贸区设立后的结果与其反事实结果获得处理效应,并且在加权平均后可以得到自贸区转换效应的无偏估计。图3绘制了异质性处理效应稳健估计量的动态效应。不难发现,自贸区系数在设立之前依旧不显著,政策效应没有显著存在,但在自贸区实施之后,其政策效应逐渐凸显。综合而言,在考虑多期DID模型的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后,基准结论的动态效应依旧可靠稳健。

图3 处理效应异质性分析

4.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排除样本选择偏误的干扰。自贸区设立可能受城市已有贸易基础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因素影响,并未达到试点城市随机设立的理想情景。为了排除样本选择偏误的干扰,本文基于PSM-DID方法,以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使用卡尺匹配方式重新匹配,将满足匹配样本进行重新估计。(2)排除其他开放政策干扰。在自贸区设立时,还存在可能干扰数实融合的其他政策,使得回归结论受到叠加效应的干扰。为此,本文排除中欧班列和一带一路等开放政策,避免了相关开放政策所产生叠加效应,这是由于开放政策也可能通过刺激市场需求进而影响数实融合。(3)控制其他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本文在基准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了省份和年份的交互固定,以吸收省份×年份的一些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4)考虑滞后性检验。考虑到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影响可能在滞后期才显现,本文将数实融合设定为未来一期进行回归。(5)剔除部分样本。由于直辖市在政策条件、发展基础和行政地位上与普通城市存在系统性差异,故本文将直辖市样本剔除,用剩余样本进行重新回归检验,来确保结论稳健性。表5列(1)-(6)汇报了上述检验结论,均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5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考察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影响,并得出了自贸区设立有助于提高数实融合水平的结论。机制分析指出,自贸区设立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来影响数实融合水平。具体表现为:从供给侧上,自贸区设立通过提升数字技术水平进而促进数实融合;从需求侧上,自贸区设立通过扩大市场需求进而促进数实融合。本文参照杨洋等(2022)[34]做法,构建式(5)和式(6)机制检验模型。其中,M是机制变量,其他变量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

Mit=g0+g1didit+∑gXit+μi+νt+εit

(5)

dcfit=k0+k1Mit+∑kXit+μi+νt+εit

(6)

1.供给侧:数字技术

自贸区设立为增强数字技术能力贡献新方案。为了验证自贸区可以提升数字技术水平,本文借鉴孙勇等(2022)[35]的做法,将专利的主分类号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进行匹配识别出数字技术专利,而后以每百人数字发明专利量来衡量数字技术水平(inv)。表6列(1)汇报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字技术的影响。结果发现,自贸区设立估计系数是在0.33且在1%水平上显著,即表明自贸区设立可以提高数字技术水平。从供给侧看,数实融合的逻辑本质是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与扩散。为此,列(2)汇报了数字技术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结果,估计结论与理论分析一致。总体来说,表6列(1)和列(2)的检验结论验证了自贸区设立可以通过提升数字技术水平进而促进数实融合。

表6 机制检验结果

2.需求侧:市场需求

从需求侧来看,市场需求不足是数实融合面临重大的挑战之一,而自贸区设立增强了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联动,有效地提振市场需求。为了验证自贸区设立可以激发市场需求,本文沿用Harris(1954)[36]、郭进和兰叶凡(2021)[37]的做法,计算国内市场潜力(mark)。表6列(3)汇报了自贸区设立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列(4)汇报了市场需求对数实融合影响。不难发现,列(3)的自贸区设立系数和列(4)的市场规模系数均是正数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即验证了自贸区设立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进而促进数实融合。

(二)异质性分析

1.市场分割

作为制约要素流动的关键堵点,市场分割不仅阻碍了资本、劳动及数据等要素有效配置,也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而自贸区营造了高质量的开放环境,可以增强市场中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弱化由市场分割带来的扭曲。由此可以预计,对于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地区,自贸区高质量开放优势将越发明显,市场需求提升空间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也更强。为此验证上述推测,本文参照桂琦寒等(2006)[39]研究,使用相对价格法来度量地区市场分割,并且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市场分割地区和低市场分割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表7列(1)和列(2)汇报了市场分割异质性检验结果。不难发现,在高市场分割地区组别中,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低市场分割地区组别中,回归系数较小,且二者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是在10%水平上显著,证实二者系数存在差异。这说明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敏感,这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

表7 异质性检验结果

注：组间系数差异是费舍尔组合检验,[ ]内为p值。stata提供的组间系数差异值只保留小数点后3位。

2.数字基础设施

理论部分指出,数实融合的逻辑本质是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与扩散。如果上述理论逻辑有效,那么可以推测,对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地区,其培育数字技术的底座愈加坚实,数字技术水平也越高,相应地数实融合水平越突出。为了验证上述推测,本文将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城市视为数字基础设施好的地区,没有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城市视为数字基础设施差的地区。表7列(3)和列(4)汇报了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数字基础设施好的地区中,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数字基础设施差的地区中,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且二者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是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好的地区更为明显。

3.商业信用

作为非正式制度优势,商业信用反映了企业在商业活动中所面临的营业信用和商业氛围。地区商业信用环境可以与自贸区制度环境相互协同、优化制度供给机制,满足更多市场主体的制度需求,创造更大的制度红利。由此不难推测,商业信用越凸出的地区,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越强。为了验证上述推测,本文使用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来表征地区商业信用水平,并且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商业信用好的地区和商业信用差的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表7列(5)和列(6)汇报了商业信用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商业信用好的样本中,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而在商业信用差的样本中,回归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二者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证实系数间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来看,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在商业信用较好的地区更为明显。

六、进一步分析

前文研究证实,自贸区设立可以显著地推动数实融合,但是否提升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尚未得到回答,即自贸区的辐射效能还未明确。在自贸区顶层设计中,多个试验区希望以自贸区为中心,发挥自贸区的辐射效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如《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提出,自贸试验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但是学界关于自贸区辐射效能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结论。有学者发现,自贸区设立不仅促进所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创新能力也存在帕累托改进[14]。但蒋灵多等(2021)[13]研究指出,自贸区设立不能带动毗邻城市的出口,其辐射效能并不突出。对于结论的差异,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既有研究揭示自贸区的辐射效应大多数是基于静态视角,没有考虑到发挥自贸区的辐射效应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为此,本文尝试分别从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揭示自贸区设立对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影响。在探讨之前,本文首先参照黄祖辉等(2022)[40]对辐射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如式(7)来考察自贸区设立对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影响。

dcfit=z0+z1kdidit+∑zXit+μi+νt+εit

(7)

其中,kdidit含义是i城市在t年其相邻的城市是否设立自贸区,如果设立自贸区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以苏州市为例,苏州市与上海市相邻,并且上海市在2013年设立了自由贸易实验区。因此,苏州市在2013年及其以后赋值为1。同时,如果某个城市在样本期间内从未与设立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城市相邻,则该城市取值均为0。模型中其他变量含义均与基准模型相一致。z1是重点关注系数,反映自贸区辐射效应的检验结论。如果z1是正数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自贸区设立可以提升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式(7)主要探讨自贸区设立对邻近地区的数字融合影响,故估计样本不包含自贸区自身城市样本。

对于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本文解释如下。在梳理各地区自贸区试验区总体规划方案发现,多个地区如浙江、江苏、河南等自贸区均希望经过三年左右的改革探索,可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13]。因此,本文以三年为标准划分长期和短期。但需要注意到,本文划分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是以研究区间2011—2021年为标尺,自贸区设立是从2013年开始,2020年结束,样本内包含2019年、2020年短期内设立自贸区以及2013年到2018年长期设立自贸区。为此,本文将2013—2020年的自贸区邻近地区样本进行划分,包含仅含2013—2018年的自贸区邻近样本和仅含2019—2020年自贸区邻近样本,研究区间依旧为2011—2021年。对于仅含2013—2018年的自贸区邻近样本而言,本文剔除了2019年自贸区邻近城市样本和2020年自贸区邻近城市样本,样本仅包含2013—2018年的自贸区邻近城市样本和其他2011—2021年从来没有与自贸区的相邻城市样本,此时其辐射效应是长期效果。对于含2019—2020年自贸区邻近样本而言,本文剔除了2013到2018年自贸区邻近城市样本,样本仅包含2019年和2020年的自贸区邻近城市样本和其他2011—2021年从来没有与自贸区相邻的城市样本,此时其辐射效应是短期效果。

表8列(1)汇报了包含总体样本的辐射效应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自贸区辐射系数没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自贸区通过辐射效能提升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暂未显现。这难道意味着自贸区辐射效能不存在吗?为了深入探究,本文将视角放在长期来看。列(2)汇报了长期视角下的辐射效应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自贸区辐射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自贸区提升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在长期中有效。列(3)汇报了仅含短期视角下的辐射效应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自贸区辐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自贸区提升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在短期内不明显。出于稳健性考虑,列(4)还在长期视角2013—2018年中剔除2017年、2018年自贸区邻近城市样本,仅探究2013-2015年邻近城市样本的长期辐射效应,结论依旧稳健显著。综合上述,自贸区提升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只在长期中有效,而在短期内并不明显。可能原因是,对于短期内设立的自贸区而言,其辐射效应还处在改革探索期,推动邻近地区的市场制度变迁暂未发挥积极作用,使得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效应并不明显。

表8 进一步分析

七、结论与建议

自贸区是推广制度开放的试验田,为我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动能转换贡献了一系列经验成果。立足于自贸区为中国制度创新提供源源不断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为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竞相发展提供制度优势这一基本事实,本文基于2011—2021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自贸区设立有助于提高数实融合水平,并且自贸区的制度协调成本越低、授权力度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越明显。第二,供给侧的数字技术水平提高和需求侧的市场需求扩大是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重要渠道。第三,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在市场分割较高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以及具有商业信用优势的地区中更为敏感。第四,自贸区辐射带动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效应只在长期中有效,而在短期内并不明显。依据上述结论,本文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扎实推进自贸区提升战略,推广优势经验做法,充分发挥制度创新优势。一方面,自贸区要积极吸收先进的开放制度成果,推广更稳妥、更安全、更具特色和更高效的对外开放经验做法,为发挥制度优势和构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体系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要发挥自贸区的制度开放红利,凸出数字技术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不断吸引新创科技企业进入,培育优质市场主体,使其成为新兴业态发展的前沿高地。

第二,赋予自贸区较大的改革试验自主权,拓展自贸区制度集成创新空间。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向自贸区简政放权,提高自贸区管理权限,推行自贸区在创新改革上的报备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制度协调成本,充分调动自贸区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转变思维,促使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应主动服务协调自贸区的工作事项和利益关联,可以尝试开辟绿色通道,缩短自贸区对接决策中心的距离,帮助提高自贸区在制度创新上的集中决策效率。

第三,积极营造其他非正式制度优势,使其与自贸区制度环境相互协同、相互配合,优化制度供给机制,满足更多市场主体的制度需求,创造更大的制度红利。具体地,发挥自贸区的数实融合效应,除了需要上级部门的顶层设计外,还要改善地方非正式制度环境,营造信用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商业氛围,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筑牢数实融合地基,为创造更大的制度红利,提升数实融合集聚势能。

第四,以长远发展眼光看待自贸区的辐射效能,积极制定接受辐射的产业政策,克服辐射接受不到的担忧情绪。对于自贸区邻近地区而言,要以长远发展视角看待自贸区的辐射效能,主动打通接受辐射的快速通道,制定接受辐射的产业政策,承接自贸区外溢的产业,错位打造自贸区配套服务基地,并借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优势产业。

参考文献

[1]蔡昉,林毅夫,张晓山,等.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学动态,2018(8):4-17.

[2]裴长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周年:基本经验和提升战略[J].财贸经济,2023(7):5-21.

[3]张洪胜,谢月星,杨高举.制度型开放与消费者福利增进——来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3(8):155-173.

[4]李光辉,程仕杰.习近平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重要思想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方略[J].经济学家,2024(1):5-13.

[5]李平,乔友群,张静婷.制度型开放如何促进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23(7):108-125.

[6]张柳钦,李建生,孙伟增.制度创新、营商环境与城市创业活力——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10):93-114.

[7]李嘉美,韩建雨.自贸试验区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22(7):28-35.

[8]王定祥,吴炜华,李伶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及机制分析[J].改革,2023(7):90-104.

[9]洪银兴,任保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3(2):5-16.

[10]张晖,李靖,权天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问题探索,2023(10):1-15.

[11]许江波,董启琛,卿小权.自贸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价值?——“双循环”视角下的分析与检验[J].会计研究,2022(10):85-98.

[12]黄少安,孙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否优化了服务业资源配置?[J].社会科学战线,2023(3):80-94.

[13]蒋灵多,陆毅,张国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中国出口行为[J].中国工业经济,2021(8):75-93.

[14]崔日明,陈永胜.自贸区设立、经济集聚与城市创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11):97-112.

[15]许晨曦,牛志伟,董启琛.制度环境变革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J].改革,2023(2):139-154.

[16]李鑫,叶永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契约执行环境改善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23(1):142-157.

[17]任晓怡,苏雪莎,常曦,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中国软科学,2022(9):130-140.

[18]BAO T,DAI Y,FENG Y,et al.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trade and capital flows:evidence from China pilot free trade zones [J].The World Economy,2023(5):1408-1422.

[19]沈和斌,邓富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出口产业升级[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16.

[20]高国珍,胡金淼,常裕琦.自由贸易试验区促进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3(7):28-41.

[21]钞小静.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J].财贸研究,2022(12):1-8.

[22]王晓丹,石玉堂,刘达.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4(2):44-58.

[23]刘淑春,闫津臣,张思雪等.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J].管理世界,2021(5):170-190.

[24]蔡双立.扬长避短,走数字经济包容发展之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6-9.

[25]郑展鹏,曹玉平,刘志彪.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认识误区及现实困境[J].经济体制改革,2019(6):53-59.

[26]杜金岷,吴非,韩亚欣.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目标导向、制度约束与突破路径[J].亚太经济,2017(1):147-153.

[27]张帅,吴珍玮,陆朝阳,等.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J].经济地理,2022(7):22-32.

[28]SUN G L,FANG J M,LI J N,et al.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24,200:123097.

[29]史丹,孙光林.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J].改革,2023(2):1-13.

[30]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10):65-76.

[31]黄群慧.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7(9):5-24.

[32]BECK T,LEVINE R,LEVKOV A.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0,65(5):1637-1667.

[33]DE CHAISEMARTIN C,D’HAULTFOEUILLE X.Two-way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0,110(9):2964-2996.

[34]杨洋,徐承红,薛蕾,等.高铁建设与城市数字产业发展——基于信息服务企业进入的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22(5):42-55.

[35]孙勇,樊杰,刘汉初,等.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2(2):124-133.

[36]HARRIS C D.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54,44(4):315-348.

[37]郭进,兰叶凡.国内市场潜力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演化和机制分析[J].经济评论,2021(6):118-135.

[38]DISDIER A C,HEAD K.The puzzling persistence of the distance effect on bilateral trade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8,90(1):37-48.

[39]桂琦寒,陈敏,陆铭,等.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6(2):20-30.

[40]黄祖辉,宋文豪,叶春辉,等.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22(1):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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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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