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定》的制定背景和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这是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事关依法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对证据制度乃至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深远影响。根据中央改革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政法各部门研究制定了严格实行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改革文件，2017年4月18日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今天正式公开发布。《规定》的制定出台，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需要。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是保证办案质量的关键。近年来发现并纠正的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在证据和事实认定方面出现错误，都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紧密相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特别是重大冤假错案反映的突出问题，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对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工作提出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有助于促使办案人员严格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二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需要。根据中央司法改革部署，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吸纳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主要内容，在立法层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遏制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政法各部门对相关规定的理解和认识存在一定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规定》以问题为导向，紧扣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注重规定内容的针对性、有效性、可操作性，既便于司法实践操作，又将相关要求上升到工作机制层面，确保政法各部门一体遵循、严格执行。
三是推进司法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需要。新时期新阶段司法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的创新过程。《规定》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着眼点，全面深入推进司法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既着眼于落实已有法律规定，又积极促成政法各部门对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问题达成共识；既着眼于强化巩固科学的司法理念，又立足于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律制度。《规定》在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等思想观念基础上，以科学的司法理念为引领，建立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为办理刑事案件提供更加明确规范的根据指引。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时期，中央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保证公正司法的高度，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制度，并专门出台《规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对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推进作用。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证据制度不发达，证据的收集、审查、运用缺乏必要的规则指引，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缺乏相应的程序性制裁，势必导致冤假错案风险增加，司法公正难以得到制度保障。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切实维护刑事案件的实体公正。
二是对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大推进作用。2004年，我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这对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现代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刑事诉讼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有助于规范办案人员的取证行为，促使侦查机关转变办案方式，提高执法办案的法治化、文明化、规范化水平，也有助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等基本人权，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三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推进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优化刑事诉讼职能，切实解决庭审虚化等问题，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切入点。通过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进一步彰显程序性裁判的重要性，促使被告方更加重视程序性辩护；能够进一步规范控诉职能，促使控诉方强化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和证明；能够督促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对证据合法性争议展开充分辩论，使庭审真正发挥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的决定性作用。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以“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为宗旨，重视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强化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排除职责，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有助于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规定》分五个部分，共计42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般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两个方面，其中，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的认定是最为核心的问题。《规定》第一部分“一般规定”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和规定，结合改革要求和实践需要，对有关问题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定。
1.采用刑讯逼供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规定》明确指出，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实践中，要注意把握案件情况和在案证据，准确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2.采用威胁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为严格落实刑事诉讼法严禁以威胁方法收集证据的要求，《规定》指出，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3.采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为落实中央改革要求，《规定》指出，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4.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规定》要求，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为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考虑司法实际需要，《规定》设定了两种例外情形：一是（侦查阶段）取证主体变更的例外。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之后收集的重复性供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二是诉讼阶段变更的例外。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有关供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5.明确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排除规则。在一些案件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关键性作用。对证人、被害人非法取证，不仅极易影响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还将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规定》明确要求，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6.明确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为有效遏制非法搜查、扣押等非法取证行为，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规定》明确要求，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收集物证、书证的行为，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角度，不宜对非法实物证据实行强制排除。司法实践中，可以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裁量决定是否排除有关证据。
（二）侦查
明确侦查取证的程序规范，是依法认定非法证据、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在要求。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并不单纯在于排除非法证据，更重要的是推动完善侦查取证程序，从源头上防范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行为发生。《规定》第二部分“侦查”立足法律和相关规定，侧重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易发的环节，有针对性地明确了侦查取证的程序规范。
1.严格规范讯问地点。《规定》要求，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
2.完善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与讯问笔录相比，讯问录音录像具有客观性、直观性等特点，能够直接反映出讯问过程是否合法，这也是立法上和实践中格外重视讯问录音录像的重要原因。《规定》对讯问录音录像的制作提出以下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全程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3.完善讯问笔录制作要求。司法实践中，讯问笔录是固定被告人供述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证据，通过讯问笔录显示的讯问时间、地点、提问内容、笔录篇幅等情况，可以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规定》要求，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制作讯问笔录。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
4.严格规范看守所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看守所的提讯登记和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能够直接反映提押、讯问和采取有关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尤其是体检记录能够直接反映犯罪嫌疑人身体是否有伤或者存在异常，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紧密相关。为及时发现并有效防范刑讯逼供行为，《规定》对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作出了严格规范。
5.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为落实法律规定，在诉讼程序中对非法证据尽早发现、尽早排除，《规定》明确了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程序。
一是人民检察院依申请排除。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并将调查结论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二是侦查机关依职权排除。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的，不得移送审查起诉。侦查机关发现办案人员非法取证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可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
（三）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是刑事诉讼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都涉及证据合法性的审查问题。为确保人民检察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定》第三部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设置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程序。
1.讯问时的权利告知。《规定》要求，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告知诉讼权利，既是法律的内在要求，也能促使犯罪嫌疑人尽早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进而尽早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
2.人民检察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要求，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同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相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3.对非法证据以及案件的处理。《规定》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同时，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不得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实践中，一些案件的关键证据属非法证据，除该证据外可能缺乏必要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为确保案件质量，人民检察院既要严格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又要在排除非法证据后严格把握案件证明标准，不得将定罪证据存在疑问、证据不足的案件提起公诉。
（四）辩护
为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确保被告方有效取得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依法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切实解决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难等问题，《规定》第四部分“辩护”规定了被告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有关事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对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规定》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规定》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有助于防止被告方滥用申请权，避免造成司法资源浪费。需要强调的是，要求被告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时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只要使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即可，不能让被告方承担侦查人员取证合法性事项的证明责任。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获取有关证据材料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讯问笔录、提讯登记、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等证据材料。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
（五）审判
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涉及的是诉讼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需要通过专门程序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这对庭审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规定》第五部分“审判”规定了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程序。
1.程序启动。从刑事诉讼法规定看，我国实行依职权和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行的模式。司法实践中主要是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要求，为确保被告人知晓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为避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突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而导致庭审中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未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不予受理。
2.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为避免因被告方当庭突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导致庭审中断，影响审判顺利进行，《规定》明确了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机制。
一是明确应当召开庭前会议的情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也就是说，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召开庭前会议就是一个必经的程序。
二是明确庭前会议的基本功能。为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程序在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方面的预期功能，人民检察院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人民法院可以核实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后，发现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有待进一步明确，或者出现新的争议，人民检察院需要补充收集证据的，也可以多次召开庭前会议。
三是明确控辩双方撤回证据或者申请的情形。为强化庭前会议的有效性，《规定》要求，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撤回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撤回申请后，没有新的线索或者材料，不得再次对有关证据提出排除申请。
四是明确庭前会议对证据合法性争议的初步处理。根据《规定》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对取证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如果仍要在法庭中进行调查，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将架空庭前会议制度。鉴此，《规定》要求，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在法庭审理中进行审查。实践中，公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能够明确排除非法取证情形，人民法院对证据合法性没有疑问，且没有新的线索或材料表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以不再进行调查。
3.庭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根据中央改革要求，庭审是解决控辩双方争议问题的关键环节，庭审阶段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程序，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核心问题。
一是以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以法庭调查结束前调查为例外。为保证庭审集中持续进行，《规定》要求，庭审期间，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具体言之，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情形，如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法庭就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对多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或者案件中还有其他相对独立的犯罪事实可以调查的，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二是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方式。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鉴此，《规定》要求，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出示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质证、辩论。如果法庭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公诉人、辩护人到场。
三是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标准。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是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事实，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存在紧密关联。因此，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标准，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在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规定》要求，经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规定所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对依法予以排除的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判决的根据。
四是法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裁判方式。为规范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的处理程序，《规定》要求，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无论是当庭还是休庭后作出决定，在法庭作出相关决定之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法庭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审查情况，以及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调查程序后的处理结果，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审查、调查结论并说明理由。这既是裁判说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控辩双方了解裁判理由并据此决定是否提出抗诉、上诉的根据。同时，通过不断积累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的案例，也有助于各地法院互相借鉴经验，更好地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4.二审阶段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结论的救济程序。控辩双方可以在上诉、抗诉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提出异议，二审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二审程序中首次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说明其未在一审中提出申请的理由，二审法院应当进行审查。为避免因人民检察院怠于举证而引发不必要的程序争议，人民检察院在一审程序中未出示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法排除有关证据的，在二审期间不得出示之前未出示的证据，但一审后发现的新证据除外。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没有审查，并以有关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光明日报记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请问《规定》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律师的辩护职能？
杨向斌（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副司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专门的法律适用问题，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是不熟悉法律的人，如何让精通法律的辩护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有效发挥作用，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规定》将“辩护”作为专门一章， 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强化辩护律师的职能作用，《规定》提出了以下几项举措：
一是强化辩护律师在诉讼各阶段特别是侦查阶段的辩护权。《规定》提出，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
二是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规定》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目前，司法部拟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就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基本职责、运行模式、工作管理和保障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
三是强化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规定》明确提出，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讯问笔录、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等证据材料。同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有关部门收集但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联系的，应当予以调取。这些关于申请权和阅卷权等方面的规定，有助于解决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困扰辩护方的取证难问题。此外，《规定》对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具体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作了详细规定，强化了程序启动、庭前会议和庭审阶段的律师辩护权及救济程序，为充分发挥律师辩护职能作用提供了保障。
检察日报社记者：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着审查的职责。请问《规定》从哪些方面强化了检察机关在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方面的作用？
万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决定其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承担客观公正的义务，在审查判断证据时既要重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也要重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依法审查并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从四个方面强化了检察机关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
一是强化了在侦查期间对侦查机关取证合法性的监督。《规定》明确，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上述规定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活动的监督。
二是强化了对看守所收押体检的监督。《规定》要求，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身体检查。同时明确了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时制作的体检记录是证明侦查人员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重要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7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的方式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因此，体检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对于判断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十分重要。上述规定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对看守所收押体检的现场监督，确保看守所如实记录体检结果。
三是强化了对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的监督。去年“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规定》明确，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由驻所检察人员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具有亲历性、便利性和相对中立性的优势，有利于将监督关口前移，对采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早核查、早发现、早排除，解决当前刑讯逼供发现滞后、调查取证困难、证据易于灭失等问题，防止“有病证据”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四是强化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审查和排除工作。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有助于纠正侦查程序中的违法行为，防范冤假错案发生。《规定》明确，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相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人民检察院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不得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
上述规定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对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范侦查取证活动，维护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非法取证，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光明网记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除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外，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防范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行为发生，促进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和规范化。请问《规定》从哪些方面完善了侦查取证程序？
陈士渠（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规定》立足法律和相关规定，侧重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易发的环节，从以下五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明确了侦查取证的程序规范。
一是严格规范讯问地点。《规定》要求，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询问室进行。因客观原因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室以外的场所进行讯问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
二是完善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规定》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这里规定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主要是指应当适用的法定刑或者量刑档次包含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是指致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案件，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毒品犯罪等重大故意犯罪案件。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三是完善讯问笔录的制作。《规定》要求，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制作讯问笔录。这是对制作讯问笔录提出的基本要求，侦查机关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公检法配套规定的要求，严格规范讯问笔录的制作。
四是严格规范看守所的提讯登记和收押体检制度。为及时发现并有效防范刑讯逼供行为，《规定》要求，看守所应当对提讯进行登记，写明提讯单位、人员、事由、起止时间以及犯罪嫌疑人姓名等情况。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身体检查。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检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有伤或者身体异常的，看守所应当拍照或者录像，分别由送押人员、犯罪嫌疑人说明原因，并在体检记录中写明，由送押人员、收押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五是推动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规定》要求，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提请法庭通知侦查人员出庭就相关情况接受发问。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积极推动侦查人员出庭，联合检法出台刑事案件警察出庭作证相关实施办法，对警察出庭作证的主体、范围、程序启动、出庭前准备、作证流程、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系统的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人民法院将如何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在处理证据合法性争议方面的功能？
戴长林（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人民法院要坚定地履行法定职能，切实发挥庭审在认定证据、保护诉权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依法处理证据合法性争议，使法庭成为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的“殿堂”。
一是要准确把握非法证据的范围和认定标准。对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刑讯逼供方法取得的重复性供述，坚决依法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严格依法予以排除。
二是要依法保障被告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权利。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积极功能，依法保障被告方对证据合法性的异议权，有效解决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难的问题。一旦被告方在开庭审理前就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并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听取诉讼各方意见，能够形成共识加以确认的，及时通过庭前会议加以解决。
三是要严格规范庭审阶段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要坚持对证据的合法性优先调查，控辩双方对证据合法性存在争议，法庭决定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原则上应当先行当庭调查，充分保障控辩双方对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质证权。法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原则上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通过公开透明的庭审切实解决非法证据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要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排除非法证据后定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为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改革，我院近期起草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正在广东省广州市、浙江省台州市、湖州市、吉林省松原市等18个中级人民法院和部分基层人民法院进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将在全国法院正式推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请问中央政法各家在制定《规定》过程中主要有哪些考虑？
戴长林：《规定》既是落实中央改革精神和要求的重要措施，也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指导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和刑事审判实践的关键性文件。为强化《规定》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过程中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以来，在提高办案质量、统一执法理念、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司法公正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何种取证方式属于非法取证标准不一；对非法取证基础上形成的重复性供述是否排除规定不明；法庭审理时对取证合法性存在争议的证据一律先行当庭调查，造成部分案件庭审过分迟延；公诉机关对取证合法性的证明方式相对单一，证明力不强等等。《规定》针对司法实践包括纠正冤假错案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从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方面入手加以完善，为进一步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更加明确的遵循依据。
二是区分不同情形作出规定。《规定》既立足中国国情和司法实际，又坚持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区分不同情形作出具体规定，体现改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定》针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不同特征为非法取证立标准，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实行绝对排除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实行裁量排除；以源头治理为重点，进一步明确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各自诉讼阶段对非法取证的审查方式和职责。
三是以法律为依据注重制度衔接。《规定》在总结实践经验和调研成果的基础上，以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与相关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及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相关制度规定，在内容和制度设计上保持有效衔接。
四是注重循序渐进抓关键问题。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改革，涉及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和侦查、起诉、审判、辩护等各项诉讼职能，有些改革举措还触及深层次的司法体制机制问题，经过政法各部门认真研究，对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形成共识，并且通过改革深入推进不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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