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 诺奖，大师，与科技创新视角下城市规划的机遇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建筑与工程学院城乡规划系系主任

今天报告的主题是“机遇”，但我真正想要探讨的是“问题”，当我们把问题分析清楚后，机遇就会变得明显。问题主要包括规划研究、规划教育和规划实践等几个方面。特别是规划的研究，国内外的城市规划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到十字路口，我们对比中外规划系统，研究国内外的规划内容，可以发现国外城市规划（尤其是欧美日发达国家）更多关注的是“process（过程）”，而我们则更多强调的是“outcome（成果）”。

谈到城市规划，首先要谈到的就是人和空间。目前，全球80多亿人口所居住的城市占了地球表面积约4%~5%的土地。尽管经过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根据最新统计，我国城市的建成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面积的1.15%。如果按照胡焕庸线来计算，把所有人口放在东部245万平方公里，把所有城市也放在东部，这样也仅占4.5%。从空间角度来讲，我们规划师还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再谈城市化问题，1980年时我国城市化率不到20%，而现在已达超65%。世界城市化率才超过55%，发达国家约为80%~90%。实际上，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比如澳门已实现100%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我们研究城市、研究规划、研究未来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和国外目前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科技创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下面两位名人的发言充分凸显其中的关系，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一个是欧美的科技发展，可以说这是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城市和人居环境的两个重要内容。确实，科技创新带动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带动城市化。城市化的确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土地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设施问题、生态环境、公共卫生问题等等。但我们也对城市赋予了美好期盼，例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韧性城市、慢行城市、生态城市、公园城市、宜居城市、特色城市等等，从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美好愿望。

尽管城市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城市规划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一百年间，我们发展了很多工具，并不断进行研究改进。这些工具对规划来说非常有用，但也存在很多局限，需要我们去创新和改革。

更重要的是，规划界要在注重实际的过程中保持思想的探索，对城市本质的认识。我们需要反思，从研究创新的角度对城市的认识、规划设计工具方面有什么推进？国外在这方面相对做得更好，上图右是国际规划界具有代表性的8本书籍。例如空间生产论、花园理论规划理论等等，其中花园城市可以算是（唯一）一个在实践之前出现的理论。规划设计领域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非常需要常识的领域。在规划这个领域，科学的理论会在实践之前出现吗？我希望有但目前的结论似乎是没有。

这些思想家、理论家的确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但目前看来还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从城市规划学科中产生的。那么诺奖得主的研究内容与城市和规划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非常有关。目前有近100位经济诺奖得主，其中有近30%，也就是三十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城市和规划相关。例如以下几位：

1973年获得诺奖的Wassily Leontief, 他研究出的I-O模型与我们常谈论的产业行业密切相关，比如地产行业，我们常说地产行业会有很多的连带企业，那在目前地产行业相对下滑的情况下会如何影响其他产业呢？他在1973年发明的Input-Output model，实际上是在国家范围内研究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连带关系，I-O模型已经被几乎所有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计算方式。此后，MIT和美国的几位城市规划学者 (如Karen R. Polenske教授) 总结发展为空间Spatial I-O模型，这成为区域研究、产业规划的一个必要理论模型。这个模型在交通，物流，国际贸易，空间相互作用有很好的应用。

2000年，研究交通规划的Daniel McFadden，在六、七十年代开展旧金山湾区交通规划时发明了Logit Model, 这是我们在做交通流量、交通规划分析中必用的一个模型。他的研究是基于人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理论Choice Behavior and Theory.

Paul Krugman研究贸易理论，贸易不仅是国际贸易也包括公司之间，城市直接，区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他通过研究贸易来研究产业及区域发展，也涉及到城市复杂性和经验规律，如幂律。结合经济发展理论和研究，使他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与规划密切相关。

Lloyd Shapley研究的是匹配理论， 来自对家庭婚姻和高校招生等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的研究。目前城市和规划研究者开始采用到规划公共设施布局过程中，学校、公园、医院等公共设施都是服务于人口的，那么就要研究与服务对象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公共设施的空间分布之间要如何做到合理匹配。

这些诺奖得主是从人、组织，国家、社会活动行为，特别是经济活动的行为出发进行科学研究。总结他们的研究，我发现，他们是通过现象出发，来研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寻找机制，建立概念和方法，他们很少去借用一个模型。但我们现在的城市和规划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很少有模型和方法是自己基于对问题的认识开发的，几乎都是借用外来的，借来的方法工具又很少有有效性（valid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 验证，并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城市和规划研究问题，得到的结论也就不一定能直接用在城市规划中来指导实践。因此，如果诺奖研究值得借鉴，那么城市规划和研究应从现象出发，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到机制，并建立基于问题的概念和模型。

除了诺奖获得者的研究会给我们启示，还有很多城市学者和规划设计大师的思想对于城市和规划也是非常有意义的。Christopher Alexander的著作“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是我们建筑学和城市规划教学的经典著作，他把人居环境从小到大进行系统的分类，在每一种规模和空间模式中寻找相应的经验规律或特点，起到了“字典”和“手册”的作用，对我们学习和研究人居环境的人非常有益。他是建筑和规划领域里著作颇丰的一位学者和实践者。

Kevin A. Lynch，在《城市意象》中构建了历史性、经典性的城市设计意象的模型，通过统计、认知地图以及统计分析的方法，寻找到我们现在常谈的城市设计五要素。这就类似科学研究里找到了认知城市的一些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设计。

William Alonso的著作《区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 and Land Use）是定量城市研究的经典。规划的本质之一是空间资源的分配，主要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他认识到人们的出行和地点选择主要是受经济因素制约，通过对每家每户的预算线分析，从家庭行为出发非常巧妙地建立了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的模型，这是单纯对已经形成的城市土地利用或分配好的资源进行单纯的空间定量分析。

此外还有两位可以放在一起讲，一位是Thomas L. Saaty，我们在做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评论规划项目时，我们一定会用到他的AHP办法。另一位是George Dantzig，他们都是商学院或工学院优化运筹学的教授，他们合写了《Compact City》这本书，开创了规划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个新课题——“紧凑城市”。他们甚至召集规划师做了样板紧凑城市规划方案， 有点类似霍华德的《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城市是人类最大家园，城市问题和规划涉及方方面面，他们的工作充分说明城市规划的多学科性和广泛性。

接下来，我想谈一点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会习惯把城市问题、规划问题当作定量问题，用相关回归空间分析等定量模型来解决，但是城市问题并不是能简单依靠一个模型来解决的， 当你把任何城市和规划问题转成定量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思维问题。没有一个科学发现，尤其是在城市和规划里，是通过相关回归发现的，因为它们不能带来因果关系，也不说明机制问题。刚才看到的八本书以及几位大师的作品，形式上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都是书，很少有文章，并且都是定性研究、逻辑推理研究。在这里推荐两本有意思的定量分析畅销书：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和How to Lie with Maps.我是想说很多定量研究并非更科学，里面有很多规划设计里经常提到的“拍脑袋“的情况，比如模型建选，变量筛选，结果讨论，和价值取向等等都会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

其次，我们都知道牛顿被苹果砸到然后发现了万有引力的故事，在当时肯定不止牛顿会被砸到，但为什么只有他发现和揭示了？我们要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相比研究宇宙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们看不到几亿光年之外的宇宙，只有通过望远镜去研究。基因科学家们只能通过制造的显微镜来观察和研究基因，而城市和规划研究者以及规划师们就生活在我们规划、设计、建造、管理和使用的城市中，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是天天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我们却找不到北，用外借的概念和方法找到的“真理”也似是而非。我们需要反思，是否找到了我们相信存在和应该找到的城市和规划的规律？

爱因斯坦在一百年前做了两个理论预测，一是重力波，二是光是可以弯曲的。他的理论在一百年后被证实，这是理论指导实践或者说是理论引导了现象被观测到的例子。但是我们的规划设计理念却很少有理论是在实践之前的，这是因为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现象，而我们关注的城市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创造，这也意味着城市主体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需要规划、设计、建造，使用，更新出来并不断被再创造的。那么，就一定是先创造才能进行研究反思导致创造的思想和认识是否正确，因此规划是通过实践和对实践总结来引导理论的。因为城市主要是人工的，就自然会涉及安全与适用和美观与公平等物质标准和精神判断。进而，城市和规划是否存在如自然界里的规律的问题就值得提出。试想我们动用所有研究工具，包括AI， 并且启用所有数据来研究南京，我们会找到有关南京城的特殊规律或有关任何城市的一般规律吗？如果可以找到，也是众多城市和规划学者一直努力探究的，那么这些规律是哪里来的呢？人类可以制造规律吗，包括经验规律？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到对城市和规划的认识和研究范式。

我们必须要找到规划的内涵硬核而不只是认识它的外延，规划的最本质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城市规划的核心是在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要求下有限资源的合理空间配置，并且是通过规划设计建造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对建成环境的理论总结有助于创造。

分享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美国几十年的公共住房研究发现，高层居住建筑与犯罪、贫穷，涂鸦以及不按时交房租有关，因此就把住户通过给租金补助或房票分散到城市低层公寓住宅中去，认为这样可以解决高层住宅的问题，用这样的方式来部分解决住宅社会问题。但是一个印度移民却认为，在印度、香港、新加坡等地也有很多住宅高楼，并没有造成社会问题，于是他就向美国住房部申请一批资金，请人把房子修整好并租赁出去，又请警察局在每一座楼下停放警车，警察不定时在那里开会，结果发现，上面提到的问题就基本消失了。用这样的管理或商业类方法至少为业界学界多年研究发现的“高度、密度与犯罪相关”的问题找到了非常实际的解决途径。我想表达的是好的城市和规划研究要从问题出发回到解决问题，而不只是测度性导出一些影响因素和统计相关。

定量分析的确非常重要，自从1950年代起我们将定量分析应用在城市和规划研究中，从早期的社会物理，到相关回归，到空间分析、到大数据以及如今的AI, 我们几乎用到了所有可能的外来定量模型。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对城市人居环境的认识有没有本质的提高？我们在借用其他学科模型的同时要思考，为什么这些模型和工具，如果它们确实有效的话、不是我们领域内开发出来的？难道我们只有后发优势的能力而不是先发优势的创新？可能需要城市规划教育和研究的改革才能根本改变。

规划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但回想我们当前的工作，从研究到教育可能花了90%的时间来分析过去和现在，能有10%的时间畅想未来就很不错了。这样规划教育培养出来的是规划师还是分析师呢？上面提到的重大科技发明，例如共享经济模式、超级高铁、AI等科技发明都会对规划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在其中是起到了引领作用还是跟随作用呢？规划师和分析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心有诗和远方善于解决问题，一个满脑子都是问题但常常两手无措。也就是常说的一个会做（walk），一个会说(talk)。

关于“Talk the talk，walk the walk”，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做什么样的规划研究者， 培养什么样的规划学生，做什么样的规划师，才能帮助改变目前城市规划面临的局面？如果商学管理领域几十年前的学科自省和共识可以借鉴的话，我认为是既要会说又要会做。我在国外教授城市规划本硕博二十多年认识到，大部分国外规划系的教师，比较擅长说而不太会做。与之相比，中国模式下工科类规划人是做优于说，理科或社科类规划人是说胜于做。既会说又会做的不多，能说会做是今后更高的要求。当然这里值得商榷的是说的和做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联系到具体的规划教育，我认为目前有三个模式：一是欧美模式，以社会科学为主，比较会说但不太会做。二是以建筑老八校如清华、同济，天大为代表的中国工科规划模式，很会做但不太会说。三是以北大、南大，浙大、中山为代表的理工文管综合规划模式，既会说也会做，但两方面都需要做的更好。这三种模式更多是基于传统优势和发展阶段，现在有趋同倾向，相对而言说的能力在增加，做的能力在减弱。

世界和各国的城市化在可预测的将来还会不断提高并会往精细化方面发展。因此，城市问题和规划任务就会源源不断，相应的规划教育，研究和实践就会持续并任重道远。随着科技的创新和社会的发展，城市规划领域也有很大的推进和发展，这从今天的规划新概念和新方法中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城镇化实践是人类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今后的更新再发展也会持久弥新，并一定会形成中国模式和中国理论，这方面从国空规划到一张蓝图到城乡融合都可以感受到。城市规划的未来前景广阔，而这个美好前景需要城市学者、规划师生、政府官员、企业人士、全体人民携手共研、共创、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在这个城市逐梦和规划寻机的旅途上需要智者指引、思维创新、政策支持、市场参与，其中最关键的是源源不断的规划新人和他们带来的持续性的规划创新。

本文来源：规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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