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大选中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激发选民热情，去年又在新一轮的大选中提出“让美国保持伟大”的口号。以美国1776年建国二百多年历史中所创造的物质与文明成就而论，确有其可称为“伟大”的荣光。但如今特朗普政府已背离美国立国精神，国内深陷疫情与种族冲突、国际上奉行新孤立主义的美国是否伟大，即便在美国社会也可能会呈现出高度分裂的认知。尤其是当美国一方面退出国际组织并推卸国际责任，一方面又把各种污名“甩锅”给中国，挑唆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局势时，已然走上一条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背道而驰的道路。
美式“人权”双重标准凸显
当美国政府与右翼政客频繁以“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时，其本国人民的生命权这一最大的人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除了枪支泛滥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困境也成为体现这种美式“人权”双重标准的典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蔓延，各国人民都面临着病毒的威胁。在涉及健康与生命的抗疫战场上，美国不仅没有发扬“超级大国”的抗疫领导作用，反而推卸责任、专注“甩锅”，持续煽动国内民粹主义，导致本国抗疫不力而成为疫情的震中。目前，美国已成为全球疫情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但出于选举政治的目的，疫情肆虐之际，特朗普政府非但不总结疫情治理的薄弱环节，反而把精力放在花式指责中国上；不但不承担国际抗疫的大国责任，反而污蔑中国援助与支持全球抗疫的举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右翼政客的攻击虽然能够在国际舆论场域一时带偏节奏，但无数在疫情中失去家人的美国人民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谁应该真正为疫情在美扩散负责。假使那批极力抹黑中国的美国右翼政客能够尊重科学、正视事实，把精力放到改进自身抗疫工作和维护美国人民生命与健康上去，现在美国的疫情也不至于迟迟没有好转。毕竟，若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基本人权，美国又如何称得上“再次伟大”呢？
在民族问题上，美式双重标准有更明显的特征。美国右翼政客无视本国少数族裔长期遭遇系统性歧视、种族冲突严重的事实，一心攻击中国民族问题与宗教政策。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舆论攻击在今年尤为明显。美国国会众议院炮制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企图以所谓涉疆“法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而中国根据反恐一线的图片、视频、访谈所制作的纪录片《新疆反恐纪实》，却遭美国社交媒体禁播，主流媒体也鸦雀无声。可见，美国右翼政客诋毁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措施，实际上是在打着“人权”和“宗教”的幌子推行双重标准。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利用台湾问题、香港议题等来遏制中国，出台所谓“台湾旅行法”、“香港自治法案”，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何不设身处地想一想：假使中国也出台这样那样的法案长臂干涉美国内政，美国又会作何感想？
双重标准让美国违背公平原则
在经济领域，美国一边高喊自由贸易与公平竞争，一边不择手段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欧的竞争，将保护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种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也是极大的讽刺！出于在科技上打压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长期污蔑华为是“中国军方操纵的公司”，“担负着通过技术手段窃取美国敏感信息的职责”。早先为进军美国，华为不惜开放源代码，允许检查网络设备产品，允许选择是否由华为工程师服务，希望借此消除美国官员对华为安全问题的质疑。但是这番诚意并没有换来美国的信任。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再度要求欧洲国家，在建设5G网络时“远离华为公司”。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我们劝说了很多国家不要使用华为，大多数国家都是我去劝的”。在美国的压力“劝说”下，已经有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等多国已经或正在考虑限制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双重标准让美国步入“国家安全泛化”陷阱
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一方面又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择手段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这种双重标准显然不会令美国“再次伟大”，反而可能让美国步入“国家安全泛化”的陷阱。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实体清单如今是越列越长，让普通中国百姓颇感困惑。这两年的美国不知是籍口用顺手了还是真的患了“安全缺乏症”。中国的科技公司、大学、中国留学生、甚至在美华裔科学家都被无端指责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中美两国间正常的科技与人文交流也正在被阻断。
国家只可能追求相对安全，没有绝对安全。美国这样一个世界超级霸权大国患上安全感缺乏症，是令人费解的事。敌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处心积虑为自己塑造敌人并不会令美国更安全也不会更团结。美国以国家安全之名来欺负几家中国的科技公司，霸凌之态显而易见。但中国科技公司毕竟不是弱小的存在，它们背后有无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假如美国真的患了安全感缺乏症，那么它应该明白解药不在中国这里。
双重标准破坏两国民间基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之间的情感也是相互建构的，美国在推动其国内的反华情绪时，它也正在迅速失去中国人民的支持，将两国人民的历史记忆割断、情谊破坏，恰恰是美国政府在双重标准下不断妖魔化中国的结果。如今美国右翼政客还在试图搞产业链“脱钩”，他们无法体会链条上有无数普通员工安身立命的饭碗。一直高举人权与普世价值等道义旗帜的美国不惜摒弃道义，从根本上背弃其立国精神，它也不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愿意看到美国成为担负起国际责任的国家，也希望美国能尽快走出疫情、致力发展、解决其国内社会问题，但美国政府若继续秉持双重标准，把大国实力虚耗在攻击中国上，那么美国终将不会“再次伟大”。
（作者系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昕沫：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原则与中国学派
内容摘要：随着人类自我认识的不断提升和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态势的出现，重新审视和解读东方国家的历史是当代史学界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和社会使命，东方外交史由是而生，并且正以“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平台，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学术群体，发展出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范式。而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亦是中国人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方面观念演变的结果。本文从总结和梳理现有研究东方诸问题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俄日两国的东方学，以及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果入手，提出如下观点：（1）东方外交史是一门研究“东方”历史的学科，以地理、历史和文化联系而言，“东方”系指自成整体的亚洲和北非，而不是欧洲东部的某一国家或地区。（2）东方外交史研究是借助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构建起来的世界史研究，其研究体系是一种新的东方世界体系。（3）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线是各国家、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是各国文明交往交汇。（4）其研究和编写原则应秉持联系原则、整体原则、比较研究原则和开放性原则。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体系；主线；原则；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杨听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世纪以降，古老的东方文明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从主权沦丧到国家重建，从被动应战到主动应对，从彼此兵戈相向到谋求和平共处的一系列角色转型，东方国家开始以自主国家和地区的姿态，或联合或独立地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因而，重新审视和解读东方国家的历史，将东方国家视为整体，将东方文明视为与西方文明同等重要的人类文明，将东方社会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人类自我认识发展的结果，也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对史学发展的现实需求。东方外交史研究应运而生，从2006至2018年，围绕着东方外交史视野下的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日本、印度、中亚和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外交流与互动，“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方外交史等议题，“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了11届会议，先后出版九部东方外交史研究丛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逐渐成为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学术平台，东方外交史也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任何学科和研究范式的兴起与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革新，更需要反思，特别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它既成于对“西方中心论”观念的反驳，就更应成为一种更加科学、客观地研究东方历史、看待人类文明的方式和方法。因而，本文试从总结和梳理现有研究东方诸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果入手，探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问题、主线问题和编纂原则等，以期为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一、从“中国”到“世界”：一种世界观的转变
历史是对人类过往种种活动的记述与解释，而当人们选择用历史材料说话后便产生了史学。对于史学之精神，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换言之，史学的要义是求真，以通过认识过去而认知人类本身，听起来这似乎应归属于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并非笔者能力所及，但笔者也认为，东方外交史研究方法的出现恰恰反映了中国人在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方面的变化。在许多人看来，自我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者”的选择与塑造。萨义德认为，对于“西方”而言，“东方”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相对峙的）他者形象而存在，在对“东方”的构建中，“西方”完成了自我认同和形象塑造。所以，西方中心论也好，白人神话也罢，或者是现代化问题中西方模式的一家独大，都源于这种自我与他者建构的错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强势扩张打破了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中心观”，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到提倡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从科学技术，到制度选择，再到思想文化，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而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自我认知和他者定位的转变。究其根本，我们也陷入了以“西方”定义“东方”，以他者定义自我的思维模式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我们屡次以西方为师，谨‘守’其道却终不能入其门，近几十年来又强调中国之独特，试图‘破’其法而自成一体，那么，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是否能够‘离’于这对立之外，将特殊性寓于世界各种国家和文明的共通性之中。”由是，与其在与他者的定位中界定自己，不如在对世界的关照中认识自己。今日中国的历史学科常作世界史和中国史之分，学生自学习历史之日起就是分别学之，学校分别教之，学者分别研究之，但我们都知道二者密不可分。而且，在何种程度上看待二者的关系并付诸研究，这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更是一种观念的问题。正是由于对所知“世界”的认识不同，不同历史学家才会写出不同的“世界史”。所以，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才会把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称为世界历史学家。
在汉语中，早期的“世界”一词与现在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概念并不相同。能够体现古代中国看待自我与世界的词语或许就是“中国”与“天下”，从这两个词的本义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对待自己和自己所认知的“世界”的基本态度。
关于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古代中国在当时自己目力所及的世界里运用朝贡制度，“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形成“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与西方秩序有着极大差异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却得以在被西方称为“远东”的地区绵延千年，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才开始分崩离析。费正清将这一秩序看作中国内政的外延；史华慈认为这一秩序的核心内容是“普天王权观”，与中国相似的还有诸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美洲文明，它们在自认为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地域内争夺和行使“最高权力”。在这种认知下，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官修史书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世界史”的书写态度。
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和两次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天朝上国梦，也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黎庶昌、曾纪泽、载泽、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出游西方，并向中国引介西方。《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等译作汇编相继问世。1874年，译著《四裔编年表》出版。其后又有《日本源流考》《日本国志》《万国史记》等。至民国时期，国人对于“世界”和“世界历史”的认识渐成体系。而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促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家开始在东西方文明冲突和世界整体性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于对当时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判断，政治革命史观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的主要指导思想。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学习苏联科学院十卷本《世界通史》的编撰体例和治史方式，并将其运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改革开放后，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都表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史学研究也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引入许多国外研究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观点，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等。特别是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认可和运用，而与这种史观转变相对应的是人们对“人类正在从分散走向联合”这一观点的认可，是对“自康德、黑格尔以来，‘世界历史’成为西方思想家描述西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反击，是对战后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甚至一些石油国家在内的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反应。
近年来，构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诚如孟广林教授所言，“在理论框架、研究布局、史料运用诸方面，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水平与国外尤其是欧美史学界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虽然学术界建构‘中国学派’的愿景十分强烈，但这一建构任重而道远，还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有可能达到”。陈奉林教授曾在提议我国要构建新的东亚史体系时指出，“当务之急是适当借鉴一些日本学界既有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以史学方法论作为治史的有力工具与手段，使用新材料，尝试新方法，提升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所以，构建一个新的历史学科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势在必行，而本文讨论的东方外交史学科即是一个新的历史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东方”的诸类问题，也可以说，东方外交史是研究东方诸问题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二、从“东方学”到“东方外交史”：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对东方诸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在西方，这种针对东方诸问题进行研究的学问（学科）被称为“东方学”。依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东方学”研究的是亚洲或广义的东方，是在地域、宗教和文化方面与自己（“西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广阔地域，是西方欲望在其东方研究中的投影。因此也可以说，东方学就是“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
东方学萌芽于近代西方，其源头被研究东方学的研究者们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因描述了埃及、巴比伦和古波斯而成为最早的东方学作品。此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东方学在许多方面都得以发展，数百年间，西方的东方学为东方诸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学理基础，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东方学家，设立了许多东方学研究机构，使东方学发展成为一门较为完备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作为西方东方学的研究者和批判者，爱德华·W.萨义德则反对西方将东方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从高处观察着东方”，更感慨于在这一研究中“东方的实际缺席”，东方学者的“不在场”。1978年，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东西方的广泛关注和长期争论，其中既有支持者，也不乏来自东方学界的批判。支持者认为，萨义德揭示了西方东方学是服务于西方殖民东方的学术工具，是“我们”与“他者”对立下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映射的产物。而批判者则认为，萨义德所关注的东方学是文学领域的东方学，所探讨的“东方”实际是偏向于中东阿拉伯世界，因而他缺少更普遍的考察，他批判西方东方学的结果是使东方学与殖民主义划上了等号，他仍然是在用西方话语反对西方话语，等等。
对于“东方学”在近几十年间的发展状况，有学者以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作为结点，通过检索和分析1978—2015年间美国SSCI和A&HCI两大学术文献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认为透过东方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许多亚非拉国家和东欧地区已经开始积极争取学术话语权，而国际学界的东方学研究热点，也已经“从传统的‘东方通’研究转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从历史研究走向现实研究与未来建构”。这不得不说是萨氏的一大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围绕萨义德"Orientalism"而对“东方学”学科的论辩，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史意义的。不过，也有学者对这种以萨氏的东方学讨论“东方学”的现象做出了另外的解释，认为蜂拥在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批判论周围的，“要么是他的同类人——东方学的旁观者，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学科没有信心的东方学学者”。
当然，以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来指摘东方学，似乎有失偏颇，因为毕竟就连萨氏自己也认为东方学就其含义而言，要分为研究学科、思维和权力话语三个层面。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解读和解构东方学的同时不断提出和深化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再检视”“重读”“再思考”等词为题审视“东方学”的论著，屡见报端。有学者认为，如果说萨义德所抨击的“东—西”的思维模式，在当时是被他视为西方为自我的存在与扩张而不得不创造出来的，那么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这种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式已不再适用，文化多元化趋势不可避免，在传统东方学中对立的东方与西方，已经发展为今日的彼此竞争又共存的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贡献给世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中国方案’，它超越了东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和‘自我优越论’的狭隘性，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宏大视野上思考共同的命运”。
实际上，东方学还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地域性的问题。称其为地域性问题，是因为东方学本身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而东方的东方学又可分为中国的东方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东方学，西方的东方学在欧洲和美国不同，若再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即便是欧洲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东方学。但笔者又不想以“地域性”一词对东方学的这种特点进行简单的定义，只是想通过对比俄日两国的东方学考察中国在研究东方诸问题方面的新的方法论问题。“远亲”尚不及“近邻”，况且，是如此重要的“邻居”。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亚欧两洲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国家。如果说对于古典欧洲的东方学家来说，“东方”是一个遥远的想象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而言“东方”要亲切得多，“东方学”也更实用得多，可以说，“俄罗斯东方学从产生时起，就作为应用学科有着强烈的实用性特点，与其专制政体在东方的对外政策利益密切相关”。16世纪沙皇政府设立外交衙门后，俄国开始不断派遣官方的外交使团，建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间的联系。18世纪彼得改革时期，“东方学”在俄国成了一门科学。19世纪，随着研究中心从接近蒙古和中国的西伯利亚向首都彼得堡转移，以及东方学家群体的出现，俄国东方学学科和东方学中的俄国学派开始形成，“到1850年初，在圣彼得堡大学已经建立有6个东方语言教研室∶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出现了比丘林（H.H.brypum）、巴拉第（II.H.Kapapos，πlaunazui）、罗津（B.P.PoseH）、奥登堡（C.. Onbzcuoypr）等一批著名的东方学家。近代以来，俄国同样面临着国家转型的问题，但对“东方”的研究热情并未因俄国国内政权的更迭而消减，不论是苏联为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而推动的东方学，还是其后的俄罗斯东方学，都是如此。关于俄罗斯（俄国）东方学的构成特点，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实用东方学、学院派东方学和西欧东方学。在对东方的广泛关注中，中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研究并不属于俄罗斯早期东方学的范畴，而汉学成为俄罗斯东方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之后欧洲学术的发展和俄国在远东地区活动的增加有关。俄罗斯著名汉学家IⅡ.E.斯卡奇科夫（π.E.CkauxoBs）认为，俄罗斯“汉学常常受到那些由俄清关系发展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是与革命前俄国总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知识领域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对俄罗斯汉学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对俄罗斯东方学的总结，即一方面它满足了俄罗斯人想要了解"东方"的普遍兴趣；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东方学家们也在帮助政府理解“东方”。
如果说俄罗斯东方学仍是西方式（欧洲式）的，是站在他者的角度看待东方，那么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的治史方式和成果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事实上，近代以来，日本的史学动态也一直都是我们的关注对象。我国学者莫东寅在对日本的东方学研究进行梳理后认为，日本在明治初期时“以国史、支那史、西洋史鼎足而立”。中日甲午之战后，日本对于亚洲的野心渐露，同时由于引入了西学方法，日本学界出现了东洋史（即亚洲史）研究，与西洋史相对，二者共同组成了日本的世界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东洋史研究的研究地域扩大至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始关注亚洲各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各种问题，甚至包括苏联问题。新的研究转向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开始关注日本所处地域——东亚地区的历史，构建并形成东亚史研究，而与此对应的则是更为细致的南亚史、西亚史等地域史研究。以笔者观之，日本东方学不断扩大的背后体现的是日本的“自我意识”“民族意识”和“世界观”的转变。在东洋史观下，日本认为以中国为主的东洋世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中世纪后便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日本因融合了东西方文明一跃成为当时唯一的先进国家，日本急需破解以中国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方法，树立日本是亚洲代表的形象，日本要以“脱亚入欧”的方式参与世界的历史进程；在东亚史观下，日本、中国、韩国、越南等国被视为同等和同样重要的国家，彼此相互关联，以地域史的面貌成为世界史的组成部分，日本要以东亚强国的身份重回亚洲;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亚洲的复兴，促成了日本重构亚洲史呼声的出现。然而汉学在日本东方学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以2007年和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主编的《日本东方学》第1、2辑为例，作为日本东方学研究的专业期刊，此书反映了日本东方学的研究动态和趋势，但收录的文章几乎都是中国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作为日本确定“自我”的“巨大的他者”而存在于日本的东方学中。
由上观之，俄国和日本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都比东方学的兴起之地欧洲更接近和了解东方，“实际接触”使它们的东方学更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而俄、日两国东方学的研究重点恰恰是萨义德的“东方学”未能涉及的中国和东亚，所以，东方学在这里展现出了另外一种态势。言及此处，读者或许认为笔者将要探讨和证明的是东方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东方学学科正在平稳发展，但是，对于任何问题的研讨不应该也不会只存在一种范式，而且“恐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东方的学者加盟东方学研究的时候，东方学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即使来自东方文化系统内的东方学者，也难以摆脱已有话语体系的束缚”。
三、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问题
何谓体系？中文语境意即“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或为“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作为一个体系，抑或可称之为体系的，它首先是一个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其次，体系中的各个部分必须相互联系，且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一个体系不是某些部分的简单堆砌，也不是任何事物或意识都可以成为体系的一部分。由此而论，任何研究若要构建自己合理而完整的研究体系，都必须先要明确自己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同时辅以相应的理论分析模式，这既是把零散、琐碎的内容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进行整体研究的需要，也是学科向前发展的需要。因此，想要探讨构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体系，就要先厘清东方外交史的概念和相应的理论分析模式。
顾名思义，东方外交史首先是研究“东方”历史的一门学科。关于东方外交史中“东方”一词的概念和范围，学界目前尚无统一观点，但研究者普遍认为：（1）“东方”一词已经不是单一概念，而是具有空间、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的综合概念；（2）既有的东方学可资借鉴，但其深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日益受到学界的质疑和批评。诚然，东方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研究“东方的”学科体系，已在研究者的不断自省和批判中力求完善，但其“东方”含义本身和思维方式仍是西方式的。
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一直致力于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创立，有学者指出∶“建立建设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国史学科中派生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概念、理论、体系与分析模式，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过多地依赖国外研究的成果。”而且，就其产生和发展来讲，“‘东方学’并不是东方人自己研究自己的学问，而是西方人研究东方世界所积累起来的学问，实际上是脱离了东方本身的存在而远距离地去想象和解释东方世界而形成的学问”。当然，笔者承认和肯定东方学的发展成果，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东方学在研究和对待“东方诸问题”时的弊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重新定义“东方”，从而构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呢？基于此，在界定“东方”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地理范围上的东方，更应注重历史和文化联系，将亚洲和北非视作整体而进行整体研究，并要考量这一地域内的所有国家和与之发生关系的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
以此界定“东方”后，东方外交史已不再是研究地理上位于东部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学问，而是通过全球史观构建起来的世界史研究，是一种新的东方世界体系。从“全球”或“世界体系”的视野进行东方外交史研究，为我们的去中心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可以重新看待东方世界的历史诸问题。
自1949年开始，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等一系列著作中运用和阐述自己的“整体史观”。在对过去的拷问中，布罗代尔将地中海构筑为一个完整而开放的地理空间体系，探讨这一体系内部的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历史、社会史和历史事件，研究这一体系与外部的互动关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于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入我国，世界体系思想对包括史学在内的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沃氏的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不再是对某一国的研究，而是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在相互联系中发展和演变，他的中心—边缘理论由此得出。但是，在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上，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比沃勒斯坦走得更远，他认为在全球视野下，早在欧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之前，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才是那个时代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20世纪八九十年代，黄仁宇以“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写成的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其“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的观点受到学界瞩目。虽然目前学界仍对“大历史”观是一种历史的观念还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看法，但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在黄仁宇看来，历史研究是以归纳法高度压缩现有史料，以技术而非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以宏观而非微观视野考察历史事件。
无独有偶，上述几位学者都在强调和使用宏观的研究视野，今天我们常将这种研究视野称为全球视野，凭此，他们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或切入点，并以此寻找史料，对史料进行综合的、比较的分析，最后在自己构建的“体系”中阐释史料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也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庞大而不零碎、宏观而又细致的世界史，并且一再说明，今日世界的形成是人类无数个过去整体演进的结果。结合全球史观，“东方外交史”将地缘区位上的东方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考察体系自身的历史进程和内部各子体系的相互作用，考察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间的作用和渗透，在史观上力求既摆脱“西方中心观”，也不建立“中国中心观”，而是以世界史观、全球史观乃至人类史观看待东方外交史，认为东方国家不论个体还是整体，都是世界历史这一宏大叙事的创造者之一，而不是跟随者。
当然，本文强调要以“世界体系”的方法和视角研究东方外交史，并不是否定或者弱化区域史、国别史研究，否定或弱化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研究，否定同样研究东方诸问题的东方学，恰恰相反，宏观的视角更有助于我们研究个案，而东方世界体系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研究便利，即不以今天的一城一地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选取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某一特定地域，比如我们通过解读古籍文献看到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国家之间的交往，看到在这一交往中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看到“丝绸之路”这一特定历史概念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若再结合相关国家的材料，我们更可看到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历史贡献。从文明交流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也为我们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正如布罗代尔研究的不是世界经济史，而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史，黄仁宇在与欧洲历史的相互比照中力求研究的仍是中国历史“何以如是”，滨下武志以“朝贡贸易”为媒介，让中国史与全球史进行对话。
今天的历史学者常常感叹的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把握浩如烟海的史料，如何在材料丰富的同时保证叙事结构的紧密。钱乘旦先生认为，“历史学的‘体系’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可见，体系问题不仅可以防止和解决历史研究走向碎片化的难处，更可以解决研究中出现的诸如史料的整理和取舍、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以及对所研究问题的阐释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有体系的历史研究才能做到大而不乱，小而不碎。
具体到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涵盖东方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人员等方面的互动与交往，研究东方的国家、社会和文明，研究世界的“东方”和“东方何以为东方”。其次，东方外交史研究必须在东方和西方学理中汲取营养，特别是注重东方本土资源。近世以来，西方史学思潮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延续至今，这一点已无须笔者多论，但战后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在解释东方诸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也在日益增加东方学者的学术自信，我们正在将看向西方的目光转回东方。也有学者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构架进行了划分，即分为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国别外交史的比较研究，同时辅以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国别外交和区域外交史研究。
四、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线与原则
体系的确立涉及材料的选择和历史的书写问题，新的研究体系自然需要新的历史书写的方法。正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所言，对18世纪至今的“历史思想与历史书写的主要潮流所作的总结表明，有必要探求历史书写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不光要挑战西方中心论，超越把西方视为世界的中心然后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还要超越那些初衷良好、从西方—非西方对立两分法的角度而写出的历史和史学。如此这般，历史写作方能体现世界多元和全球视角的变化，进而承认历史发展的动力不但有多种来源，而且还来自世界各地”。历史是复杂的，更何况东方外交史的史料繁杂，体系庞大。
（一）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线
好的研究体系的建立，需要有一条坚持不变的主线，能够将体系内的各个部分和本体系与其他体系联系到一起。在东方外交史视域下，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联合的动力源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各个地域间的交往，这些交往或和平、或战争，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动、或被动，或长期、或短暂，都是人类共同发展史上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推动人类不断向前的动力所在。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丝绸之路”、联通北欧与黑海的“瓦希之路”，15——16世纪的“新航路”，它们的相继出现，既是人类社会交往加深加强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历史从区域走向共同的世界历史的标志。
人们总是以自己目力所及的范围去界定历史和历史研究的范畴，所以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不可能写出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只有当人们感知到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民族在交往中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时，真正的世界史研究才会产生。基于此，东方外交史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相互交往的历史，提出交往应是历史研究的主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人员等方面的交往可视为构成这一主线的不同环节，不同国家间的、地区间的、群体间的交往则是主线上的不同层面。
现在，东方各国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重回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竞争，完成角色转型，这些都对史学工作提出了更加迫切的现实要求，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展现着它的社会功能。世界历史不是各国、各区域历史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仅仅指人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活动的历史，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而如何全面认知世界历史和重新认识自我则成为东方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东方外交史研究一直探讨的是东方话语权自我建构的可能性，强调东方的自我认知，强调不同国家、地域、民族乃至文明间的交往、互动和共生。
“西方文明”中心论和如何破解这一中心论对我们现在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都有很深的影响。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因采用新的全球史观和研究方法而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该书以1500年作为时间节点将世界史划分为两部分，即《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提出“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动，并进而无阻碍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在这过程中，欧洲人首次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地区性的阶段，开始了全球性的阶段。”我们的一些世界史教材长期以来也一直将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作为“世界性”历史的开端。诚然，此种观点了改变了以往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的方法，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它看到了世界历史既是各民族、国家、地区、文明按自身规律发展的结果，也是彼此间由相互隔绝走向开放与联合的结果，笔者并不对这一时间划分方法持有异议，只是认为，现有的大多数世界史著作都是先要论述1500年左右的西方世界内部如何发展，如何主动向外扩张，进而依次打开了东方国家的大门。这样的研究体例虽然解决了各个地区的历史如何成为世界史的问题，但难免要偏重研究西方的发达与先进，东方的落后与迟滞，研究东西方交往中“战”与“火”的一面，忽略或减弱了研究东方世界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脉络。而更为严重的是，此种划分方法隐藏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世界历史由此而体现出进步的话，“东方”是以何种身份参与其中的呢？由此而想，我们是不是在突出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同时，又忽略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所以，弗兰克才会问，为何翻开世界历史新篇章的是哥伦布、达·伽马，而不是郑和？又或者，我们更多看到的只是近代以来西方主动进入、东方被动接受，而忽略了东方带给西方的改变呢？要知道，《世界史》的出版目的就是要“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阐述”。
历史上，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与周边民族和地区交往的活动，中国也在这些交往中“产生了观察、记录和认识东方民族与文化的成果”。《史记·朝鲜列传》就有关于西汉时期卫氏朝鲜与汉朝交往的记载，而《史记·大宛列传》以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为主要线索，记述了大宛、乌孙、安息、大夏、月氏等西域诸国史实，也证明了中国与西域诸国早已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交流。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以游记形式记载了他从长安（今西安）至印度的途中所经各国的见闻，至今仍是研究5世纪西域各国历史状况的珍贵材料。《三国志》也有"乌丸鲜卑东夷"列传，东夷部分又分记夫馀、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潢、韩和倭等政权。
除此之外，我国历代的史书、志书和地理外纪中都有对当时中国与周边甚至是更远地区和民族的记载，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中国绵延千年的对外交往史。更有学者认为，“自中国古代文明诞生起，就出现了相应的中国外交活动。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清朝，中国外交延绵有序，波澜壮阔。中国传统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构成在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塑造了相应历史时期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深深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走向。中国历代政府与外国的和平交往、对外战争等外交活动构成了一部鲜活的中国外交史”。罗兹·墨菲也在《亚洲史》中感慨明帝国与东亚、东南亚甚至更远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的规模，中国市场广泛流通的银元是西班牙制造的，“中国丝绸在日本的售价是国内市场价的五至六倍，甚至以更高价格长期出售到西方”。然而，现代政治术语中的“外交”概念和研究方法则是起源于欧洲，其一系列的外交理论、原则、制度和规则都是随着欧洲国家的向外扩张而推广至全世界。在这一标准之下，不仅大大缩短了中华文明对外交流、交往的时间，而且也否定了古代中国一直秉承的开放、包容的外交理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东方外交史的概念界定、编纂体系确立、原则制定、理论构建、方法创新和时空定位等任务，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二）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原则
既已明确了研究中的体系原则，确定了研究的主线，那么东方外交史是由哪些内容（或元素）构成的呢？这些内容（或元素）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关系？研究者又应该如何将这些元素，连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串联在一起，从而解决体系的整体性问题呢?历史的细节是千差万别的，但它们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关联。
1.联系原则
在唯物辩证法中，任何事物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或者不同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联系普遍存在，且以多种形式存在。本文提到的几种史学理论中均可见这种原则的存在，或可说，这些理论观点的不同正是源于对联系原则应用的差异。
兰克强调政治军事史传统，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只有通过探讨政治，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史学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相关，“世界历史是民族国家间相互斗争的历史”。因此，他的《世界史》更像是一部欧洲史，因为“只有在古代的西方才出现了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书中无中国、印度的半点影子，因为他认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都没有”。汤因比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意图打破国家界限。在对人类社会进行文明类别的划分和对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的对比分析后，他构建了自己的“文明史模式”。沃勒斯坦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考察中提出了“中心—边缘—半边缘”结构，认为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表现出这种结构关系，并且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体系”，而当我们找到这种联系后就会发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仍然是在证明西方是中心，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依附中心而存在的边缘—半边缘地带。弗兰克找到的“联系”即是作为交换手段的白银，开始了他对1500到1800年这一时期的白银经济的考察，正因如此，他一再强调《白银资本》一书“考察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没有什么中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也没有什么中心”。布罗代尔因关注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而被称作“第一个为地理空间做传的历史学家”，在他的笔下，与地中海地区产生联系的地理环境，人类的社会、经济、国家、文明和重要事件，都是地中海地区历史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联系的存在，使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历史》一书虽如他个人所述，是“把历史分解为几层平面”，但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个完整而生动的菲利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既然联系普遍存在，而成熟的史学研究又必须发现和探究那些存在于研究对象间的普遍联系，那么东方外交史研究也必须如此。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一再证明，并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发展模式”，近代西方的崛起与战后东方国家的重新振兴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性仅仅在于可以证明，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的整体进程，而这也恰恰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倡导整体性原则的原因所在。
2.整体原则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创作《全球通史》时称自己是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上的世界，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分析各民族间的互动，但他仍然未能摆脱自己思想上的窠臼，未能给予东方世界以充分的关注，所作的还是欧洲视野下的世界史。所以，东方外交史应是完整意义上的整体史研究。这种整体史研究，一是指对东方历史的全面研究，注重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而不仅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二是指在整体史观指导下，对东方国家诸问题的细小研究、微观研究；三是指将东方国家视为与其他地域和国家有同等分量，共同放置于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中考量。
亦如本文前述，东方外交史研究要特别注意将东方国家视作整体，因为笔者坚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将这一点置于古代的东方国家历史当中，可以看到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络的存在与发展，置于近代则是面对欧美国家的冲击和内部秩序的失衡，东方国家的不同反应及结果，置于现代则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与区域意识的塑造。
所以，整体性原则并不是只考虑将东方国家囫囵地放在一起与西方做比较，而是认为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整个东方社会，来自其与外部的交流和对抗，也来自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整体性原则并不是强调东方国家的同质性，否认东方国家间的差异性，而是要以此防止研究的碎片化倾向。需要言明的是，笔者所说的碎片化不是指历史问题的细小研究、微观研究，整体原则就是要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把握，并以该体系及其各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方面再现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历史总体”。同时，整体原则亦包括将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均纳入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范围当中，而这就要求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多学科学理的支撑。
由此可以认为，整体性原则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区域研究上，也体现在时间上的长时间性上。这一原则不强调某一中心观，而是显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3.比较研究原则
全球化的客观存在转变了人们理解自身和世界的态度，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甚至是研究方向，但对全球化引起的挑战的批评之声也同样愈加明显，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抵制。由是，以多元文化的视角研究历史势在必行，而比较研究原则本身就是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的。开展比较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全面认识那些全球化的异质形态，并对其给予理解和包容。例如，我们只有看到近代西方国家在殖民东南亚的过程中，外来的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冲突，才能够更好地阐释东南亚地区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样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东亚国家近代化过程的差异性和结果的必然性。简言之，比较研究可以减少史学研究者对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偏见，运用不同的材料，探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不同力量的交互作用。由此而进一步讨论，全球化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要重走西方崛起的道路。
比较研究原则本身还关联一个原则，就是对具体问题进行比较的依据和标准的一致性原则。希罗多德笔下的“东方”并非今日之“东方”；古希腊人眼中“西方”的范围也要远小于今日之“西方”；俄罗斯的双头鹰看向的东西方向也自有其特定的范围。因此，东方外交史研究一直在强调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义“东方”，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研究的内容首先要具有可比性。一个简单的道理，中西方间的文化差异不能代表欧亚文化的差异，更代表不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在我们的研究中以偏概全的事情常有发生，而在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汉学与东方学则是独立的学科，且并行不悖。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今日的中、日、朝（韩）与历史上的中、日、朝（韩）有历史的一脉相承，但并不完全契合，而如果我们用近世才出现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去界定古代的状况，那就会出现近期一些学者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4.开放性原则
布罗代尔曾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序言中感叹，“外交史对地理学的成就相当冷漠，并且往往同外交本身一样，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少关心。外交史对文明、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等货真价实的重要历史见证人，都采取相当鄙视的态度，而且囿于成见，绝不允许自己观察外交档案之外的真实的、丰富的和充满生机的生活”。布氏的感叹显然已经不见于今日的外交史研究中。而现代历史学也已不同于传统的通史、专门史、断代史研究，正在力图打破政治史、经济史、战争史等研究壁垒，研究对象不但涉及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往日种种，以及与人类社会发生关系的一切，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东方外交史研究既然产生于这一史学大背景之下，就应该建成一个开放型的史学体系。以笔者所见近年来由中国东方外交史研讨会结集出版的“东方外交史丛书”，就是以兼容并蓄、开放性的精神和原则连续出版至今，也正是因此，这几十年来新兴的环境史学、计量史学、社会史学、文化史学等都得以在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出现和运用。综上所述，东方外交史研究有别于其他历史领域的研究，它自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两项使命。一是学术使命，即作为新兴学科，就要探究如何在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研究问题的方向拓展上做到学术创新。二是社会使命，这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即如何将史学研究与实践、与社会需求、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而这一点恰恰是在其他历史学科身上很难做到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在此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古人云“志不强者智不达”，历史与现实都要求东方学者做出回应，而东方外交史研究正是一种建立中国学派的有益尝试。（注释略）
刘德斌：重复与超越：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治的经验和教训
从2020年初开始,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了全世界,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目瞪口呆,防不胜防。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名为“COVID-19”,3月11日又宣布新冠病毒为“大流行”(Pandemic)。目前,虽然北半球许多国家的疫情已经趋缓,许多国家的限制措施正在放松,但大流行已经重创世界经济,并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令人不安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流行又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变局“撞”在一起,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指责中国延误了大流行的防控,渲染“中国威胁”,发起遏制中国的“新冷战”,从而使国际合作防控新冠病毒的局势复杂化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成为重塑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亨利·基辛格甚至声称它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在这种形势下,重温世界历史上重大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或许会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如影随形：世界历史进程因疫情而改变
实际上,大流行对人类的打击往往都是突如其来的,人类的防控也是从措手不及开始,只是人类非常“健忘”,经常在遭受一次疫病的打击之后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直到下一次遭遇新的打击,重新来过。为什么人类总是循环往复地遭受大流行的打击呢?为什么大流行总是与世界历史的演进如影随形呢?这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的。人只是自然界生物中的一种,在人从猿进化到人之前,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已经存在于自然界了。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把人类所受到的威胁分为“巨寄生”和“微寄生”两种,“巨寄生”指的是人类与其他大型食肉动物、征服者等等之间的关系,“微寄生”指的是微生物比如细菌、病毒或多细胞生物与人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的大多数生命其实处在一种有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巨寄生”关系,这样才有了部落、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的概念,才有了种族、宗教和文明演化的历史,才有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而很少关注微生物与人体之间的关系,即“微寄生”关系,而正是这种“微寄生”关系往往给“巨寄生”关系带来意料不到的变化,影响人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世界历史进程中许多次重大变化,背后几乎都有“大流行”的影子。公元前430-426年发生于古希腊的“雅典大瘟疫”,致使雅典近1/2的人命丧黄泉,对雅典与斯巴达博弈的结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疫情有详细描述。修昔底德本人和当时正在雅典军中服役的苏格拉底都曾染病,但他们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幸运地活下来了。再如,公元165-169年古罗马的“安东尼瘟疫”,罗马军队征讨叙利亚的凯旋之师把瘟疫和战利品一同带回罗马,结果在几十年之内让500万人丧失生命,古罗马帝国也开始逐渐衰落,西方文明史由此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发生于公元541-542年的“查士丁尼瘟疫”,更是终结了拜占庭帝国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的雄心。1348-1361年开始于欧洲的“黑死病”堪称大流行之最,杀死了欧洲大约1/4的人口,有专家估计人数达2500万之巨,农奴制从此走向瓦解,教会权威下降,实际上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有学者认为,正是“黑死病”催生了现代西方文明,为西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流行是16世纪天花在美洲的流行。1521年,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的几百个西班牙人征服了拥有几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这个“奇迹”并非来自西班牙人的骁勇善战和武器精良,而是他们携带的天花病毒摧毁了印第安人的生命和意志。天花的蔓延随后也让印加帝国丧失了战斗力,印加国王和他指定的继承人都死于天花,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率领的一百多个“强盗”让这个陷入内乱的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实际上,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等就开始在美洲大陆流行。而在这之前,新大陆与旧大陆已经隔绝了1.2万年,欧洲人在经历了“安东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和“黑死病”等“洗礼”之后,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美洲印第安人则成了这些“欧洲病毒”的猎物,据专家估计,有九成印第安人在百年之内染病、死去,从而为欧洲人向美洲的大规模殖民“让出了空间”,世界历史进程也为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1918-1919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蔓延到全世界,据统计,有2/3的人口被感染,有5000万到1亿人在这次流感中丧失生命,被认为是新冠肺炎之前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次大流行。20世纪也被称为“大流行世纪”(The Pendemic Century),相继发生的流行病有鼠疫、鹦鹉热、军团病、艾滋病、非典性肺炎(SARS)、埃博拉和寨卡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并没有能够将疫病控制在萌芽状态,疫病花样翻新,与历史进程如影随形。新冠肺炎大流行再一次把这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古老问题“推”到了世人面前。
二、循环往复：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在“微寄生”和“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中踯躅前行,在疫情防控方面不仅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留下许多令人扼腕甚至啼笑皆非的教训。有趣的是,那些疫情防控最原始的做法,往往也是最有效的做法,最有价值的经验。首先,最有效的举措就是隔离,即对疫区居民实行严格的隔离制度,以切断传染链条,查清传染源头。《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曾经专门邀请几位资深历史学家讨论疫情防控的历史经验,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约翰·亨德森认为,应对工业化前欧洲瘟疫的策略,已经成为后来防疫政策的基础。最近在新冠病毒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实施的公共卫生策略,与文艺复兴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没有什么不同;其次,建立现代检疫制度,即在港口、码头、车站和城门等人口与货物的集散地对旅客、货物和交通工具实行规范化的检疫,并对来自疫区的人员实行隔离,历史上最长的隔离时间达40天之久。这是从14世纪开始欧洲地区就开始实行的防控措施;再次,建立和改进城市公共卫生系统,包括通过相应的立法手段,减少病菌传播的空间和媒介,特别是保证水资源的清洁和安全。历史上所有重大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几乎都与人口聚集的城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雅典大瘟疫”的发生,就是由于雅典周边居民短时间内一起迁居雅典城内,人畜共用水源形成源污染引发的。历史上相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城市一直是疫情发生、传播和扩散的最主要的根源。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上也是疫情频发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宋朝和明朝的覆灭都与当时疫情的泛滥有直接关系。20世纪初伍连德领导的东北抗疫,因为汲取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引进了现代防疫制度,不仅成功地控制住了鼠疫的泛滥,而且阻止了俄罗斯和日本插手中国东北的野心,成为清朝末年风雨飘摇之中少见的奇迹!
对比值得总结的经验,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控失误的教训可能更加“丰富多彩”,更值得人们反思和汲取。第一,对疫情扩散苗头的轻视和忽视,抱有侥幸心理,最终酿成大祸的例子比比皆是。“西班牙流感”蔓延开来之前,美国堪萨斯军营里已有士兵因流感死亡的事件发生,但军队还是被派赴欧洲战场,致使大流感在欧洲蔓延开来,并最终祸及整个世界,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数大大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死亡的人数；第二,疫情的发生往往与种族与阶级的歧视相伴随。“黑死病”使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演变成大规模的反犹运动,犹太人被说成是“投毒者”,遭到严酷对待,甚至被隔离到“犹太区”中。霍乱在印度的流行也强化了雅利安人对其他族群的歧视,实际上起到了固化印度种姓制度的作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塞缪尔·科恩(Samuel Cohn)认为,从古代到19世纪,史料关于传染病记载最多的部分是人类的反应,人们对穷人、疾病受害者的怀疑、指责和暴力愈演愈烈,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传染病是外国宿主带来,是由贫穷和污染引起的,而仇恨和暴力往往演变成社会动乱,推动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第三,与之相联系的是疫情发生之后的“甩锅”大战,当事者都想把疫情的源起归咎于他人,而疏于清理自己的责任。这方面最有趣的是对“梅毒”源起的“攻防战”。当梅毒在15世纪末首次袭击欧洲时,法国人把它命名为“西班牙病”,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称之为“法国病”,俄罗斯人称之为“波兰病”,波兰人称之为“波斯人病”和“土耳其人病”。土耳其人则把指责又推进了一步,称之为“基督徒病”,等等。“甩锅”之战最后往往都沦为笑柄,因为疫病的发生是人类与自然界“微寄生”关系的产物,它们对人类的侵袭不因阶级、种族、宗教和地域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古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西班牙国王路易斯一世、中国清朝的顺治皇帝和同治皇帝都死于天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法国“太阳王”国王路易十四和中国清朝的康熙“大帝”也都因感染天花而“易容”；第四,国家之间各自为战,是促成疫病演变成大流行的重要原因。1918年起“西班牙流感”逐步肆虐全球,不仅与战时和战后的混乱局势有关,也与不同国家之间缺乏信任、相互指责、信息管控和各自为战有关,这可以从“西班牙流感”的许多别称就能可见一斑,如“法国流感”“那不勒斯士兵”“佛兰德斯感冒”“柯尔克孜病”“黑人病”“匈奴流感”“德国瘟疫”和“布尔什维克病”,等等。“西班牙流感”是一个误称,只是在多数国家都在实施战时新闻管制的条件下,西班牙媒体最早报道了这次大流行,这次大流行就被冠以“西班牙流感”,并且沿用至今；第五,虽然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但疫病的溯源和根治往往需要人类付出几百年的努力。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唯一根治了的传染病,从死于公元前1145年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到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病被彻底根除,天花在人类社会施虐了3000多年。从中国人发明的“人痘接种法”,到英国人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并普及到全世界,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最后人类只是依靠免疫的方法才战胜了这种病毒。对人类社会来说,许多病毒的起源至今都是“迷”。换言之,人类是在没有解开这些“迷”的条件下摸索防治之道的,所以,必须对病毒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敬畏”。
三、追求超越：探索新的可能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恰恰为新的疫病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从采猎群时代的“散兵游勇”到学会种植与定居,从走出非洲到蔓延至全世界,从农业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帝国的形成、宗教的产生和传播,到现代移民的大规模迁徙、贸易的发达、交通工具的改进、战争的此起彼伏,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有疫病如影随形,都要经历“微寄生”和“巨寄生”平衡线不断被打破和恢复的过程。一次又一次,人们往往是在重复以往的历史,是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重蹈覆辙”。这是历史的讽刺? 还是人类的宿命? 威廉·H．麦克尼尔在其《瘟疫与人》一书中最后说:“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这种观点听起来很“悲观”,但确实道出了人类社会无法逃避的“现实”。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在发展进步,超越“重复”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2015年,比尔·盖茨在就埃博拉疫情的教训发表的TED演讲中说,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核武器而是微生物。但是,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却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今天看来,这简直是“神预言”!2020年4月,盖茨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又预言大流行或每隔2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并强调全世界的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因新冠肺炎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而如果准备得当的话,成本不会这么大。在疫情防控方面,比尔·盖茨不仅是一个预言家,而且还是行动者。2000年以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一直致力于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帮助贫困人群遏制传染性疾病,为各国贫困人群提供价格低廉且安全可靠的疫苗、药品和诊断工具。2020年4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暂时扣下”向世界卫生组织支出的资金之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1.5亿美元。
两个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美国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特朗普有权力奉行“美国至上”的原则,将维护美国利益作为总统的第一要务,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但是,如果特朗普为了竞选连任而误导民众,贻误疫情防控,则不仅会伤害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而且也会反过来伤害到美国自身。美国成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不能说与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是与特朗普总统的“一意孤行”没有关系。实际上,有媒体认为,在此次美国与新冠肺炎“搏斗”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更多的是美国的州长和市长,而不是联邦政府和美国总统。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全球多边体制应对大流行挑战失败的情况下,正是地方领导人填补了相应的空白,并将在构架后疫情世界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归根结底,特朗普和盖茨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特朗普眼里,抗击新冠肺炎一场政治博弈,是一场他与中国和国际组织博弈,与民主党和媒体博弈。在盖茨眼里,抗击新冠肺炎是人类社会与病毒的一场博弈,弱势群体更应该得到关注和支持,各国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比尔·盖茨不是美国总统,面对美国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的“失误”,他也无能为力。
对比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新冠病毒是传播更为迅速,感染范围更为广泛、疫情防控更为全球化的“大流行”。在新冠病毒面前,无论“自我”和“他者”是否情愿,人类真的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疫情退去,生活与工作重回“正轨”,人们是重蹈覆辙,等待下一次疫情的“突如其来”,还是向比尔·盖茨预见和建议那样,携起手来,加大对公共卫生和防控体系的投入,为应对下一次疫情的到来而“有备无患”,这已经不是科学、技术和资金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国际政治问题。围绕新冠病毒抗击新冠肺炎而展开的世界大战,既彰显了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特色和优劣,也揭示出全球化形势下世界防控体制的弊端,这就是国家之间的各自为战。要克服这个弊端,就必须走出国际政治的传统逻辑,构建起跨国家的全球疫情防控体系。这将是超越历史经验和教训之举,也应该是对这场抗击新冠肺炎世界大战的最好纪念。（注释略）
常修泽：以市场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我国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提出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著名制度经济学者常修泽教授长期研究产权、人本、转型等与企业活力相关的深层理论问题，日前在深圳作相关学术报告期间，就如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一话题接受了浙江日报的采访。
人物名片：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省惠民县人，1949-2009《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入选者。
长期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国家宏观经济研究机构从事经济理论与经济决策研究。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人本型结构论》等学术理论著作。
提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三点考虑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经过努力，我国经济已呈现稳定转好态势，二季度增幅由负转正。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要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此您怎么看？
常修泽：好，谈谈我的认识。所谓“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中从事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我国传统企业开始向“市场主体”转型，同时产生大量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据统计，到2019年底，全国已有各类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浙江省尤其引人瞩目，虽然土地面积不大，但市场主体不少，特别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在册各类市场主体773万户，其中个体户就有498万户。所以我说，纵观历史，横看全球，当前我国的市场主体数量是无可比的。
为何在2020年这个历史当口提出“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是由市场主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如今已担负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重要角色：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浙江的调研过程中我看到，我国社会内部蕴藏着相当大的潜力和活力，只要进行有效激发，就能迸发出可贵的发展动能。因此我说，市场主体的活力保护得如何、发挥得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是从需求方面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从供给方面保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必然要求。从需求方面看，被马克思喻为“个人需要的对象和奴役”的产品，都是靠市场主体来提供的；从供给方面来分析，在开放条件下，国内外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是一个有机整体，尤其在浙江，许多企业的订单在海外，只有保护好市场主体，激发起市场主体的活力，才能从供给端保证供应链和产业链稳定。
第三，是针对我国市场主体面临的特定态势作出的明智选择。6月份以来，我先后到浙江、广东等4个省实地调研，看到经济形势在好转，而且总体趋势比预料的要好，但新冠肺炎疫情和多地遭遇的汛情对诸多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其困难程度不可低估。因此，这种形势下，需要有切实可行的因应之策。
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务之急是“保住”，国家前段时间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地方政府也派出众多“驻企业服务员”，旨在保护市场主体。下一步，在“保护”的基础上，须进一步“激发”，使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闯过难关，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须“四线”推进
记者：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确非常重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贯彻落实？
常修泽：我看可以“四线”推进，或者说“四个靠”：
第一条线，靠政策扶持。当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首先要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包括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国家应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应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确保把资金“活水”注入急需的市场主体，有效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第二条线，靠市场决定。今年6月我在浙江的一个讲座上，曾提请高度重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因为它再次强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浙江调研时我听到一句话，“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感触很深——“不叫不到”就是不干预微观活动，“随叫随到”就是全力做好服务。这就摆正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三条线，靠科技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市场主体的活力蕴藏在科技创新之中。从阿里到乌镇，浙江企业的创新令我印象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浙江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作出的《决定》强调，要建设高素质强大人才队伍、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我认为这是富有新意的理性构思。
第四条线，靠开放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要经验和启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增强活力。
市场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突破点之一：要素配置市场化
记者：刚才您讲的“四线”推进，很深刻，发人深思。我们想请您重点谈谈市场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问题。您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产权市场论”，在2009年的专著《广义产权论》和2017年主笔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新论》两本著作里都提及企业活力问题。作为一位对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您认为该怎样通过市场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常修泽：您问到了要害处、症结处。从目前我国实际出发，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个突破点是要素配置市场化。生产要素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投入的各种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产权制度要“完善”，要素配置要“市场化”，是两个“要”，但在深层理论结构上，我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在很大范围内应看成是“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产权是要素的内在属性，是生产要素的生命，要素市场化配置实则是产权配置。基于此，我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本质上都是市场化取向，因此在实践中二者应紧密结合、“一体推进”。
记者：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颁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此再次作了强调。5月底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具体地部署“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相关文件和部署密集出台，对此您怎么看？
常修泽：这一方面说明中央对此事的重视，另一方面说明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紧迫性。为什么说紧迫？要看“三个逻辑”：
第一，经济改革的逻辑。当今世界，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发达的“商品市场”和健全的“要素市场”两大系统。目前，中国的商品市场化已经超过97%，但相比之下，要素市场配置体系则很不完善，尤其像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要素”配置的格局及其规则还存在薄弱环节，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短板”。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
第二，经济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的逻辑。如何破解当前的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从深层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格局切入。尤其是“新要素”内部蕴藏着巨大的活力和潜能。聚焦于此，可以挖掘和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促进经济的创新发展。浙江的技术要素、数据要素、资本要素、管理要素（企业家）比较发达，可以在这4个市场上多做文章，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
第三，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的逻辑。这也是前不久我提出《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五点建议》的第一条。我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通过《决定》，把建设高素质强大人才队伍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对此我颇有同感。健全并完善要素市场——尤其是直接涉及到“人”的劳动力要素市场，还有像农村宅基地等土地要素市场，都有利于破解二元结构矛盾，激发人的积极性，实现社会更加公平。
记者：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确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您认为应如何稳步推进这项改革？
常修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当前中央部署的一项新任务、新举措，要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应做好如下几点：
其一，要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系统把握、协调推进。重点应把握五个字：人、地、资、技、数。“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管理要素市场（即企业家市场）；“地”指土地市场；“资”指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以及各地“非标的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技”指技术市场，实施中可把知识要素和技术要素放在一起运作；“数”指数据市场，作为一种新生要素，这是最亮丽、也最值得探讨的市场。
其二，要重视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要素市场的内在机理是市场供求和竞争形成价格，价格变动引导资源配置。深化要素市场价格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土地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推进资本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机制和人民币汇率弹性形成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让价格形成机制、完善数据“数价”和信息使用费形成机制等。
其三，要把握各类要素产权的内在属性，注重挖掘其内在活力。按照拙著《广义产权论》，每一种生产要素，都有自己的产权，要采取承认、尊重、保护的态度，“让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其四，把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政策和策略。这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改革。比如，与劳动力流动相关的户籍改革，哪些城市将保留“积分入户”，哪些城市将取消农民工落户限制，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体制（特别是宅基地）如何改革等等，政策性都很强。还有的改革，如技术市场中的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还需要进行试点，然后制订新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
市场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突破点之二：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记者：常教授，您确实对产权和要素研究很深。我注意到，您这次在深圳所作的《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报告，最后部分还提出了“拓展公共资源市场化”的建议。
常修泽：是的，公共资源市场化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第二个突破点。在实践中，可把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结合起来。
记者：请您谈谈拓展公共资源市场化的主要方向。
常修泽：这里所说的公共资源是指政府代表国家和全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等公共资源。未来的市场拓展方向，我看主要是三个：
一是自然资源方面。不仅仅是土地（这个已经实施），建议还要将市场化配置的范围扩展到矿产资源（如矿业权等），以及山岭、荒地、海域、滩涂等。
二是社会资源方面。建议推进各类公共工程承包经营权配置的市场化，在公用设施维护管理权以及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的特许经营权的获得上，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尽快推出医疗耗材阳光交易平台，老百姓这方面负担太重了。近几天，我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了解到，该区的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配置已经实行市场化。
三是行政资源方面。建议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包括行政系统闲置房屋等服务资源配置市场化。深圳近年就设立了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负责全市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运行服务。我建议浙江借鉴深圳的经验，着力推进公共资源及各类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和法治化建设，这必将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
市场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突破点之三：民间资本投资顺畅化
记者：要素配置市场化、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确可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那您认为第三个突破点是什么？
常修泽：第三个突破点是垄断领域民间资本投资顺畅化。
在我们国家的几个重要的垄断性领域，我看现在民间资本进入得还不顺畅。我在主笔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一书里，列了一张基础建设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表（2015年数据），民间资本的投资占比，铁路2.2%、航空4.5%、电信4%、城市公交2.3%。可见，这些领域的开放空间还很广阔，发展潜力也很大。
记者：企业家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知道投资空间在哪儿。
常修泽：但问题是一些领域有隐形的市场壁垒，对于民间资本投资有“玻璃门”“旋转门”现象。建议对于竞争性的业务，应该全部放开，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一视同仁；对于垄断性业务，也可搞“特许经营权”经营。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看到浙江有些尝试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比如杭绍台高铁，就是国内首条民营企业控股的铁路，不仅让民间资本进入，而且还让其“控股”，这很不简单。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之一，主要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行上，因此，一定要想法放宽市场准入，大力推进民间资本投资顺畅化。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放宽市场准入，使民间资本投资顺畅化？
常修泽：放宽市场准入，要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要营造确实属于“自己人”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切实大幅放宽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的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来源：浙江日报
记者 潘如龙 编辑 庞承 周宇晗 吴晔
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内容提要："文明冲突论"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论,但它却预见性地绘制了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这无疑是社会科学的一大谜团,因为社会科学旨在解释经验而非预言未来。亨廷顿本人的回答是因为他建构了"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即文明范式。文明关系形成于古老的过去,影响着当下,塑造着未来,因而文明范式经典地体现着历史政治学的时间进程概念;在时间进程中,财富权力的转移带动了作为文明表现形式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潮直接刺激着古老的文明关系和世界政治走向。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事实上是以文明范式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学,这可以看作是传统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升级学科。不同学科的不同范式,意味着研究路径甚至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关键词：亨廷顿 世界政治 文明范式 历史政治学
引 言“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亨廷顿是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国外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很多观点，大家都能够信手拈来，对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以下称《文明的冲突》) 中所做的很多判断更是耳熟能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认识了亨廷顿的思想贡献。《文明的冲突》几乎精准地绘制出 21 世纪头 20 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问题来了: 亨廷顿为什么能准确地预测了世界政治走向? 要知道，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过去，即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发现理论，很少有人敢预言未来，即使预言了，也如同中彩票一样不靠谱。但是，《文明的冲突》确实绘制了 21 世纪头 20 年的世界政治路线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 1997 年写给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顿这样自问自答: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经被翻译成 22 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 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这是一种不同于长期以来以大国关系研究为主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亨廷顿的这段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意味着，“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替代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当然，文明范式只是一种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沃列斯坦的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单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则是另一种影响巨大的思维框架。
“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其实就是世界政治学科问题，《文明的冲突》是世界政治学科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一个范本。思想进步应该是基于学科规范上的研究，在现代社会，没有学科规范意义上的思想争论，很多时候是没有头绪的，不会给人明确的方向感。因此，本文主要是发掘亨廷顿的学科建设贡献，梳理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是如何形成的。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在方法论上，亨廷顿秉承的是典型的时间进程之维，即，关键时刻形成的重大事件( 诸如文明) 具有当下乃至未来的作用，理解当下和未来的世界秩序需要在历史连续性的时间进程中寻找，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连续性存在; 在时间进程中，历史不但给人们观念上的启示即分析问题的情景性，还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性存在乃至实践。在学科范畴上，这是典型的历史政治学之维。本文将在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下发掘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及其学科意义。
观察世界政治的文明范式
在抛出替代性的文明范式之前，亨廷顿首先梳理了几种流行的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以论述为什么不存在“普世文明”和“普世价值”，否则就不存在“文明的冲突”了，并阐述了文明冲突的内涵以及文明冲突的样式。
1． 观察世界政治走向的范式之争
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结束了。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 世界向何处去? 亨廷顿指出，需要新的观察范式以厘清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在亨廷顿看来，理论或范式会歪曲或模糊一些事物，但是，如果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但是，具有竞争性的、相对有效的范式必须具有以下功能: 理顺和总结现实; 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弄清楚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对于亨廷顿来说，建立范式是为了预测，而对于世界政治研究而言，范式具有战略规划功能，即: 世界政治向何处去? 美国怎么办? 对于未来走向的“预测”，亨廷顿信心满满，范式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 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
根据亨廷顿的总结，冷战之后，不同的范式给出了不同的图景。第一种看法，也是最有影响的，便是“历史终结论”。1989 年，敏锐而大胆的福山一鸣惊人: 历史终结了，人类已经发现了最终的也是最好的制度模式——美国式代议制民主，全世界都要走向美国的政治制度。大胜利给美国人带来了大狂欢。围绕“历史终结论”而出现了一系列“家族概念”: “软权力”，即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有吸引力; “民主和平论”，即世界上民主国家越多越和平; “自由制度主义”，即一种名义上“相互依存”但实质上是以美式自由民主为支点的国际制度在“接触中改变”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都是大胜利之后的“理论大狂欢”，持这一理论者无不认为将出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因此，他们致力于改造其他国家为美式民主——哪怕以战争手段。这就是冷战后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战略设计，其理论范式可以与自由制度主义关联起来。
第二种看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出现了“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 这是发达与不发达、穷国与富国或者文化上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国际关系。亨廷顿认为这种看法没有现实性意义，它们是现实，但不会改变世界秩序的走向，因为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手段，文化的非西方其实是无所不包的概念，非西方不会团结起来。
第三种看法就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认为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实力政治”依然是各国政治的出发点，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当时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流行就是明证。在亨廷顿看来，现实主义不能用以深入理解国家行为。国家固然要根据权力去界定利益，但除此之外，还要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如果出于均势考虑，40 年代末欧洲国家应该与苏联而不是美国联手，但是欧洲国家看到来自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也就是说，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总之，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观察冷战可能是有效的，但是无助于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时期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
在否定了上述图景后亨廷顿明确提出了“文明范式”: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认为威胁不太可能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 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
文明、文化的不同类型很多，果真如此，世界岂不是要回到原始部落状态? 作为战略家，作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设计师的亨廷顿，“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秉承他一贯一针见血的文风，指出“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其中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尤为显著，“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拓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2． 为什么不存在“普世价值”?
坚信了“文明的冲突”，在理论上必须首先清理大胜利带来的大狂欢式观念——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指“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在亨廷顿看来，“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深刻但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不深刻的事情”。
存在“普世价值”吗? 其实，早在《国家间政治》中，摩根索就直言所谓的普世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即，将自己民族的价值观论述成普世主义的。亨廷顿关于普世主义的看法与摩根索如出一辙，认为“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宣扬西方文化的普世主义是错误的、不道德的，而且还是危险的。
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这种假设根本不是事实，亨廷顿在该书的一开始论证说，公正、善良等价值固然是全人类都追求的，但这些价值本身不构成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或者说公正、善良等道德层面的价值不会当作政治价值去推广而引发人类的政治斗争; 苏联的失败也只是其信奉的意识形态即苏联模式出了问题，这种政治思潮之外还有其他思潮，诸如那些试图改变人们观念和信仰的宗教。全球化看上去让大家说着同样的话语，甚至连中东地区的年轻人也在喝可乐吃汉堡包，但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不是“巨无霸”汉堡包( MagnaMac) 而是“大宪章”( Magna Carta) 。更重要的事实是，通讯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不是生活方式和信仰的一体化，而是刺激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宗教复兴更有助于反西方。这就是亨廷顿看到的多元文明的现实性图景。
之所以是不道德的，是因为假设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这必然是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文化的传播依赖权力的扩大，英国和美国对于世界的主导地位都在先后撤退，倘若重新鼓吹普世主义，那就意味着非西方文化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为此只能助长了西方的霸权。
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普世主义事实上的帝国主义性质，即扩张性侵略性，可能会导致核心国家之间，也就是重大文明间的战争，进而导致西方的失败。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亨廷顿列举了八大要素所共同构成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竭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
西方文明是独特的，那么为什么要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呢? 亨廷顿明确指出，“普世主义”不过是西方权力扩张的帝国主义产物，“19 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做辩护。20 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3． 为什么存在“文明的冲突”以及文明冲突的样式
当苏联的挑战结束之后，“文明的冲突”何在? 维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威胁者”乃至“挑战者”何在? 结果发现，挑战这个体系的力量来自该体系形成之前，即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也就是说，在亨廷顿那里，现行的世界秩序具有大历史的连续性，是“时间进程”的产物。
具体而言，现代化导致的不平等刺激了文化身份的认同，结果导致怨恨心理，民主化加剧了怨恨，从而形成了“文明的冲突”。“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国家或民族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这个观察意味着，基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文明的冲突”，其实内蕴着当下流行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等概念。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像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断层线冲突”不但发生在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也发生在一国之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的论述中体现了这一点。而他在最后一本书《谁是美国人》中，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
这种文明冲突的样式也体现在现实中。亨廷顿认为，伊斯兰的挑战不足为道，重要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四分之一世纪后，亨廷顿的战略思想变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公然提出美国要对中国准备一场“文明的冲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日前说，。美国正在以“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较量”的想法为依据，制定对华策略。斯金纳说，过去的大国冲突，包括美苏冷战，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内部较量”，而与中国之间是美国首次面对“非高加索人”的超级强国竞争。以种族主义思维来制定对外政策，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其实，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初，笔者就断言，以“文明的冲突”为旗帜而动员西方国家对付一个 300 年来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大国家，将是其必然选择，因为“对于‘白人优越论者’而言，除非中国不再是中国人的中国，除非中国不再是儒家文明的中国，除非中国和过去一样陷于贫穷落后状态，否则，中国的发展必然被视为根本性威胁，中美之间必然存在‘文明的冲突’”。
实践进程中的文明范式
冷战结束，意味着苏联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挑战的结束，但是是否就意味着“历史终结”了呢? 难道西方就没有新的挑战者乃至替代者了吗? 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永恒性，但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是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段而已。观察历史，要具有大历史观。
《文明的冲突》旨在捍卫500年来的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 1500 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西方通过有组织的暴力而非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而取得胜利，到 1914 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 在南美和北美) 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 84% 。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就是西方传统的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西方从 1450 年前后开始兴起，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西方兴起的根本标志则是宗教文化冲突让位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这个体系中，起初也是一片混沌，直到18 世纪初英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而获得霸权地位，直至 1900 年之前，其中只有一次霸权挑战者，即拿破仑战争。20 世纪上半叶，是世界秩序的转换时期，英国衰落了，美国还不愿意出头，因此呈现多极世界，这才有了两次世界大战，分别都是德国人所挑战的英国治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二战之后，文化的亲缘关系，使得英国和美国和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美国治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开始。但是，出现了新的挑战者，那就是一方面有着东正教文明基础，另一方面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冷战时期与此前世界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法国人拿破仑的挑战，还是德国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挑战，都不是旨在改变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只是谁来领导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只是不满英国人的长期主导。但是，冷战是由于出现了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的替代者，要将一个自由帝国主义体系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体系所替代。
苏联的替代性挑战失败了。然而，美国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永恒存在吗? 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亨廷顿认为，“在 20 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瑐瑢。也就是说，多文明的世界不再简单地从属于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自一战就开始衰落了，打败了挑战者并没有阻止其衰落。刺激其衰落的力量来自公元 1500 年之前的世界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