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理性的写作者,应该意识到“用生命写作”的利弊尤其局限性;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仅不该把“用生命写作”当作成功经验四处兜售,而且有必要特别声明:“我的成功不可复制!”因为,不管以何其正大、何其崇高的名义,教人耗费甚至牺牲生命,本质上都是一种犯罪。
村上春树重新定义了作家的精神肖像,其特色包括健康、坚忍、节制等,这彻底颠覆了以路遥为代表的一派作家留给公众的病态印象。
我知道,有人会拿路遥所处的环境,对比海明威、村上春树所处的环境,为其开脱。一旦说到环境,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冷酷的事实,即写作者身体的强度与思想的强度之关系。如王怡所言:“……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着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体不能支撑的部分,无法成为有效的思想。”其结论也许专断,却极具警示意义。有时,思想的强度恰恰取决于身体的强度,你的身体,能扛住怎样的匮乏、冷漠、酷刑、恐惧,你的思想,便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和深度。
尤其是,当写作不仅要记录时代,还要克服时代、超越时代,当写作者被迫与黑暗时代及其主宰者进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游戏,那么,一具强悍的身体便成了生命的必需品,身体不只是革命的本钱,还是写作的本钱,甚至是最大的本钱。我曾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我们与邪恶的斗争,很多时候,并不在于谁的力量大,谁能打倒谁,而在于,谁更坚韧,谁活得更长久。”或者换一种委婉的说法,在科雷马劳改营,乌曼斯基教授告诫安德列耶夫:“关键是,是要活过斯大林。活过斯大林的人,全会活下来。您明白吗?”(《一个魏斯曼主义者》,见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