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这个时代一切都很快，盛放很快，凋谢也很快

严歌苓：

这个时代不可恨，只是缺少诗意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严歌苓，生于1958年，著名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代表作《陆犯焉识》《小姨多鹤》《扶桑》《床畔》《金陵十三钗》等。

腿还没有抬到最高的时候，摄影干事抓拍下这张照片。严歌苓穿军装跳舞的照片没留下几张，那时部队有严格的纪律：除了正式演出之外，不能随便穿演出服装照相。这张照片中的严歌苓，正值二八年华，脸上还带着婴儿肥。

从1971年12岁入伍，到25岁部队裁军退伍，严歌苓在军队足足待了十三年，整整跳了八年的舞。之后，军队生活被她“反复咀嚼”，揉进一部又一部作品里，从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谁家有女初长成》，再到后来的《灰舞鞋》、《白麻雀》，每隔一段时间，严歌苓就会想起部队文工团里的某个人，然后围绕这个人写一部小说。“那段生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

去年4月，严歌苓完成新作《芳华》的初稿，那时书名还叫《你触摸了我》，小说围绕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南部城市某部队文工团中，男兵刘峰因“触摸事件”被处理的一系列情节展开。与之前的作品不同，新作《芳华》具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所有的心理体验都是非常诚实的，这本书应该说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

《芳华》

作者：严歌苓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同样在年轻时有过部队文工团经历的冯小刚，在看过这个故事后，当即决定将它搬上大银幕。几天前，导演冯小刚邀请编剧严歌苓观看初剪后的《芳华》，严歌苓看着看着，就掉了眼泪。她说：“看这个电影，好像在看别人的故事。”

或许是因为时代和生活的脚步越来越快，回想自己从前的事，总像看别人的故事。严歌苓感慨，“生活来不及品味，一天就匆匆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喜欢诗了，觉得写诗、读诗挺没用的，有用的事还来不及干”。自90年代移居美国，虽然至今也不过二三十年，她却常感觉时空的错位，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怎么谈恋爱，怎么说话，怎么与人相处。在国外，她偶尔见到的华侨，至今仍保持着八十年代出国时的状态，穿着、举止、思想都是，“好像给冻住了，智慧、生活都在那个时代冻住了”。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严歌苓始终保持同一种坐姿，身体远离椅背，后背挺得笔直，几乎能想象她当年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样子。采访结束，她起身，略微歉疚地说：“我不怎么会讲的。”然后开始关心起采访过她的记者的近况、编辑的咳嗽。在一部部作品中，她就像这样，时刻关心所处的世界，关心这个世界中的人，不断追问没有结果的答案。

写反思

“不停问自己：有没有诚实地写？”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严歌苓是出了名的认真。

写《陆犯焉识》时，为了写好陆焉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二十年的劳动改造，她花了很多钱去青海体验生活。写以中原农村为背景的《第九个寡妇》，她特地到农村去住，看农民怎么起红薯，怎么摘棉花，她一直记得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一队人排在她后面，一个小姑娘搓着作业纸站在她面前，一脸急不可耐。写《小姨多鹤》，为了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她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子，看到了日本老人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又如何退着走出去，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有了眉目。写《老师好美》，为了进入高中生的语言系统，五六年间，她几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做起了旁听生，“卧底是非常难的，人家把中学生组织得特别好，很难看到真相”。写《妈阁是座城》，为了写好赌徒的心理细节，她又跑到澳门，当起了赌徒，结果一路猛输下去，赌徒没当成，却成了一个失败的赌客。

这一次，严歌苓终于不必费力创造和想象细节，而是无比自然地回忆起文工团的老红楼、排练厅、练功房，还有那些让她感到“自责”的人和事，脑子里的地图一点点铺展，《芳华》就这样写成了。

冯小刚执导的同名电影《芳华》预告海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芳华》的主角就是文工团里被公推为“模范标兵”的男兵刘峰，他任劳任怨，自觉承包了团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原本在大家的需要和表扬中活得心满意足，并偷偷恋上独唱演员林丁丁。不想却在向她表白时被拒绝，并发生了所谓的“触摸事件”，得到与大家平时的“推崇”截然相反的反应。何小蔓则是刘峰的另一个极端，平时受尽侮辱和欺凌，却在荣誉到来时，精神失常。

《芳华》中，严歌苓反复追问：什么是好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善与恶之间的分野是什么？平凡是否意味着伟大？英雄的意义何在？“对那样一个英雄，我们曾经给了他很多的褒奖和赞美，最后却没有一个人把他当真正的活人去爱他、给他女性的爱。好像是很不负责任把所有荣誉都给你——谁让你做好人？”事实上，好人做尽的刘峰和受人欺辱的何小蔓各有其原型，严歌苓想要借此表达对两人的忏悔：“我从‘我们’当中走出来，来表达我们当时的集体来忏悔。”

如果剔除掉所有年代的元素，《芳华》讲的还是人性：“人性当中永远不可能消失不安感，你要结成集体迫害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是你转移了这个不安感。人对另外一个人施暴的时候，整个人群都在退化。”

自记事以来，严歌苓就始终在“乌央乌央、喧喧闹闹”的不断变化的大环境里：“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总是一个戏剧中心，总是能看到戏剧围绕着我在发生，我非常幸运地能够既是一个主角，又是一个很近的观察者。”

主角和观察者，两种身份在《芳华》中第一次合体，“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是所有的心理体验都是非常诚实的，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心里会不停问自己：有没有诚实地在写？”

写爱情

“那时的爱情，是盛大的节日”

“芳华”，冯小刚和严歌苓敲定这个名字后说：“‘芳’是芬芳、气味，‘华’是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除了反思时代外，《芳华》还着力写了青春荷尔蒙冲动下少男少女的懵懂感情：“那时候恋爱是件漫长的事，似乎滋味太好了，一下子吞咽首先要腻死，其次是舍不得，必须慢慢咂摸。”

慢慢咂摸，细细品味，曾经的爱情缓慢、持重、节制，正是这些特质，才使得小说中轰动一时的“触摸事件”真实可信。严歌苓对此颇有感触：“我觉得最理想的爱情，就是写情书，两个人用心去表达。情书都不会写、也没有这种交往，是不是很大的遗憾？爱情的各种段落，缺了很诗意的段落，那不很惨吗？”

1992年，严歌苓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沃克在旧金山结婚。结婚前，两人常互相以英文写情书。有一次，她在卧龙，发现红桦树的树皮很美，就在上面写了字，寄给他。她将情书看做是“一种白纸黑字的结盟”：“这种结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潜意识里让你一次一次确认爱情。”

眼下，好像什么都图快，什么都在赶，短信、电邮取代了情书，爱情也没了质感：“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那时，接到情书简直就是你的一个节日，特别私密而盛大的节日。现在这种可能都没有了，是不是爱情从生到灭的过程也就短了？”

冯小刚执导的同名电影《芳华》剧照

爱情如此，生活亦然，忙碌和快节奏成了常态。如今，严歌苓刚刚为BBC的一部动物电影写完解说词，同时创作和修改三个剧本，又要完成电视剧的脚本，她说自己这点随母亲：“一天发现自己没干什么有用的事，没让自己哪怕成长一点点，就慌。”为了不被打扰，她永远将手机放在厨房，摘菜或做饭的时候看上一眼，早上喝咖啡的时候统一回复，尽量让自己不被打扰，“我对这种方式的交流非常质疑，我坐在你对面，你不跟我交流，你和看不见的人交流，本身就很奇怪，起码是不尊重的。我跟你在一起，就要集中精力享受你的在场。”她说。

写作经验
“时空距离，把我从局中拔了出来”

1979年，八年舞蹈生涯结束，严歌苓做起了战地记者，采访了大量伤员和从前线撤下来的战士。她渐渐发现，舞蹈不足以表达自己，“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还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调到部队创作组后，她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长篇《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二十岁出头的严歌苓，从文字里找回了在舞蹈上丢失的自信。她飞快地写，一天能写上一万字，获奖的小说大多也是“一挥而就”。1990年秋天，严歌苓考上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的文学写作系，成为这个系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唯一一名外国学生。她至今都记得老师告诉她：Try to see it happen。日后，当她的作品陆续被拍成电影时，她将其中的画面感归因于那时的专业训练：用直觉去写，把小说写得视觉化。或许正是因此，《芳华》开始的几个场景像极了电影镜头的运动，“因为这个叙述人是全能的存在，收回来就是此人，放出去就是全知全能全方位的观察。一双眼睛代表所有人的眼睛，你想看到他的内心就看到内心，你想看到他的内裤就看到内裤。”对于严歌苓来说，“小说要更加有机，更有活力，更鲜活”，这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严歌苓 摄影：周鹏

严歌苓坦诚自己是个“很激情的人”，常说一个故事“非写不可”、“不写就会死”：“一个创作者最大的幸事就是，你笔下的情节和人物忽然反过来惊喜到你——我没有设计，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其实你当中埋了许许多多的逻辑在里面，到这时候他一定这么说，反而让你大吃一惊。这就是写作最棒的地方。”

为了体会如此“幸事”，严歌苓不断抽取、抽象着自己过往的生活，在海外反复咀嚼中国的故事也好，当下反复回视过去的故事也罢，都是为了拉开时空的距离，恰恰是这种距离，将她“从人在局中的状态拔出来，超越亲身体验本身”。

保持距离、抽离自我，也让她过着“吉普赛人的生活”，对什么都不信以为真，对什么都保有侧目而视的姿态。

“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开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后凋谢也会很快。”

“我不恨它，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