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同性恋并非一个动人的话题,也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至少如果你不是同好的话。但是人们可以公开谈论的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人再有兴趣去私下议论。
/ 同 性 恋 解 放 时 代 /
[法] 弗洛朗斯·塔马涅
同性恋在英国由许多知识分子传播,他们多数人自身有公学经历。他们升人大学,英国同性恋的胜地,他们的许多见证,以小说或自传的形式使得将20年代看作同性恋解放年代的神话观念得以传播,就像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独一无二的时代。
同性恋的第一代人:先驱者
第一代同性恋者成长于剑桥,随后聚集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知识分子的聚合注重人文的联系,打击维多利亚朝精神。他们在一战中以和平斗争和政治、经济和道德的自由主义而出名。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1880年代,在英国对待同性恋的看法转变中起到中心作用。1919年,他们成为新一代的榜样。
剑桥和“使徒”
对于第一代来说,剑桥是同性恋崇拜的象征。多数教授鼓励男性之爱,他们自身也多少会公开奉行。A.E.豪斯曼是著名约颂扬恋童之爱的诗人。他的诗作《致施罗普希尔·拉德》(1896)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是同性恋圈子里的通行令。哲学家C.G.布罗德表现出明显的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偏好。同样知名的还有维多利亚朝历史教授D.A.温斯坦利、中世纪专家盖拉尔·拉普斯利、H.O.依文尼特、F.A.辛普森、安德鲁·格鲁、经济学家A.C.庇古(他常带着最漂亮的学生去游览阿尔卑斯出)、图书馆员A.F.斯科菲尔德、古代史教授F.E.阿德科克,最后还有校长J.T.谢泼德本人。最著名的人物还是奥斯卡·布朗宁,他是历史教授,E.M.福斯特的导师,曾经任伊顿公学的校长,但在一桩巨大的同性恋丑闻之后披解雇。
E.M.福斯特
在学生方面,倾向同样明显。可以说大约1895——1910年间剑桥对于同性恋者是一个田园诗的环境,一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牛津:“在剑桥,我觉得,鉴于事情的性质,这种天性的人(同性恋)的数目非比导常,虽然他们不一定意识到。我毫不怀疑,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和有同好的教授的私交是剑桥可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在牛津是同性恋审美的胜利和把同性恋作为一种荣耀的肯定,然而剑桥的特点是谨慎的宽容,是善意的,无声无息的。学生们,如果他们是向性恋者,他们把这种偏好当作一种几近智性的选择,通常将他们的性事纳入一种刻板而贞沽的环境。他们要求将对男孩的爱意作为从古希腊衍生来的哲学理想,把它理想化,以以至去除了所有感性和具体的性含义。这些观念持久地影响着第一代同性恋者,他们可以借助这些前提将同性恋作为一种高尚活动、纯洁的理想来维护,是对异性恋的浮乱和无耻地追求快感的弃绝。同时,这种态度不利于风俗的解放,想法上被宽容,但行动必须隐蔽。
男孩的恋情被定义为人们所创能体验的爱情最高形式(高等的男性爱),妇女在精神和肉体方面都较低等:E.M.福斯特在《莫里斯》中写道:“我对于你体验到的是同皮帕对她的未婚夫感受到的相同的东西,在许多方面更高贵、更深沉、更绝对,没有感性也没有脱离肉体的‘中世纪风格’,而是身体和灵魂的特殊的和谐,我认为是女性所不能明了的。我们从中发现了柏拉图恋爱的重现,一种对男性关系的辩白,将同性恋定义为智性和唯美的终极阶段,有品味男人的必然选择。“使徒”们的理论总是带有歧视女性的色彩,这使得弗吉尼亚·伍尔夫极为恼火。虽然他们的影响是解放性的,为同性恋者开脱,但他们的行动根植于根本上保守的父权和男性背景。这种对同性恋的观感逐渐改变,在战后。新一代完全接纳了这个模式,对于要求将同性恋行为作为一种积极标记不再迟疑。
缺少女性的陪伴,普遍生活在封闭的空间,剑桥的学生围绕男性友谊组织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保存了一部分意年,把自己与一个他们认为是敌对的世界隔离开:“在中学,情感和欲望几乎唯有指向男性。这并不意味着有许多的‘性’,实际性事在那些忠于羞怯或德行的人看来是要否定的,但也不无羡慕的意思。”感性的友情占据首位,同性恋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一个神活,第一代人绝非性放纵的一代。
布鲁姆斯伯里
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里多数男性是同性恋者,至少有一个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同性恋倾向。所以,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必然成为优先讨论的问题。布卢姆斯伯里的特色篇先是关于性问题的完全的言谈自由,不计较性别和廉耻。弗吉尼亚·伍尔夫强调:“性事渗透在我们的谈话中。‘男色’这个词不断在我们口中出现。我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和自由来谈论交媾与谈论善良本性。”这些谈话也可能只是些闲话,弗吉尼亚·伍尔夫常抱怨某些聚会的浅薄,男人们乐于描述他们的艳遇格格笑着说:“我走进一个小便公厕。”这种言语的自由是革命性的。通过对同性恋的平常化,重新赋予一种个人性而不是社会性,布卢姆斯伯里否定了变态的危险和对“性倒错”隔离的必要。下一代人将把这一教海牢记在心。“在戈登广场46号。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是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也许同性恋并非一个动人的话题,也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至少如果你不是同好的话。但是人们可以公开谈论的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人再有兴趣去私下议论。还有,很多的约定俗成和坚信都得到了修正。确实,布卢姆斯伯里后来证明了对于性间题这个主题人们可能有多种角度,其结果是如此丰富。
弗吉尼亚·伍尔夫
但是在布卢姆斯伯里宽容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尽管这个圈子并不是由性的无政府主义者构成,它至少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和双性恋是那里的标准,但却伴随着情人和伴倡的不断的交换。感情的坦诚胜过嫉妒心。圈子里多数成员都体验过极端主动和动荡的性生活,他们互相探讨其中波折。在《莫里斯》中,福斯特表达了数以千计的男孩们所感受过却不敢承认的事情:“他隐约见到一个面孔,听到一个模糊的声音说:‘这是你的朋友’,他眩晕迷乱着从柔情中醒来。他可以为了这样的朋友死去,他会接受这样的朋友为自已死去,他们互相可以奉献一切而不担心外界和死亡,什么都不能将他们分离,哪怕距离和阻碍。”出于这个原因,《莫里斯》可以被看作是一代人的宣言。这本书写作于1914年,在福斯特1970年去世后才发表。但这部书在同性恋者中间流传,将被承认为他们对自由表达爱意的渴望的表述。首次,男性同性恋被不加羞耻和悔恨地描写,在路的尽头也没有惩罚或分离。“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挑战全世界。”一种新的感情诞生了,即骄傲。《莫里斯》并不保证莫里斯和业历克爱情的成功,但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这种爱情将成为可能。所以,布卢姆斯伯里留给间性恋者的讯息尽管沉重却充满希望。他们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人性的关系的神圣。“只有联系”,福斯特写道,必须重建身体与精神的联系,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将其中断。通过颂扬身体的智慧和爱情的再生力量,布卢姆斯伯里开辟了坚决斗争的道路。同性恋成为一代人的象征。
节选自《欧洲同性恋史》,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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