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是女人，但是我依然需要形成那个我依据本性而是的女人。❞
《我的爱，向你》
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著
李晓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文，240页
露西·伊利格瑞作为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对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女性主义的践行，时常被批评者认为是以异性恋为中心对性别二元论的固化，带有“性别本质主义”的色彩[1]。在两本最初出版于1990年的论文集《我，你，我们》和《我的爱，向你》中，伊利格瑞都深刻地刻画了爱、性别和他者的复杂性。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更着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后者则聚焦于构筑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关注女性主体性的重塑，在根本上对爱与尊重进行了新的诠释，主张“承认间距”将帮助我们实现真正的对话、爱和平等。《我的爱，向你》具有一种直面现实的纲领性。年轻人正在经历一种“爱情错位”：我们不再亲自谈恋爱，而是对着别人的爱情“磕糖”。这种错位源于性别导致的文化区隔，正如铃木凉美指出的，两性互不理解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一方是通过少女漫画学习恋爱的女人，另一方则是通过AV学习性的男人”[2]，不同性别想要不同的爱情。语境的隔绝让两性在爱情中寻求“共鸣”的尝试成为一种癫狂的相互拖拽。对此，译者李晓晴总结了伊利格瑞的态度：“男性需要放弃对自然和主观性排布的支配，女性则需要拥有主体性。”[3]与其说伊利格瑞在倡导一种二元性别的爱情，不如说她是在强调我们必须（重新）面对性别的现实，才有可能相互理解。这种“面对性别”的要求比“构建/解构性别”更为严苛，因为不恰当的表述很容易使其滑向性别本质主义的窠臼。实际上，伊利格瑞所倡导的“面对性别”超越了“对抗”或“逃避”的单线程思路，因此能为两性提供更具生长性的起点。现实中，无论是单纯依赖“乙女游戏”构建的精神乌托邦，还是互联网上“去父留子”的女权新风尚，“总归是靠另一性别建立自我认同，而不是靠自己；总归是思考没有另一性别时的自己，而不是仅仅思考自己，思考‘我-她’，思考‘我们’，思考‘作为我们的她们’。”[4]换言之，当“女性”必须通过“否定”或抽象化另一性别来获取对自身的绝对肯定时，这种肯定已然外强中干。女性在逻辑上仍旧是“第二性”。当然，上述女性行动的出发点依旧值得欢庆，因其意味着如今她们已经窥见并试图反抗爱情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像过去一般沉浸于父权制对“母亲”或“贤妻”的歌颂和崇高化。这些赞颂并不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特质（如生育）的肯定——它恰恰是通过排斥差异建立起的等级制度，由于父权制“必须维持女性他者为自然基体”[5]。因而，这些“赞美”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标记”，使女性被圈定在“自然”的再生产环节之中，却被放逐于围绕着父权制展开的社会关系之外。在当下这一阶段，突破性别不平等的行动不应仅停留在“权利争取”的层面，若不对权利本身进行反思，女性可能永远无法解决“自我客体化”问题，从而错失向内的自我肯定。它的后果是，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她们总是抑郁不畅又战战兢兢——在倡导贤妻良母的时空，她们逼问自己是否“贤良淑德”，在倡导女性力量的时空她们又逼问自己是否足够“恨男爱女”。伊利格瑞在《我的爱，向你》中提出走出困境的方式之一是主动地建立“姐妹情谊”，即促使“她”通过“她们”理解身为女性的困境和价值。然而，“姐妹情谊”所倡导的团结却时常落空。其原因在于女性内部对“差异”的拒斥，这种拒斥根植于父权逻辑的内化，后者以普遍性的名义，将个体统一在一个狭隘的标准之下，对“标准”的争夺分裂了女性，使她们相互指责。比如那些被贴上“娇妻”“捞女”等标签、沦为女性“公敌”的个体就是父权制的替罪羊。对此，伊利格瑞指出：“主体的我之所属总是已被某种无法占有之物所标记，这种无法占有之物就是性别。”[6]这意味着，在个体层面上，“个体隶属于某一性别”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不仅提示“我”有其他人存在，“我”的主体性是不完满的，“我”无法代表女性或女性主义者；同时，也武装了“我”，给予“我”以“女性”身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肯定。在共同体层面，“我必然属于某一性别”意味着我所属性别并非唯一普遍的性别。这种“否定”意味着“差异”才是真正的普遍存在，每一种差异都具备一种普遍性。另一方面，男性既不应该将其本性神圣化或以平等的名义抹除两性差异，也无需将其视作负担，他们需要看到自身只代表一部分的人类。唯有认知到这种局限，人们才能走向彼此。正如伊利格瑞所言：“我承认你的前提是，我无法彻底看透你。”[7]只有理解了他人的“不完全可见”，才能真正将对方作为异于我的人来尊重。在此，伊利格瑞也解释了为何人总是试图将他人拉入“自我”的领域，这源于“我不知晓你”所带来的孤独感。当“我”未能尊重他（她）者的神秘性时，便会尝试将“你”消减还原为我熟悉的经验和认知，以此为我的存在服务。事实上，当说出“我理解你”时，往往是在说“我无法接受孤独感”。[8]因而，真正的爱应超越这种自私自大的幻觉，而追求一种持久的“间接触摸”，即“我既不屈服于你也不消耗你。我尊重（不可消减的）你。”[9]《我的爱，向你》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承认“我必然属于某一性别”是一种帮助两性回到现实本身的方式，我们需要先去理解自我存在的现象，而不是直接去构建一种“悬空的多元”。异性恋被重构为一种激进的实践，我们超越孤独的方式就是与不同于我且无法被我穿透的“他者”进行本真的交流，它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换，而是尊重距离，接纳神秘的“间接触碰”。我们需要理解，至少有两个具有根本差异的性别，但不是只有两个性别。
[1] 编者注：学界有对伊利格瑞非现实主义、仅“政治性”本质主义的解读；也有学者通过考察其后期思想转向而提出，伊氏开启了一种激进、极具变革性的现实型本质主义可能性[Stone, A. (2004). From Political to Realist Essentialism: Rereading Luce Irigaray. Feminist Theory, 5(1), 5-23.]。朱迪斯·巴特勒曾提到自己对伊利格瑞态度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研究生研究法国女性主义时并不感兴趣，当时很容易地使用“本质主义”这个标签。到了80年代末，她重新思考基于这一理由的批判，意识到伊利格瑞对哲学的深刻介入，特别是反复阅读其首部专著《他者女人的窥镜》——被伊利格瑞在书中对哲学史的批判性拟仿（critical mimesis）实践所吸引。在巴特勒看来，女性对伊利格瑞而言既非某种实质也非可被孤立的精神现实，而是一种奇异的阅读实践，这是她从中学习到的[Butler, J., Cornell, D., Cheah, P., & Grosz, E.A.A. (1998). The Future of Sexual Difference: An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 and Drucilla Cornell. Diacritics 28(1), 19-42.]。台湾学者朱崇仪也曾在其研究专著《伊瑞葛来：坚持性别差异的哲学》中提出，关于本质主义的争论无实质意义，因为伊氏的论述不止于强调身体差异，还针对之后所引发的社会及伦理差异所做详细演绎。[2]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始于极限》，曹逸冰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
[3]露西·伊利格瑞，《我的爱，向你》，李晓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页。
[4]同上，第154页。
[5]露西·伊利格瑞，《我，你，我们》，米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9页。
[6]露西·伊利格瑞，《我的爱，向你》，李晓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34页。
[7]同上，第131页。
[8]同上，第149页。
✦ 本文发表于《艺术世界 ArtReview》2024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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