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萧易前，看他的文章已有数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和《华夏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权合作方）上但凡有和巴蜀地区的石窟、考古相关的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后来又读到他的专著，《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文字详实、细密、沉静，不抒情，不附议，如空山古佛。
想象中，萧易已经年近半百、略有考据癖，应该是个老学究吧？他常驻成都，对巴蜀地区的遗址了如指掌，一定也是四川人。
当我们也从北京退居到成都时，虽然和他在同一个城市，但因为心中忌惮“老学究”的厉色，一直不敢约见。直到今年年初，再次看到他的新作《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见个面吧？但是那天来杜甫草堂赴约的，是一位年轻的白面书生，而且家住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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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圈成景点，也没有因为信奉而以敬畏的名义远之，这一片巴蜀地区的石窟，就在田间地头，在日常生活之中，而“发现”这些的，并非年过半百的老学究，而是这位白面书生。
行李&萧易
1.烟火里的巴蜀佛窟
行李：《空山》和《知·道》两本书分别讲佛教石窟和道教石窟，看上去已经很像一个系列了，你是怎么进入石窟领域的？
萧易：2009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约我写四川安岳石窟的稿子，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佛教石窟。那之前知道北方的敦煌莫高窟、甘肃炳灵寺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也知道它们的形态，但是到了安岳一看，和上面这些石窟完全不同：安岳石窟全都在荒野里，数量多，但是分布散，70多个石窟点，几乎遍布整个安岳，但并不在一个地方。可是都很生活化。我们去卧佛沟的时候，看见一尊23米的卧佛，卧佛前是一片稻田，农民正在收割水稻，卧佛顶部是一个挡雨的平台，收割后的水稻，就直接放在这个平台上晾晒。
行李：这场景多动人，完全日常化。
萧易：对。卧佛对面有很多小石窟，老百姓就站在石窟边和你聊天。这些石窟没有被作为景点，就在老百姓家门口，或是田地里。有一个孔雀洞，供的是孔雀明王，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它在一户人家里，那户人家的房子是土改后分给他的，也把房子里的孔雀明王一同分了他，造像就在他家灶台边上，烧火做饭的时候，柴火的光会把孔雀明王的脸映红，很有烟火味。几年后，户主拆分了房子，孔雀明王才变成了石窟保护点。
行李：真是有意思呀！
萧易：过去石窟界有一句老话，“唐盛宋衰”，即佛教石窟到了唐末走向衰落，宋代已是日暮残阳，我这几年走完才发现，这句话也许只适合北方石窟，四川是中国石窟的大省（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且在宋代迎来了鼎盛，明清依旧绵绵不绝。
行李：你在书末附了一张“佛教石窟东传中国示意图”，感觉半壁江山都在四川。
萧易：相比其他省份，四川的石窟点和分布范围是中国最广的，不过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才陆续有了保护和调查，还没做完。安岳石窟目前还没有总目，也还有很多在荒山里。
行李：为什么四川会成为石窟大省？
萧易：这跟中国历史有关，早期的石窟主要在北方，安史之乱后，北方和中原陷入长期战乱，唐玄宗和唐僖宗两次逃往蜀地，也带来了大量官吏、商人、画家、诗人、僧人，甚至一些老百姓，自然会把中原地区流行的造像传统也一起带来，加上四川自古富庶，那时战火也还没有烧过来，石窟就在这里开始生根发芽。
行李：那不是应该集中在成都吗？为什么都在那么远的地方？
萧易：成都因为是平原，没有山，不便造像。石窟艺术是顺着两条蜀道进入四川的，一条是米仓道，一条是金牛道，所以四川最早的石窟，一个在广元，一个在巴中，广元是金牛道重镇，巴中是米仓道要塞。正因为是顺着蜀道进来的，所以四川石窟越往北年代越早，慢慢往南传播，再往安岳、大足方向去。
行李：安岳与大足相隔不远，为什么后来大足显盛，而安岳不为人所知？
萧易：它们不仅相隔不远，造像的主要年代也很接近，后来境况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大足石刻比安岳更成规模，大足石刻主要集中在宝顶山和北山。重庆担任陪都时，一批史学大师，像杨家骆、顾颉刚、马衡，也在重庆，他们听说大足有很多石窟，就带着一支15人的考察队去考察了，大足石刻从此知名，而安岳石窟，直到2009年《中国国家地理》报道之前，都还不太为人熟知。
行李：我看过那篇文章，印象很深，那些石窟留下的印象，和那本书的副标题很吻合：寂静中的巴蜀佛窟。
萧易：是，安岳石窟感觉非常好，在荒山里，还保留着过去的状态。很多石窟点都能看到老太太在烧香拜佛，她们的家离石窟只有几步路，会和你分享她们知道的石窟的各种故事，就像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四川这样的石窟点特别多，丹棱、夹江、绵阳、洪雅……都和安岳一样。
行李：跟人的生活完全交织在一起？
萧易：对，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丹棱县，在眉山市。那里有一个黄金村，村子里有一座郑山，山上有石包，旁边还有一座庙，庙里有几个老婆婆。石包上可以看到很多唐代的造像，大概有一两百龛，老婆婆们每天都在那里诵经、烧香，山上种了很多曼陀罗，夏天的时候全是野花，这些石窟就在野花之间。
郑山对面还有一座山，叫刘嘴，那里也有很多石包，石包上也全是唐代造像。山上也种了很多果树，可能在某一棵果树旁边，磊磊的果子就垂在佛像的脸上。
老百姓中有养蜂的，就会把蜂箱放在石窟里。另一边可能是种地的农夫，他家的地就在唐代石窟边，这块地可能已经种了好几十年，代代相传……丹棱县的石窟就是这种状态。
行李：这一段听起来真是美好而生动呀，四川人真是又实用又世俗，可是大俗之中有大雅。现在才能理解你之前为什么说和北方石窟的状态完全不通。
萧易：北方的石窟，开凿的原因都和皇室或官吏有关，到了四川，开始跟民间结合。在四川，你会发现一些小县城就有很多石窟遗址，像丹棱，一个很小的县城，但是有40-50处石窟遗址，不过每一处规模都不大，郑山和刘嘴是比较大的两处，还有一处龙鹄山，是道教遗址。四川很多这种小规模、小体量的石窟，但是跟老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很多龛都是当时的普通阶层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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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巴蜀地区，尤其是属地，佛教石窟的状态，大多在寂静的深山里，虽然不曾显赫，但在民间兴起，在民间传承，完全融于老百姓的生活里，融于“烟熏火燎”里。
2. 石窟里的中国道
教
行李：你刚才讲丹棱县既有佛像石窟，也有道教石窟？
萧易：对，这是四川石窟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道教石窟之前一直不大提起，它们在外观上很难辨认，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并且数量比较少，很多荒野里的道教石窟常被当成佛教石窟，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很相像，但其实完全不同。
行李：是造像内容不一样？
萧易：对，早期的道教石窟，题材主要是“天尊说法图”“老君说法图”，之所以容易和佛教石窟混淆，是因为道教石窟最初就是模仿佛教石窟的。
道教本来推崇“道本无形”，一直宣称要把荣华富贵丢掉，到山里修行，但中国人是受不了这个苦的，佛教就没那么复杂，只要出点钱造尊像，就可以保佑你：生病就造药师佛，家里有人去世就造地藏……佛教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让世人用很少的代价解决各自的问题。佛教兴盛时，造像连崖成片，道教也会感到压力，为了争取信徒，在南北朝时就开始学习佛教造像了。
行李：那也够早了。
萧易：是，但道教一直没有自己的造像体系，很吃亏，如果没有专业知识，也很难分辨出来。早期的道教造像跟佛教造像很像，只是题材不一样，比如佛教最流行的布局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道教是天尊或太上老君，旁边有两个女真人。女真人看上去和佛教里的菩萨很像，南北朝时有一篇佛教徒写的文章：《笑道论》，顾名思义，就是嘲笑道教的，说道教徒在门口造两个菩萨就说是真人，其实像佛教的菩萨。
行李：那你是怎么区分的？
萧易：除了上面说到的题材的差别，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中国人以前都要戴头冠，穿鞋，所以道教的天尊和太上老君头上有冠，脚底有鞋，而佛教既不戴冠，也不穿鞋。真人手中持有笏板，这是过去朝臣上朝时持的，也是道教造像最显著的标志。
行李：《知·道》这本书对中国的道教石窟做了系统的梳理，你第一次有意识地留意到道教石窟，是什么时候？
萧易：我去看大足石刻时，在石门山一个清代老院子里，看到了很精彩的造像。我至今还记得，那个院子里的青苔把路都铺满了，里面有佛教的阿弥陀佛、观音经变，也有道教的玉皇大帝、千里眼、顺风耳、天蓬元帅等，看到天蓬元帅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不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么？道教造像是否有自己的序列？
后来在各个地方看石窟的时候就会留意，恰好四川的很多佛教石窟里都夹着几尊道教石窟，慢慢发现，道教石窟的分布范围很窄，数目也少，不及佛教石窟的百分之一，但恰恰是这百分之一，构建了道教石窟的完整序列，从南北朝到隋唐宋元明清，脉络非常完整。单就四川而言，就能清晰看到这股脉络：隋代有绵阳的西山观、圣水寺，唐代有丹棱的龙鹄山，蒲江的飞仙阁、长秋山，明代有洪雅的苟王寨、安岳的老君岩，清代有巴中的朝阳洞……
行李：原来四川在石窟造像上这么完整、系统，《知·道》算是系统梳理道教石窟的第一本书吗？
萧易：之前肯定有很多学者研究过道教石窟，《知·道》应该说是从道教石窟来看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本书，它不是纯粹讲道教石窟，我只是通过道教石窟告诉读者：中国的神灵，尤其是跟老百姓关系密切的这些神灵，是怎么出现的？道教在中国文化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道教石窟并不仅仅是考古遗址，我们生活里很多习惯都跟道教有关，像大年初五要接财神，四川人高考前要拜文昌，这种美好的愿望到现在还在流传，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原来是道教的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道教开始世俗化，直到现在都还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信仰体系，很多庙里都要拜药王、慈航真人、关帝等等。宗教在中国人过去的生活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相信生死，相信善恶，相信轮回，是因为有宗教来规范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