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音 | 文
在说村上春树新长篇之前，先要提到一封信。2015年4月的一天，我的邮箱里出现了一封来自Haruki Murakami的来信……没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位村上春树。起源是他和新潮社合办的一个读者互动网站，就是你可以写信给作家村上，有一定的概率（约1/20）会收到他的回信。
我写出的信，现在想来很不好意思，其实是坦诚（也有点焦虑）地表示，我以前很喜欢您的小说，但近作让人有些喜欢不上来呢。具体地说是从《1Q84》开始。当然我知道写作者是在时间中不断变化的……总之祝您健康，不断继续写作。
村上的回信是这样的：
“我认为自己不断发生变化是很自然的，所以，如果你对我最近的小说没感觉，我想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你在小说中追求的东西，不可能永远和我追求的东西完全一致。但也许在某个时候兜兜转转，我们的思考又会很好地一致起来。
“（一直这么说来着）我的兴趣只在自己接下来要写的东西上，对从前写的几乎没什么兴趣。而且我会不断忘记自己曾经写过什么。写小说就是这么一回事。会不断追寻活生生的存在。回头看去，就已经看不到了。必须一直往前看。请你理解。”
以上是村上的信。懂日语的看图就好，请原谅我可能不够确切的翻译。事实上，当时的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村上恳切的言辞，只觉得是个“村上式的回答”。
读完《骑士团长杀人事件》再看这封信，居然有种差不多要掉眼泪的心情。无论成果呈现怎样的面貌，村上一直是个坦诚的写作者。
说起来，和村上的邂逅也很神奇。大概是1996或1997年，在学校图书馆（那是一所职业高中，图书馆的书也不多）的翻译小说架上浏览，看到一册没有封皮并且少了前十页的书。我想什么书被翻得这么破，拿起来翻看，结果一看就放不下了，直接借回去。那是个奇妙的科幻小说，夜鬼，图书馆，记忆和独角兽的头骨，一分为二的“我”。故事有种不紧不慢的失速感，让十六七岁的我感到了震惊：原来还有这样的日本作家。
没错，那就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至今仍是我最爱的一本村上小说。知道书名和作者是后来的事了（不知为什么版权页也没有），还书的时候请管理员查了编号卡。
当时没有互联网，也不知道村上是这么有名的作家。1997年在福州路的上海书城买到两册村上的书，又写信给漓江出版社，通过邮购，才把当时的一套五本收齐。
二十年后，《骑士团长杀人事件》出版的那几天，我正好在镰仓旅游。于是在第一时间买了新书，那几天除了逛镰仓，都在看书。
经过让人沮丧的《1Q84》《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可以说新的大长篇有种“回到原点”的感觉。读完这两本，又重读了《奇鸟行状录》。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如果没有遇见村上，我不至于写小说，也不至于学日语。但人生是没有虚拟假设的，也许——即便没有遇到他，我还是会吭哧吭哧地啃日文书和写小说。
但还是会有些不同吧。就好像因为少时太沉迷他，一直想做出好吃的意大利面。最后我也只会做当时的上司教的一种：大蒜和辣椒用橄榄油煸，再拌入煮好的面条和番茄酱。顺便一提，镰仓站旁边的RONDINO咖啡馆有好吃极了的意面。而且很便宜，700日元的套餐，带一杯咖啡。
村上的主人公一般过着比较平民的生活：啤酒，三明治或意面。这次新书里也大量出现意面，配料好几次都是芦笋。至于酒，反复出场的是芝华士，大概是出于人设。毕竟主人公是画家嘛。再说住在山上，喝啤酒总显得冷飕飕。
过去出于个人的口味，不大喜欢《海边的卡夫卡》。主要是无法理解俄狄浦斯式的故事，明明可以孤独走天涯的少年，为什么一定要弑父娶母嘛。直到两年前在东京看了蜷川幸雄导演的舞台剧，才对那个故事有了新的理解。
就像村上在信里说的：兜兜转转，又会一致。
回到《骑士团长杀人事件》。
就作品本身而言，这是村上久违的“第一人称”长篇小说。从《斯普特尼克恋人》（1999）《海边的卡夫卡》（2002）开始，村上逐步改变了他惯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并在谈写作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2015）中写道，“最后一部只用第一人称写作的长篇，是《奇鸟行状录》（1994，1995）。”时隔二十多年，作家又回到了“我”的叙事。人称的回归感，甚至应该追溯到更早以前，1985年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只有在那部作品中，第一人称用的是新作中的“私”（watashi，我），而其他村上作品多用“僕”（boku，我）。这其中微妙的语感差异，可以说“私”所指代的“我”，比“僕”要成熟一些，带着无法被抹去的丧失感。
丧失来自孤独，“我”36岁，是一名肖像画家，妻子毫无征兆地提出离婚，于是“我”没带什么东西就离开了家，开车游荡了一个半月，经过山形到北海道，又折回东北地区，最终在五月厌倦了漫游，车也濒临报废。靠朋友的好意，“我”在小田原郊外山间朋友父亲的旧居兼画室住下，算是帮朋友看房子，也期待着通过环境的改变换一番心境。朋友还给我介绍了绘画教室的工作，“我”和那里的两名成年学生——都是有夫之妇——先后成了情人。奇妙的事件就发生在搬家后的九个月间。
村上的小说常有失踪和寻找的伏线。失踪者往往是妻子、女友或母亲，仿佛是主人公“我”失却而不可得的理想。
看过《奇鸟行状录》的读者不难从新作中发现似曾相识的脉络。妻子单方面宣布分手，是任何人的人生中都可能发生的普通事件，但发生在村上的主人公身上，背后往往有无法用现实来归结的原因。那个原因几乎是寓言式的，为此，《奇》的主人公脸上莫名多出一块青痣，一次次下到井底。现在时的东京（在该书中是1984-1985年）摇曳变形，和1938年的“满洲国”、日本战败后的苏联集中营以不可见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必须和没有名字也没有形体的“恶”进行对峙，才能将妻子寻回。
那么在《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中又如何呢？“我”的兴趣是抽象画，为了养家画了多年肖像画。让我暂住的朋友，其父亲是著名的日本画家雨田具彦。搬进那栋房子后不久，“我”在屋顶夹层发现了一幅雨田具彦不为世人所知的大师级作品，题为“杀死骑士团长”。正如第一部的副书名“显现的理念篇”所提示的，这又是一个肉眼可见的现实被“理念”（哲学概念中的idea）撼动的故事。村上用他擅长的层层剥开的写法，将读者引入了奇妙的境地——阅读体验恰如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心境。
《奇鸟行状录》中，预言者向主人公给出了奇妙的建议：“该上则上，该下则下。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
跨越了多年间的若干部作品，这建议对新的主人公依然生效。
村上自己也在新作中提到了《爱丽丝漫游仙境》，甚至可以说，刘易斯·卡罗尔的故事是这部小说的潜文本。小说中有两名少女，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在她十二岁那年去世；“我”搬到小田原之后在绘画教室兼职，儿童班有个十三岁的学生秋川真理绘（秋川まりえ）。
少女是村上小说中的典型形象，《舞！舞！舞！》的“雪”（也是十三岁），《奇鸟行状录》的笠原May。她们因为年龄也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和世界之间存在着类似龃龉的距离感。她们投向成人世界乃至“我”的目光，像怕生的猫一样谨慎，又带着奇异的洞悉。
如果说“我”的命题是找回妻子，少女面对的问题则是含糊不定的。就像村上另一部以少年为主角的《海边的卡夫卡》，在第二部接近尾声的地方，真理绘“必须成为有勇气又聪敏的女孩”，也就是说，她需要经过某种形式的试炼。
和永恒的少女形象成为对照的，是新作中再一次出现的“完美的男人”。多少有点像《舞！舞！舞！》的五反田，《奇鸟行状录》的肉桂。“我”没事就在阳台上眺望雨田家对面山顶上的豪宅，白色墙体，蓝色玻璃幕墙。让人不由得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住在那个家里呢……毫无疑问，是在那座潇洒的玻璃幕墙的宅邸内，过着优雅而自由的生活。”
完完全全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考虑到村上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热心译者，这种情景的介入也是水到渠成。
等山谷对面豪宅的主人出现在“我”的眼前，自称名叫“免色涉”，又让人想起《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当然了，免色并非扁平化性格阙如的多崎作，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像盖茨比。无论是他的多金和神秘，还是他对“我”的不设防，要说差别，只是这位免色“盖茨比”不搞常日饮宴那一套，而是贯彻着孤独，一个人居住在大宅里。而根据村上笔下“完美男人”的惯例，其完美程度和所怀抱或隐藏的黑暗，可以说是成正比的。所以五反田选择了死，肉桂从少年时丧失了声音。至于免色，也有他无法自主的另一面。
其实，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并不完美，因其缺陷，才有血有肉，盖茨比的死也才让人扼腕。村上春树最像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恰恰是他称之为“现实主义作品”的《挪威的森林》。对逝去青春的怀恋，还有“幸福存在于无法企及的彼岸”的忧伤，贯穿了故事的始终。他中后期的作品都有一个命题，那就是巨大的无以名之的“恶”，其呈现方式多种多样，主人公也因此经历了不同的历险。但归根结底，村上的兴趣不在于书写“我们的时代”。他持续创造的，是隐喻和象征。
如果说在村上的早期作品中，“恶”还是天边黑云般的存在，到了1994年的《奇鸟行状录》，“我”用棒球棍殴打流浪歌手的暴力性场面，是主人公和隐藏于自身的“恶”的正面交锋。日本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正是从《奇》开始，村上不再是一位只书写青春的丧失感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有着对政治、对日本社会的深入思考。
沙林毒气事件后不久，村上回到日本，用一年时间采访了近六十名事件的受害者，在1997年推出写实作品《地下》。他暂离小说创作，投入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非虚构写作，并非出于“同情”或“替受害人说话”这么简单的动机，1998年底，又出版了《在约定的地点——地下2》，是村上对奥姆教信徒的采访集。
村上在《地下》后记中写道，“那些我们不愿正视的部分，不正是我们自身的阴影（underground）吗？”
于是有了后来的《海边的卡夫卡》和《1Q84》，虽然也有评论家指出，把具体的社会问题简单归纳为个人面临的“恶与黑暗”，有过于简化的嫌疑，但从这些小说里，可以看出作家思考的痕迹。
然后是现在的《骑士团长杀人事件》，第二部的副书名干脆就叫“变迁的隐喻篇”。这一次不再是俄狄浦斯式的少年历险，也没有明确描写“教团”，虽然秋川真理绘从未正式出场的父亲信仰某个研究“转世”的不靠谱教派，但也只是一笔带过。书中出现的“恶”变得更加抽象，简直就像“我”的画作。
村上的作品中最经常出现的，是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日本图景。当他在1979年出道，乃至在其后二十多年间的创作高峰反复书写逝去的时代，不能不说有着某种怀旧意味。巧的是，村上在中国的流行比日本滞后了十来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年轻人，在初次体验到物质世界的加速度时，会被村上小说主人公那种置身物质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有内心的姿态所打动。
《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一开始并未指明时间，却暗藏了关于年代的线索——画家雨田九十二岁高龄，躺在疗养机构里，患有老年痴呆。他年轻时曾在维也纳留学，正值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期——由此推断，小说中的时间应该很接近“现在”。不妨提出一个参照，故事始于1984年的《奇鸟行状录》中，参加过1939年诺门坎战役的间宫中尉，年龄设定是七十多岁。
要到故事的最后，3.11大地震作为主人公在几年后通过电视目睹的一幕登场，才点明了作品的时间点。那大约是2005年后的某一年，很有可能是2007年，主人公三月离家漫游，五月住进小田原的家，在那里生活到第二年的年初。
然而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日本，村上笔下的主人公仍固守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行为准则。听老唱片，不用手机，也不收发电子邮件。感觉上，把整个故事原封不动地往前挪二十年，也仍然成立。为了让故事线得以顺畅走下去，作家甚至让十三岁的秋川真理绘也不用手机。她带着手机但很少打开，形同摆设。
不得不说，在当下，真的有这样远古范儿的美少女存在吗？
纵观《骑士团长杀人事件》，故事本身很单纯，村上用了一千多页，写了一场从失去妻子到重新和妻子生活期间，“我”经历的不可思议的冒险。要说絮叨，也确实有点絮叨，和同样是“失妻物语”的《奇鸟行状录》相比，少了很多“他人的故事”，也因此在丰富性和纵深感上有所欠缺。用绘画打个比方，新作既像是大写意山水，又在细部呈现不厌其烦的工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