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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各省GDP排名出炉:那些富裕地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

煮酒论史  · 公众号  · 历史  · 2017-02-24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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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原创:何志浩

微信公众号「掌上历史」兼「煮酒论史」主笔,著有《战匈奴》《大唐文青》等。


2017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31个省份201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数据。


尽管GDP作为并不是衡量经济情况的唯一数据,但是他可以非常直观的表现各地的经济总量情况。再结合一下前年人均GDP的数据,各省区间的贫富差距基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

结合两张表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会更加全面,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内蒙虽然GDP总量不尽人意,但是人均排名却非常靠前,山东省的GDP总量排名跻身前三,但是其人均相比之于其总量则稀松平常。


如果我们再精确一点,精确到每个地级市、州、盟,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下面这样一张地图:全国相对富裕程度地图



综合上述情况和人口分布,中国财富最集中的地区,可以总结为三个地区:


长三角(江浙沪)、东南沿海(广东珠三角和福建沿海),京津唐。


其实,这样的经济格局,已经和两千年前的中国千差万别。在西汉最强盛的时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为关中地区(今天的西安一带)、中原地区(洛阳一带)以及河朔地区(河北邯郸一带)。而这三个地方在如今的经济格局中,都乏善可陈。


通过这幅人口密度图,我们可以依稀看出汉朝时候的经济发展情况。


那么,今天这些富裕地区,究竟是怎么富裕起来的呢?通过考察这些地方发家的历史,我们会对这些地方的经济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长三角:战乱年代的受益者


在秦汉时代,长三角地区已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并且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拥有了为数不少的中原移民。但是即使在强盛的汉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却始终乏善可陈,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当时整个南方地区地广人稀,没有大的饥荒,但是也没有太多富户,几乎没有太多商业。


到了东汉末年,瘟疫爆发,天下大乱,最后天下三分,孙权在南方建立了吴国,与魏蜀鼎足三分。从地图上看,吴国虽然土地面积相当之大,与占有西域的魏国相当,但是吴国的国力却远不如魏。这一方面让吴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和野心,另一方面也让吴国积极的建设经济,为后来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了晋朝,长三角在内的南方地区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大发展。当时,中国北方在经历了多年战乱之后,遭到鲜卑、羌、匈奴、氐、羯五个部族的入侵,留在北方的汉人和外来部族先后建立十多个小国,混战不已,而南方则因为远离胡人,相对安定。


一方面,晋朝中央政府和北方贵族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选择南逃,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以及先进的文化。这种情况,史称“衣冠南渡”。


另一方面,孙权的吴国政权已经在长三角地区建了建邺城(今天的南京)作为国都,晋朝中央政府自然也会选择这里作为新的首都。


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的北方虽然乱,但是分为多个小国,一时不会威胁到南方小朝廷的安微。东晋在南方经营了一百多年,到了南北朝时期,长三角地区已经以现在的南京、扬州、杭州为中心,凭借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系统,形成了一个发达的经济圈。


到了隋朝,天下重归一统,又修建了京杭大运河,将全国各地的经济发达地区连成一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大唐盛世中,虽然中原地区(河南)、关中地区(陕西)依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是长三角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到了唐朝中期,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即扬州和益州(成都)的经济繁荣程度在南方各州郡之中,数一数二。


从上图的人口密度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传统的关中、河南、河朔地区之外,今天的扬州到杭州地区人口密度已经和上述地区比肩。


到了南北宋之交,金兵南下,再度引发了新一轮衣冠南渡,中原地区大量的财富、人才、劳动力进入长三角地区。


加上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兴起,长三角地区作为世界的三大河流的入海口,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心之一,自然也会在海外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差不多从南宋时期开始,长三角便一直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直到今天。


而且,海外贸易的发展,也让其他地区成为受益者。



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受益者


在先秦一直到秦汉,陕西地区是森林气候,温润潮湿,适合农业发展,故而在周朝到汉代的时候,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到了唐代,陕西已经出现了初步的荒漠化,但是不再适合大规模耕作的关中地区依然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发展惯性和作为首都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由此开始。


在古代中国,有三样商品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仅此一家:瓷器、丝绸、茶叶。这三样要么是中国特产,要么是他们没办法复原的高科技,故而成为高附加值商品,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到了宋代,丝绸之路被西夏等等小国拦截,而且丝绸之路本身也面临着荒漠化等等问题。要和西域的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只能通过航海。到了南宋,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宋朝政府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更加依赖海外贸易。


在这之前的唐朝,广州、泉州等地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海上贸易,有一定的基础。于是,南宋在广州、泉州、杭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积极开展对外海上贸易,直接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唐朝之前,广州和泉州都属于“蛮荒之地”,即使衣冠南渡,也不会有富户迁徙至此。


到了明代,市舶司制度被沿袭下来,明朝中后期虽然因为倭寇之患,一度罢免各地市舶司,但是很快恢复。到了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全面开放海外贸易,中国的海外贸易也迎来了一个高峰。


明朝中后期,欧洲人已经占据美洲,并且在菲律宾等地建立殖民点。明朝积极和西班牙人为主的欧洲人进行贸易,各国商人们先去非洲抓取黑奴,再用黑奴换取美洲的黄金白银换,再拿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卖到欧洲……


在这个过程中,东南沿海地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尤其是广东。到了清代,满清统治者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仅允许广洲进行被动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广州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清代前期、中期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广州十三行


可能也正是因为广东地区一直有对外开放的传统,所以到了新时代,一位老人画了一个圈,又让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成为中国率先开放的窗口,更令广东沿海地区的经济地位锦上添花。



京津唐:政治优势的受益者


在汉唐时代,河北地区的经济也一直不错。三国时期,曹操占据河南,并且占有名义上的首都,综合实力却依然逊色于仅仅占据河北的军阀袁绍,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当时的河北经济主要集中在邯郸一带。通过很多先秦留下的成语,诸如邯郸学步、价值连城等等,我们也能一窥当时邯郸一袋的经济繁荣。


但是,随着游牧民族的崛起,后世战乱频发,河北首当其冲,引发了大量的人口流失,尤其是高收入人群(贵族、士大夫)的逃离。到了宋代和明代,河北地区无论从人口还是经济,都已经没有太多地位可言。


但是,明朝在明成祖时期(1403年-1424年),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将首都从南京迁徙到今天的北京。


一方面,明成祖从自己的侄儿建文帝手中篡夺了皇位,北京是他起家的地方,这里没有建文帝的旧势力,自己的根基也更牢靠。


另一方面,当时的北方蒙古虽然表面上臣服,实际上却心怀叵测,朝廷必须大力镇守北部边界。故而明成祖的迁都也被后世誉为“天子守国门”。


但是,定都北京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北京地区靠近沙漠和草原,气候干燥,并且西部北部全是崇山峻岭,周边地区的土地也相对贫瘠,有限的农业出产无法满足过多的人口。


在蒙元时期,虽然北京也作为都城存在,但是主要靠运河的漕运维持运转,一旦脱离南方运来的粮食,北京城就危在旦夕。而明初徐达北伐的时候,为了防止蒙古军队反扑,已经将北京旧有的漕运和城防系统毁掉。


故而,明成祖组织了极大地人力物力,先疏通漕运,后修筑城池,历经十余年,才完成了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的壮举。


迁都之后,依靠政治优势,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和运河运送到京城。在这个过程中,天津作为一个物资入京的中转站,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后来清军入关,满清王朝依旧以北京作为都城,进一步确立了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凭借着政治优势,北京、天津包括后发的唐山地区,成为一个新的财富集中地。



通过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三个地方的不同点


长三角地区,因为历次衣冠南渡而拥有了大量的人才、资源、人口,加上水系发达,交通便利,故而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到了后来,海外贸易的兴起,更加确定了其地位。


总之,长三角地区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这一地区的发展,是具有扩张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中心带动周边的各市各县各镇甚至各村共同富裕。在今天,以上海为辐射中心,往西到南京,往北到南通,往南到温州,各富裕地区连成一片,蔚为壮观。


长期的富裕也让长三角地区的居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至今,这里依然是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各个科研文化领域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这种富裕也令苏南、上海、浙江互相抱团,形成了一个跨身份的小地域认同,对其他地区有着一定的不平等,在网购领域的“江浙沪包邮”便是一例。


相比之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富裕地区则是零星分布。因为广东福建也并不是全境靠海,也不是所有靠海地区都有大型港口。


长期的海外贸易,也让广东、福建的居民非常具有开拓性,在海外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侨民,海外华侨、华人,相当一部分祖籍是广东、福建。但是,这种民风也让一些当地人在经济领域盲目大胆,不惜进行走私、诈骗等等活动。

而京津唐地区,则是因为政治优势而崛起的,在三个经济中心之中,时间最晚。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难以承载大量的人口,故而作为首都以来,一直需要外部输送来的资源才能度日。


故而,京津唐地区的经济发展最不具备扩张性,并不能很好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典型的例子便是廊坊,廊坊市的“北三县”(三河、大厂、香河)被北京天津包围在中间,但是其经济水平却一直不尽人意。而相比之下,上海周边的县级市比如昆山、启东,却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


而且综上所述,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均衡,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大。这其中的差距并不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南北差距”,而是“东西差距”。无论长三角还是东南沿海还是京津唐,都属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乏善可陈。


其实在历史上,属于中部的洛阳、武昌、赣州等地,属于西部地区长安、成都、天水等地,也都曾经是相对富庶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潜力是有的,只是需要一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