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现实就能改变现实吗？加莱亚诺的回答是肯定的。萨特关于文学 “介入 ”的理论对拉美作家有着广泛影响，他们在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六十年代坚信文学创作就是革命行动，正如略萨——当时他还是个左派——在一九六七年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所说：“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和反抗。作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议，要唱反调，要批评。”文学——革命之火的梦想幻灭后，加莱亚诺在一九八〇年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时，采取了更为谦逊的态度：
在禁止言说和制造恐惧的体制里，创造和杜撰的力量向绝对服从的惯例发起进攻。……人们都说，一本书不会改变世界，的确如此。但世界是被什么所改变呢？是一个进程，或快或慢；永不停息的、上千个层面同时存在的进程；写出来的文字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层面。
他更重视文学想象的潜力。在独裁制度下，正如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回忆智利皮诺切特专制时代时的描述：“那时候，好奇和大胆都是被明令禁止的。”想象不可能之事就是对统治者的反抗，至少可以在一潭死水般的精神生活中激起微澜。对这种暴力制度的终结，加莱亚诺怀有信心和耐心。他把文学视为改变现实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这些因素能形成一股合力，最终造成社会现实的巨变。无论如何，文学无法离开现实，现实也无法摆脱文学。“爆炸”之后的拉美文学直到今天，无论是学院气息浓重的皮格利亚，还是天马行空的波拉尼奥，作家们从未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承诺。
“拉美文学 ”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问题呢？去年的里约奥运会在国内带动起一波 “巴西热 ”，有学者撰文指出巴西文学的独特性，以此质疑 “拉美文学 ”的提法——巴西文学与西语美洲文学是两个独立发展的系统，不应被笼统地囊括在虚幻的 “拉美文学 ”之名下。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前者是葡萄牙语文学，后者则是西班牙语文学。
或许，当我们欲图为“拉美文学”开具合法证明时，语言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加莱亚诺谈到了语言问题，在他看来，应当在文学革命中成为主角的不是作为工具的语言，而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过分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将文学缩减为纯粹的烟火表演术”，就是将美学形式奉为唯一的神明，将手段混同为目的。当西语文学和葡语文学翻译成中文时，它们主要的文学价值仍然被保留了下来，我们更能在超越语言差异的层面上认识到西语美洲文学和巴西文学的共通之处。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指出，一部文学作品的“材料”，在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它们在同一部作品中组成为复调式的联系。因此，语言的差别并不妨碍我们将西语美洲文学和巴西文学视为一体。
加莱亚诺明言，“拉丁美洲 ”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现实，也是一个文化现实；一个统一的拉丁美洲是一个伟大理想、伟大任务：
有许多种理由、许多个奥秘，让我们所有的拉丁美洲人感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祖国的一部分，数百年来，来自全世界、来自所有文化的人在这里相聚，在这里融合并成为自己。 ……不管长着什么颜色的皮肤，也不管说的是什么语言，我们都是用同一块富饶土地上的多种类型的泥巴捏出来的。
相似的历史，相似的命运，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并把这个共同体所产生的一切精神成果都当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一共同体的持续存在来说，文学又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加莱亚诺的同胞、乌拉圭学者安赫尔 ·拉马就在他发表于一九六四年的名文《拉美小说作家的十个问题》中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始终处于巴尔干化的状态，尽管如此，如果说一个国家与同一地区内另一国家的相似之处一直十分明显，那么这首先应归功于文学，特别是应归功于更深地植根于大众源泉的体裁——小说和诗歌。加莱亚诺并没有发出以文学建构拉美共同体的呼吁。或许他不会否认，一个拉美作家只要忠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意识，忠于文学自身的创作法则，不管他是用西语还是葡语写作，不管他写出来的是多么具有地方色彩的故事，都能让拉美各地的读者视为自己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从而进一步增强拉丁美洲的身份认同；一个拉美作家不仅可以从本国的文化遗产中寻找创作资源，也完全可以来去自如地把目光投向拉美其他国家。加莱亚诺本人就在流亡期间以美洲各个国家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录为蓝本，创作了重塑拉丁美洲历史记忆的巨著《火的记忆》。
